探寻企业家精神：突破“义利之辨”

　　作者：周凌峰

　　1911年，有一位“80后”中国留学生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毕业，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The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School（中译名《孔门理财学》）当年就由哥大出版，比马克斯·韦伯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表仅仅晚了几年。

　　这位80后留学生，就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在赴美留学之前，他已经考中进士，以才识而论，实实在在当得起“学贯中西”这个评语。在书中，陈焕章试图用西方经济学框架对儒家学说进行梳理，“正本清源”，以证实儒家自孔夫子以下，并不排斥经济之学和商业贸易——给陈焕章写书评的凯恩斯，甚至得出了“孔子在关税问题上，是一位极端贸易自由论者”的观感。

　　在陈焕章之前，几乎没有人愿意冒着千夫所指的风险，去给已成定论的“义利之辨”翻案，哪怕清末富可敌国的胡雪岩、盛宣怀，在时人的评议中，也很难得到一个公正的按语。同样遗憾的是，陈焕章的这本吃螃蟹的书，与许多原本能够开一时之风气的著作一样，被国人遗忘了上百年，直到近年才出现了中译本。

　　为经济之学正名、为商业正名、为企业家正名，需要勇气，同时也需要扎扎实实的理论思考，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许，不止百年。

　　就在11月20日，企业家柳传志发文《为湖畔大学正名》，这篇简洁直白的文字很快在网上流传开来，柳传志开宗明义，要为马云创办的湖畔大学正名，为中国企业家正名。在“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已经写入了十九大报告的今天，为企业家正名，需要突破和改变的，不仅是集体无意识层面对商业的排斥，还有对现代商业缺乏基本认知的文化传统。

　　如果用现代经济学理念来观察中国古代历史，不难发现，重农抑商，几乎是每个王朝都曾经有过的轮回宿命，而以汉代和明代初期为最甚，在今天我们看来，这些明显是开错了的经济学药方，却被一代又一代没有商业经验、没有发展意识的士人奉为圭臬，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持有相同的观念，对此，我们也只能以“历史局限性”慨叹之。

　　正如陈焕章总结的那样，即便是孔子本人，在对待商业贸易的态度上，也没有后人想象的那么迂腐，他收大商人子贡作为弟子就是明证，孔子对子贡从事“货殖（贸易）”的情况很是熟悉，言语中也不曾对此有过责难，更何况，孔子本人就是“商人”的后代。从《论语》中不多的论述之中，我们不难找到孔子本人对经济和财政的通达理解，他甚至开玩笑说自己是在“待贾而沽”——当然，孔子也不会像凯恩斯误读的那样，是一位极端贸易自由论者。

　　再延后一点，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司马迁，用不小的篇幅写出《平准书》之后，还前无古人地补充了一篇《货殖列传》，列出了一大堆先秦乃至汉初的商人巨贾，可见即使是抑商政策浓厚的汉代，人们对商业的态度也并不狭隘。

　　可惜的是，在中国古代，商业、商人存在的意义，只有当其和政治挂钩时，才会被记录一二，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以十二头牛犒军，为挽救国家赢得时间的郑国商人弦高，是以善贾而相秦的吕不韦，是民间传说中被明太祖收拾的沈万三，还有“红顶商人”胡雪岩，假如不和政治相关联，他们几乎不会被人知道，而过于关注“稳定生活”的农业社会，一句“商人重利轻离别”，就足以打消小清新诗人们对艰难创业的全部美好想象。

　　无论是弦高、吕不韦、沈万三、胡雪岩，还是集官商体制之大成的盛宣怀，都可以算是旧式政商关系的代表，他们以卓越的才能见识，在原本无出头之地的历史长河中留下痕迹，留下影响力，因商而富，得以介入时事，却又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这其实是传统政商关系下的必然悲剧。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风雨熏陶，今天的人们，都应该明了“均贫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开放的媒体和出版物，也向我们展示了如柳传志、马云，是如何突破计划经济的桎梏，舍弃“稳定工作”，主动成为市场逐浪者，最终成为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家的。新时代，当然需要对商业体系、企业家存在的价值进行梳理和重新认知，构建新型政商关系，需要时间淘洗，更需要整个社会的宽容。

　　即便在我们印象中商业无处不在的西方世界，商人也曾经是被疏忽、被污名化的群体，已经进入课本的莎士比亚名著《威尼斯商人》，就是入木三分的代表之作，这样的偏见和畸见，曾经是前现代世界的普遍现象，直到近代，商业成为全球化进程中关键一环之后，这样的偏见和畸见才逐渐消失，企业家精神，也才成为世人所认同的人文精神之一。

　　用马克斯·韦伯略带美化的观点来看，个人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为目的活动视为一种尽责尽职的行动，把赚钱本身当作一种目的，当作一种职业责任，被看作是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这才是他眼中“新教伦理”对商业社会发展最大的思想意义所在。将韦伯的观点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中，那些遵守商业规范、不行贿、以能力和识见、苦干来获取财富的人们，不就是“义利兼具”的儒商、义商吗？

　　在突破对商业、对企业家的成见之后，也应该清醒意识到，旧式的制度环境下，是无法诞生出真正的企业家精神的，当商业必须依附于比它更强大的其他力量时，守信、勤劳、超前、创新、遵守规则，这些在任何时代都应当是熠熠生辉的人格亮点，都会被“关系”这两个字遮盖得干干净净，只有在商业体系完善的环境中，“关系”才会被“信用”置换干净，企业家精神，才会得到更广泛的认同。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不行贿，能做到吗？当然能，当风清气正成为时代潮流，当政府采购更加公开透明，当公开透明的商业行为代替无所不在的寻租行为，当法律不断健全，法治不断完善，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投身创新创业大潮，将智慧与才干从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中抽离出来，投入到真正的商业行为中去。等到隐形成本降低，无论政府、企业家，还是享受商业带来便利的普通人都能从中受益时，这一社会潮流已经不可逆转，也不需要逆转了。如同我们在大街上买一块烤红薯都可以刷二维码，谁会愿意回到那个需要拿粮票购物的时代去呢？

　　这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有志于商业，有志于践行企业家精神，乃至渴盼从明晰的规则中享受公平正义的人们，都会愿意等待，也愿意付出。

　　阻碍仍在。柳传志在文中提及，有人将马云创办的培养企业家的湖畔大学视同明末“东林党”，这一不伦不类的比喻，大概在惯于阴谋论的群体中，仍然不乏浑浊的回响，不需要熟读史书，都能知道“东林党”这三个字提出来，能指与所指，都不是那么让人轻松的。这些植根于“斗争思维”的陈腐观念，并不比汉代那些重农抑商的思想高明多少，21世纪了，还孜孜不倦于“刻舟求剑”，不是笨拙，也是笨拙；不是自我封闭，也是自我封闭。

　　1845年，大清王朝被迫打开国门几年之后，卡尔·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写下了一段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为改变世界而努力。的确，在过去两百年中，整个世界面貌已经完全被改变，而改变世界的，只会是实干家、践行者，那些恪守两千年祖宗旧制，口口声声“东林党”的人们，享受世界进步带来一切便利，却仍然将头脑沉浸于过去，那就让他们一直坐在火车最后一截车厢里，往后倒看风景吧。

　　时代属于勇于改变、并且付诸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