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大同沙岭北魏墓葬壁画摹制全过程 找回失落的历史

　　让壁画保存下来 是探索，更是抢救

　　1600年前，从大兴安岭深处走出，转战数百年而得天下的拓跋鲜卑，带着满身的粗狂气息建立了北魏王朝，在昔日的平城(今大同)定都。在大同扎根的近百年时间里，北魏走过了从部落联盟到封建国家的历程。尽管地上地下留存了若干北魏文化遗产，让世人看到了北魏的壮美，但这段最接近当时社会风貌、最接地气的历史资料在哪里，一直困扰着研究者。直到大同沙岭7号墓葬壁画的出土。

　　沙岭北魏墓地位于大同御河之东、沙岭村东北约1公里的高地上，12座北魏墓葬共出土文物200余件，其中一座砖石墓保存有精美壁画且有文字纪年，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7号墓——它也是沙岭北魏墓地获得“200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一张王牌。墓室内的北魏壁画，集中展现了拓跋鲜卑对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和灵魂安置，与同是北魏开凿的云冈石窟对往生世界的想象交相呼应。

　　虽说沙岭北魏墓葬壁画极其珍贵，但文博工作者都知道，墓葬壁画保护是世界性的难题，在这13年的时光里，由于壁画原址无法切断地脉，如今壁画颜色几乎脱尽，不复当年出土时鲜艳。珍贵壁画的抢救性保护是一项急迫的工作。伴随着山西彩塑壁画研究保护中心落地云冈，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也在不断思考，怎样才能让壁画保存下来，甚至“永生”。

　　2015年，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大学副教授姚智泉在大同鼓楼东街开了个壁画博物馆，展示用“摹制法”创制的寺观壁画，张焯听说后就赶紧去找到姚智泉，与其交流了对复制墓葬壁画的看法。“复制墓葬壁画？我们从来没干过，也没想做过，这是件有挑战的事情。”张焯想要实现让壁画“永生”，姚智泉则意识到参与的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两位喜欢挑战的人一拍即合。

　　其实，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是张焯的使命感在“作祟”，作为云冈石窟的“掌门人”，他深知公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渴求，对于古代世界的探寻和求知，所以，他希望能为沙岭墓壁画提供一个展示的空间，让公众近距离感知北魏时间、平城岁月。

王雁卿（右一）和画师研究细节。 图片由云冈石窟研究院提供

　　科技考古手段做支撑 1:1还原壁画内容

　　为了保留壁画的本真，姚智泉团队使用了壁画“摹制”技艺，也就是先做一个与当时历史年代、所用材料相同的墙体，然后再在上面搞创作。如果你有机会在现场看到“克隆”好的壁画，肯定会被其逼真、细微所折服，那些散发着泥土味道，渗透着矿物质原料的壁画，似乎依旧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起初接到这项任务，姚智泉想到了三个问题。“画什么？怎么画？壁画载体的地仗层怎么做？”为了解决这三大难题，他可谓绞尽脑汁，因为北魏离我们太远，尤其是在绘画艺术上，没有任何参考。最后，云冈石窟研究院数字中心采用了多类型全方位空间信息测量手段，对墓葬进行测绘，并且用激光三维扫描技术对墓葬整体进行高精度三维信息测量与采集。“先通过高清扫描，然后再对壁画地仗层的材质进行取样分析，比如是用什么石灰做成，里面掺杂哪些材料，接下来我们就会收集这些材料，做成一模一样的地仗层。”

　　其实，这才是“摹制”技术的第一步，紧接着，还得分析壁画上绘图所采用的颜料，“沙岭墓壁画是红、黑、蓝三种色彩，你得分析到底用的是自然染料还是矿物质染料。”这些工作，就是做壁画的基础，通过科学技术，分析壁画的图像信息、艺术信息、材料信息，力求打造出的壁画，从质感、材料、肌理以及历史厚重感上，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原作。

　　从2015年开始到2017年年底完工，一画就是两年之久，这应该是姚智泉工作生涯中最难攻坚的一个课题，但他却与团队成员乐此不疲。“我觉得这是一件造福子孙后代的事情，能让我们的传统文化保存下来。”古代壁画的保护是个世界难题，原址保护的话，条件有限，壁画色泽会逐渐脱落甚至消失。国际上也在采用壁画切割的方法，把壁画放到博物馆里，可是切割后有些信息会丢失，壁画内容就不完整。或许你会说，用相机拍下来呗，可是电子数据固然可以让壁画永存，但那可视不可摸，于公众而言，也是一种遗憾。如今，这个两难的难题，通过壁画“摹制”方法基本解决了。

　　要想1:1还原壁画内容，可不仅仅是靠画家临摹那么简单。在最初的实践过程中，画师们可没少受打击，因为他们对历史信息不了解，很多画作都不准确，没办法接近真迹。对此，云冈石窟研究院专门成立了由院长张焯、信息资料室主任王雁卿以及大同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对画稿进行把关指导，为“摹制”团队提供考古学和北魏历史研究方面的学术支撑。

　　很多人都好奇，考古人跟画师该怎么合作？对此，王雁卿告诉记者，要把画师“培养”成考古人。“首先，画师们每天要写工作日志，就像考古日志一样，把每天的工作内容、绘制技法都记录下来，对于日后工作是一种探索。其次，就是让画师们从画线稿开始。”她说，“其实，在画师绘制前期，云冈石窟研究院信息中心已经把壁画的各类信息采集回来，比如一个器物的大小、在壁画上的精准定位等，为日后绘制提供了基础支撑。

　　上千年前的北魏究竟是什么样？人们过的究竟是怎样的生活？虽说沙岭北魏壁画提供了一些生活模板，但却也留下很多待解之谜。“这组壁画蕴含的信息太丰富了。墓主人宴饮图，从服装到使用的器物，再到助兴的乐舞乐伎，这些信息都要精准；在墓主人出行图中，还有各类车的出现。画师们对这些都不了解，我们前期就要给他们找资料，或者说找墓葬中曾经出土过的实物，领着他们去大同博物馆等地看，让他们有一种代入感，这样绘制出来的图像才能准确。”王雁卿充分发挥了考古人严谨的特质，按照壁画中的不同题材进行分工，有人负责服饰，有人负责车，有人负责北魏器物，比如墓主人用的酒具、酒壶、仪仗队手持的器物等。“很具象，很复杂，得不停地查阅资料，从北魏延续到唐、汉时期，要找到类似的图片提供给画师，他们才好对照壁画上的实景绘制出来，这个过程还得不停地修正。”拿着绘制好的线图，画师们趴在放大数倍的壁画图像前仔细对比，在研究的基础上复制、临摹。8幅大体量的壁画三易其稿，对于王雁卿来说，这是块硬骨头，但她和团队成员及画师们通力合作，硬生生地将其啃了下来。

　　不少专家看到摹制的壁画后，都赞不绝口，在他们看来，这种壁画“重生”，不仅为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可示范的模板，“克隆”后的壁画更能真实反映原来壁画的信息，为广大美术爱好者和从业者提供了学习研究的范本，可谓一举多得。

　　“克隆”壁画后的意外收获 让考古人有了新的认识

　　如今，摹制的沙岭北魏壁画成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是考古技术与美术技艺的一次尝试和突破。但是，从考古层面来说，这次壁画摹制过程，也为考古人带来了意外收获，为之前一些“悬疑”的考古难题，找到了答案。

　　“通常，在描绘出行图的壁画中，我们都会把最前面一排的人叫做‘导骑’，大家普遍认为这就是一众开路的士兵。但是这次在绘制壁画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士兵手上都拿着一个圆形的东西，仔细辨认之后，原来是陶鼓，所以这些士兵不是单纯的‘导骑’，而应该是‘骑吹’，就是古代军中的马上器乐合奏。换句话说，这些人就是一边开道，一边鸣笛，也就是告诉人们，身份显贵的人来了，大家要回避，充分彰显了墓主人的身份。”王雁卿和团队的成员还发现了很多类似的细节，比如，在一些博物馆里，总能看到马俑，那些用陶制作的马屁股上大多会有个洞，考古专家说这种情况叫“寄生”，就是会有个东西插在马的屁股上，但这只是专家们的一种猜测，“寄生”的器具到底是什么，在考古中并没发现过。不过王雁卿却在“出行图”的壁画中发现，北魏时期的马屁股上插着像扫帚一样的东西，所以他们猜测，有可能“寄生”的器具是有机物，因为时间久远，出土时已经消失了。

　　在开展仪式上，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就说，沙岭北魏壁画填补了北魏早期考古没有出现壁画墓的空白。在王雁卿3年来的观察和研究来看，壁画中还透露出了很多宝贵的信息。就以“出行图”壁画中的车具来说，人们发现了“轺(yao二声)车”的后面插着6个旒(liu二声)，也就是旗子，是墓主人身份的象征。或许在很多人看来，这个车没什么特别的，但是著名考古学家孙机先生曾经专门写过关于轺车的文章，里面出现了汉唐时期的资料，却没有北魏的资料，这组壁画就能够证明，其实早在北魏时期，就有这样的车存在。对此，王雁卿的感受可以用欣喜来形容：“北魏平城时期，不管是实物还是图像资料，之前都没有发现过这样的车，通过此次摹制壁画，我们进行考证和研究，终于证实这一宝贵发现。”

　　当你漫步在一幅幅壁画面前仔细观摩时，眼前的人物似乎鲜活起来，墓主人端坐堂前与宾朋把酒言欢，周遭环肥燕瘦的艺伎翩翩起舞，好不热闹。一组壁画，浮现出了北魏早期的文化生态模式，这是考古的魅力所在。但是，如果没有“摹制”技术，这些记录历史的壁画无法重生，并且无法走出深闺，原汁原味地呈现。这一刻，值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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