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终于可以不必为“格斗孤儿”而内疚
看到广受关注的“格斗孤儿”有了一个比较温暖的归属,很多人可能都像我一样,松了一口气。尤其是媒体人,面对这个结果,感觉压在心中的那个道德包袱不再那么沉重。
据媒体报道,备受关注的“格斗孤儿”风波出现了新动向。在政府的支持下,近日,恩波格斗俱乐部获得了体校资质,与阿坝州体校联合办学,这意味着曾经被“遣送”回家的孩子们将可以继续回来训练与学习了。媒体用了“反转”这个词,称他们不仅能接受格斗训练,而且毕业还能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相关方表示,这是一个趋于完美的结局,孩子们保留了选择权,格斗运动也得到正名。
孩子既能依法享受到应有的教育,又能按自己的兴趣接受格斗训练,政府与民间合作解决了格斗孤儿问题,记者终于可以不必为他们而感到内疚。
内疚从何而来?来自媒体报道后改变了格斗孤儿的命运,而且起初的改变,对这些孩子们并非好事,而是命运朝更坏的方向去发展。此事一波三折,舆情不断反转。媒体一开始报道格斗孤儿事件后,那段看起来很残酷、很残忍的铁笼格斗视频引发了舆论关注,俱乐部成为众矢之的。公众是带着“解救孤儿”的情绪介入事件的,政府监管部门也表达了重视,称要“发现一起纠正一起”。不过,随后事件的发展出乎公众意料,孩子们对这种“被解救”似乎很反感,一些孩子被送回老家时,是哭着离开的。那个场景让很多人心痛。
此后,报道此事的记者受到舆论批评。有人说,都怪记者多事,如果不是媒体报道,孩子可能不会像这样“被解救”,被迫哭着离开自己喜爱的打拳。媒体的介入打破了他们本来平静的生活,这不是解救,而是让他们没有了未来。
很多事件中,媒体记者都受到过类似的批评。一位采访蚁族的记者朋友,就遭遇“被报道对象”的鄙视。他做了许多反映蚁族艰难生存状态的报道,房子很破,交通很麻烦,周边配套很不完善,寄望引起相关部门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可当地蚁居者、蜗居者和村民并不喜欢记者,而是对他们充满“敌意”。有一次朋友去采访他们时,走到十字路口,当地村民就指着记者的相机戳戳点点:又是记者,就是你们这帮记者,拍拍拍,把我们的房子拍没了!朋友说自己当时心里很发虚,低着头像逃跑一样离开了那个路口,事后他不断地问这个问题:我们的关注和报道是错的吗?
几年前,有记者关注某地一位集装箱中蜗居的人时,蜗居者对媒体非常排斥。他很害怕引起媒体关注,因为他知道,媒体一报道,城管就会来,连蜗居之地都没有了。还有好几次,媒体报道贫困山村学校孩子令人触目惊心的贫困生活,可学校却被以“非法办学”的名义取缔了;媒体报道贫困群众住房太简陋,结果就是拆、拆、拆,最后连简陋的房子都没了。常把“关注”当“举报”,这真将记者和媒体置于很尴尬的境地,记者出于解决问题的善意而报道真相,却经常“导致”最坏的结果,是记者的错吗?面对问题不该报道吗?
当然应该报道,这是记者的职责。问题的关键在于,记者只有报道的能力,却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还得靠相关职能部门。如果相关职能部门只顾及自身的形象,只是把媒体报道当“舆情”,只想迅速“平息舆情”,而不顾被报道对象身处的境地和面临的问题,采取“锯箭疗法”,结果只会变糟。这也会置媒体于不义境地,陷入“该不该报道”的伦理自责。
感谢阿坝州相关部门,没有认为“把孩子送回家”就尽职了,而是以“最弱者的最大利益”为原则,努力协调让“不合法却合情合理”的事物变成合法的事物,政府和民间合作,既尊重法律又顾及现实,让孩子有一个最好的归属。这才是真正的解救,既解救了孩子,也把记者从“该不该报道”的道德困境中解救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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