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红通”外逃人员归案过半，剩下的怎么办？

　　《新闻1+1》2017年12月6日完成台本

　　——外逃人员归案过半，剩下的怎么办？

　　(节目导视)

　　解说：

　　他是“百名红通人员”之一，但他却一直潜伏在国内，并最终在大连一棚户区被缉捕归案。

　　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二大队大队长 朱杰：

　　据周骥阳交代，他主要就是冒用他人身份做掩护，在多省市辗转藏匿、逃避追捕。

　　解说：

　　潜逃九年涉案过亿，年迈的父母连发两封家书，劝其勇敢承担责任。

　　周骥阳父亲：

　　不管怎么样，就是判刑的话，也是希望他能够活着，不管他判多少年。

　　解说：

　　百名红通名单发布两年多来，归案人数已经过半，剩下的该如何追回？

　　《新闻1+1》今日关注：外逃人员归案过半，剩下的怎么办？

　　主持人 张羽：

　　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1+1》，我们首先来看一段今天的新闻。

　　解说：

　　今天“百名红通人员”李文革从加拿大回国投案。据了解1968年10月出生的李文革，曾经是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国税局的工作人员，涉嫌合同诈骗罪，2013年8月逃往加拿大。

　　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号码为A9394112014。

　　张羽：

　　49岁的李文革，今天回国投案了，这就意味着“百名红通人员”名单中已经有51人归案了，归案人数过半，这意味着两年多时间来我们追赃追讨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那么这些人是如何归案的呢？

　　今天中纪委还在网站上，详细地公布了这些人归案的信息。还有一些没有归案的人，他们藏匿在哪里，怎么办呢？让我们走入今天的节目。

　　解说：

　　中央追逃办今天发布消息，12月1日，浙江省公安机关成功将“百名红通人员”周骥阳缉捕归案。

　　潜逃九年的周骥阳，被押解回杭州时，已是满脸沧桑。

　　犯罪嫌疑人 周骥阳：

　　外逃的这个生活，因为没有身份，没有任何的社会基础，所以一般都是干一些社会最底层的这些艰苦的工作，生活非常艰难，思念家人，受到这种折磨，所以还是想尽快结束这样的逃亡生活。

　　解说：

　　根据中央纪委公布的“百名外逃人员”信息显示，眼前的周骥阳，如今已经47岁，曾是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干部。

　　2006年，杭州市西湖区发生一起合同诈骗案，涉及资金超过1亿元，周骥阳存在很大的作案动机。2008年12月，周骥阳因涉嫌合同诈骗畏罪潜逃。2011年，在杭州市公安局发布的悬赏缉拿令中，排在第一个的就是周骥阳。2015年，“百名红通人员”名单集中公布时，周骥阳的疑似外逃地被标注为中国香港。然而，令许多人没有想到的是，9年来，周骥阳的真正藏匿地点却是在境内。

　　朱杰：

　　专案组先后赴香港沟通协调，以及赴贵州、江西多地进行排查，没有发现周骥阳的踪迹。我们发现线索，我们赴大连对相关的区域，进行仔细排查，同时调取大量视频检控等社会信息，进行深入分析。最后确定周骥阳真实的身份，同时也逐步刻画了周骥阳的活动范围，大致的落脚点。在大连新龙门客栈附近，将其成功抓获。

　　解说：

　　今年11月24日，专案组获得一条重要线索：一名疑似周骥阳的男子打电话向其前女友借钱，该男子很可能在大连。经过杭州和大连两地警方多日摸排，最终在大连某棚户区内将“改头换面”的周骥阳抓捕归案。

　　朱杰：

　　我们抓获周骥阳以后，据周骥阳交代，他主要就是冒用他人身份做掩护，在多省市辗转藏匿、逃避追捕。

　　解说：

　　经过突击审查，犯罪嫌疑人周骥阳，对于在杭州进行合同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交待了其冒用“刘守权”的身份掩护，平时依靠在建筑工地打临工，维持生活。

　　朱杰：

　　目前犯罪嫌疑人周骥阳，已被我们执行逮捕。专案组会尽快查清本案，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解说：

　　值得一提的是，周骥阳不仅是集中公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以来第50个到案的，也是党的十九大后一个多月时间里追回的第二人。

　　张羽：

　　周骥阳是“百名红通”名单当中第50个到案的，整整一半。而正是因为这个数字，他的到案也引起了媒体的强烈关注。我们再来梳理一下，他外逃的基本信息。

　　在2008年12月，周骥阳是因为涉嫌合同诈骗畏罪潜逃。2015年4月的时候，“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当中将他列上，当时他是疑似外逃到中国香港。2017年12月1日，他是在大连被缉捕归案。

　　我们看周骥阳外逃九年的时间，跟绝大多数红通人员逃到境外、国外不一样的是，周骥阳使了一个瞒天过海之计，假装去香港实际是藏在了国内，即使是在国内要抓捕他也相当的不容易。我们看到相关部门到了香港、贵州、江苏、辽宁、浙江等地来核查线索，先后对他的亲属圈、朋友圈、同学圈、生意圈，近百人来排查情况。那么最终将他缉拿归案，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G20反腐败、追赃追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教授来进行解读。

　　黄教授您好，我们看到周骥阳他是在国内被抓捕的，而之前他一直疑似逃到境外中国香港，那您分析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 黄风：

　　外逃人员大概分成两类，一类他们外逃之前，他们出逃之前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向境外转移资产，然后在境外获得身份，包括移民身份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合法居留身份，这是一类。这一类可能是在案发之前或者是案发以后，就失踪了。

　　再有一类是属于案发之后，仓皇外逃。周骥阳的情况是属于这后一类，正如他说的他仓皇外逃，他对他外逃以后在境外能不能站住脚，他自己也心里没有底。所以他外逃的时候，他可能会做一些掩目，他会选择，对他来讲重要是逃匿，他会选择一个对他来讲更加安全、更加便利的地方藏匿起来。所以他搞了这么一个掩目，实际上还是留在了境内。

　　张羽：

　　那相对于逃到国外的这些红通人员来讲，藏在境内是不是更容易追回和抓获呢？

　　黄风：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在境内不存在向境外的一些法律上的困难。在境外的话，要遣返引渡他们，可能要依据境外的一些法律制度，会存在一些法律上的困难或者障碍。在境内的话，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但是在境内，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他们可能也会有比较熟悉的一些方式，来藏匿起来。

　　张羽：

　　对这些外逃人员我们用什么手段来确定他的位置，那么现在还没有追回的49名外逃人员，有没有可能也有人藏匿在国内呢？

　　黄风：

　　确定他们的位置，实际上外逃人员逃到境外的这些外逃人员，他们也分不同的情况，有些人他有合法的居所，合法和比较稳定的居所，他们甚至在境外还从事一些职业、从事一些企业，办一些企业。有些人是躲避西藏，过着藏匿的生活，对这些人我们主要是通过执法合作和司法协助的方式。

　　执法合作就是和各国的执法机关来交换有关的信息，司法协助我们在这个司法协助条约里有一项，叫做查找和辨认有关人员，我们可以向外国的主管机关提出这方面的申请。外国的主管机关他们就会在出入境管理这方面，特别留心这些人的出入境情况。当然这种查找和辨认有关人员和红色通缉令不一样，它并不要求外国主管机关发现这些人以后就对他采取什么措施，或者对他进行盘问。

　　外国主管机关发现这些人以后，会把他们的行踪记录在案，然后提交给我们的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不会打草惊蛇。

　　张羽：

　　好，黄教授，我们稍候再深入探讨，那么对于“百名红通人员”，相关部门是使了各种手段来施加压力，希望他们能早日归案；而他们的亲属，也开始站起来呼吁他们自首。

　　配音：

　　2011年1月 家人写给周骥阳的信。

　　永远都无法忘记2008年12月25日这个黑色的日子。当我们惊闻你失踪的消息时，犹如晴天霹雳，眼黑腿软，全家人在极度恐慌中抱头痛哭，静坐发呆，谁都无法相信这样的事实。

　　解说：

　　随着周骥阳的缉捕归案，父亲和妹妹写给周骥阳的两封家书，也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周骥阳父亲：

　　(老伴)她天天想这个事情，是不是。这老太婆，这个文化又不高，天天想、天天想的，就脑子想坏掉了。她这个病得比较厉害，老年痴呆症。

　　配音：

　　2011年1月 家人写给周骥阳的信。

　　一波又一波的讨债人来到了我们家，搬走了所有值钱的不值钱的东西，当满心凄凉的我们提着简单的行李，走出父亲花了多年心血而建造的房子时，你可知道我们三个人滴血的心吗？当我们被债主围困，彻夜不让睡觉还要遭受打耳光、辱骂、泼热水于脸的屈辱时，同在蓝天下的你有过一丝心灵的震颤吗？

　　解说：

　　周骥阳曾喜欢研究期货，但并没有通过炒期货赚到钱，反而因此欠了许多人的钱，有的甚至是以高额利息的方式向他父亲身边的同事骗钱。周骥阳的家人是在案发之后，才从警方得知了他的所作所为。而周骥阳欠下的债，只能由他的家人来还。

　　周骥阳父亲：

　　他这个债，你根本是还不掉。他有1亿多的欠钱，你说我们这一点工资有什么用。反正我的工资就一半一半，我的工资也不算低的了，我是中学高级老师，我的工资的话一直是在我们这个系里面，总是在前面的。就是说我一半一半还，把我的工资扣一半这样子。

　　配音：

　　2016年2月家人写给周骥阳的信。

　　别的不说，就拿我们家替你借的巨款，他就像一把无形的铁钳牢牢地夹住我们，根本动弹不得只好移至法院，结果是以房抵债，冻结工资，永远卑微地生活在社会的底层。

　　解说：

　　如今，周骥阳的父亲已经78岁，母亲69岁，自从周骥阳潜逃后，母亲就病倒了，并患上了老年痴呆，现在老两口生活在乡下。

　　配音：

　　2016年2月家人写给周骥阳的信。

　　过年了，按照风俗习惯，家人团聚，共祝多福。可是自从你走后我们家就没有贴过对联，放过鞭炮。你的孩子已经上了高中，不要让他永远生活在你的阴影里。现身吧，把握人生的机会和希望，走对今后的道路，我们还会在家里等着你......

　　周骥阳父亲：

　　作为父亲的话，当然他回来还是比较好。按法律来讲的话，他回来的话，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不管怎么样，我们的话也是有一种妄想，希望他能够活着，就是判刑的话也是希望他能够活着，不管他判多少年，在牢狱里面能够生存也是好的。

　　张羽：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周骥阳的家人发出的两封信，是写给周骥阳的。在周骥阳出逃之后，实际家人承受的是精神和经济的双重困扰和压力，一个人犯罪和出逃摧毁的是一个家庭。而敦促他自首，亲情的力量也是十分重要的，那我们继续来连线黄风教授。

　　黄教授，在整个的追赃追讨过程当中，是不是亲人相关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常用手段之一呢？

　　黄风：

　　是的，实际上对外逃人员，不管他是逃到境外还是在国内逃匿，这个劝说他自动投案，这是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打心理战，就是要利用他走投无路、陷入困境，甚至出现一些良心上的一些反悔，这种情况下打他的心理战。而他亲友，从亲情的角度去做一些工作、做一些劝说，在这个心理战当中是有一定分量的。

　　张羽：

　　我们看到周骥阳实际最后是因为生活所迫，向前女友借钱暴露了自己，最后是被抓捕归案。实际在“百名红通人员”追回的51人当中被抓捕的是少数的。我们来看51名当中劝返的占到了35人，遣返的占到了10人。劝返就是听到规劝主动返回的，而遣返是被当地所遣返回来的。抓捕占到4人，其他占到2人。

　　那么在现在追回众多手段当中，劝返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您觉得这是最有效的手段吗？还有什么改进的地方呢？

　　黄风：

　　对逃往境外的人员，劝返这是一种，从某种意义上比较有效的一种方法。为什么呢，这种劝返它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追讨回来的人，比较大的比例是通过劝返回来的。这个劝返它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刚才说的亲情的劝说，另外一个可能更重要的是刑事政策的力量。

　　外逃人员他实际上都是想得到一个，对他自己比较有利的后果。如果我们刑事政策，能够给他提供这样一种可能性，这样一种机会，这样一种获得宽大处理的黄金桥，那他会做出这样选择的。这几年，我们在劝返这方面取得成功，我觉得是和我们刑事政策一些有效的处置，是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一个我们在对外逃人员，他们投案的标准认定上我们是比较宽大的，即便有些外逃人员他已经被羁押了，已经被限制人身自由了，只要他愿意接受遣返、愿意接受引渡，我们都可能会把他认定为自首。你像杨秀珠，她已经在美国的监狱里羁押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回来只要她接受劝返，我们就会认定她自首。

　　所以从劝返来讲，除了亲情的劝说，这个刑事政策也起着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张羽：

　　我们看到现在在“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当中，还有49人是在逃没有归案。那么他们是在哪里，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继续往下看。

　　解说：

　　昨天，中央纪委网站发布了一组大数据。2015年归案18人，2016年归案19人，2017年截至目前归案13人。今天，2017年的这个数据将改为14人。

　　李文革，曾经是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国税局的工作人员，因涉嫌合同诈骗罪，2013年8月逃往加拿大。他排在百名红通人员归案的第51名，同时也是从加拿大归案的第12名红通人员。

　　根据昨天中央纪委大数据的梳理，归案的50名“百名红通人员”是从19个国家或地区追回的，其中最多的是美国，共12人，其次是加拿大11人。李文革的归案，让加拿大和美国并列成为最多的国家。

　　百名红通人员中，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选择美国加拿大作为逃往落脚之处？那里真的是他们的避罪天堂吗？在1999年就逃往美国的第19号百名红通人员刘常凯看来，在美国的生活其实备受折磨。

　　“百名红通人员”刘常凯：

　　在我来说，在国外就像坐了18年的牢，很寂寞，跟坐牢差不多，没人跟你说话，你也说不了话，也没有人跟你沟通，虽然人出出进进，但是跟坐牢差不多。

　　解说：

　　国外不是法外，美国也不是避罪天堂，在我国追逃追赃的强大压力和政策感召之下，不少像刘常凯一样的红通人员，陆续归案。

　　2015年9月18日，潜逃美国14年的贪污贿赂罪嫌疑人杨进军被遣返回国，这也是美国首次向中国遣返百名红通人员。同时，他也是百名红通人员一号人物杨秀珠的弟弟。一年后，同样藏匿在美国的杨秀珠，也踏上归案之路。

　　“百名红通人员”杨秀珠：

　　“确实是我的错，我要认账，在这里我还要劝劝跟我一样，这些在国外的(外逃)官员，或者逃出去的这些人，你们想想看，我是红通1号，我们祖国对我也就是这么礼待，请他们快回来。”

　　解说：

　　美国和加拿大是百名红通人员藏匿最多的国家，也是归案最多的国家。截至今天，在尚未归案的49名红通人员中，美国24人，加拿大8人。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过勇：

　　由于意识形态和法律体系等方面的原因，我们国家跟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都没有签订双边司法引渡协议。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是高度重视跨国追讨追赃，在中外执法合作机制的建立方面，美国还是一个领头羊。中国首先是把美国做一个突破点，尤其是利用APEC、G20这样一些舞台，督促美国在追讨追赃方面，配合我方的一个行动。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双方应该说合作机制逐步建立起来了。

　　张羽：

　　我们看到“百名红通人员”犯罪类型最多的，首先是贪污然后就是受贿，而他们外逃藏匿地首选的就是美国和加拿大。从美国和加拿大已经追回了24人，两个国家分别是12人。而现在在美国还藏匿24人，在加拿大还藏匿8人。让我们继续连线黄教授进行探讨。

　　黄教授，为什么这些外逃人员他们喜欢到美国、加拿大这些地区，从这些地区把他们追回难度现在在哪里呢？

　　黄风：

　　这个腐败案件的外逃人员，他们在选择外逃目的地的时候，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和他们腐败犯罪的一些目的联系在一起。就是说他们想窃取更多的资金，然后到国外过一种比较舒适的生活。这样就是他们在外逃的时候，也是向外转移资金，取得当地的身份。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都是移民大国，在这些地方取得移民身份，相对来讲比较容易。所以他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是这些腐败犯罪外逃人员所选择的主要外逃目的地。

　　张羽：

　　现在从这些地区把他们追回，主要的难度是什么？

　　黄风：

　　主要的难度就是我们和美国、和加拿大，还没有缔结双边的引渡条约，但是我们这几年实际上已经总结出来了一套境外追讨追赃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且我们现在，在司法合作这方面，和美国、和加拿大我们的关系是最密切的，而且也是比较有效的。我觉得下一步，可能就是在境外追讨追赃当中，要进一步发挥国际合作这样一种效力，然后真正形成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对于劝返也起一个积极的作用。

　　张羽：

　　好，多谢黄教授。“百名红通人员”归案已经在半，这对在逃人员来说是一种震慑，国外并不是避罪天堂，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名单会越来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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