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艳丽的丝巾和保温杯出现在大堂时,年轻的KTV服务生知道,“叔叔阿姨”们来了。
每周至少有一天,59岁的北京人张团荣会去丰台区一家名为“歌友汇”的量贩式KTV报到。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不到,大堂就排起了队。男顾客中流行单调的运动装,女顾客喜烫方便面式的小卷,佩戴五颜六色的丝巾。
这些人是撑起KTV非周末时段生意的主要力量,掐着下午场的时间点,一首接一首,不肯浪费一秒。有人一周会来上一两次,对KTV的包厢像对“自家后院”一样熟悉。他们大多三五成群出现。一位熟客老太太则每周单独前来,一唱就是一下午,即使北京爆表的雾霾也无法阻挡她的个人表演。
在更多的KTV,这无异是一个潮流:工作日的下午场,正在被中老年消费者填满。这种上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大陆的娱乐方式早已难称时髦,但突然在暮年的热情席卷之下重焕青春。
一
这个年代,来KTV单纯为唱歌的只有两类人,学生和老年人。
这是东北姑娘马艳的观察。她19岁“漂”到北京,目前是张团荣常来的这家KTV的服务员。形形色色的顾客推开镶嵌着塑料“钻石”和黄铜色铝合金装饰物的玻璃门,大部分都不是冲着唱歌来的:西装革履的生意人,开个包厢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音乐只是背景音;看不出身份的小青年,打扑克,玩桌游,一瓶一瓶点酒。还有同学会,相亲会,同乡会,同事聚会,眼神在光影里交错。
在所有顾客里,老年人是对歌唱效果要求最高的消费群体,这也是丰台区另一家KTV“音皇乐友汇”经理陈志超,以及海淀区“同乐迪”KTV经理马自强的共识。他们最清楚,老年人要求服务员调音的次数最多。一些老人自信某处音响的调配更适合自己的歌喉,于是力求每次消费都能在老地方。他们提前排队,以期获得包厢的优先选择权。陈志超经常需要调解纠纷,安抚未能如愿的熟客。
这个群体还有一个特点:对唱歌以外的所有服务不感兴趣。
他们从不点餐,也不会在果盘、零食上花钱。他们用塑料兜自带瓜子和水果,有时会有阿姨去零食贩售处借水果刀切开半只西瓜。他们基本人手一个保温杯,频频要求接热水。为了缓解服务员的送水压力,陈志超在KTV欧式软装的走廊尽头添置了一台开水炉。
马艳曾见过一位老太太怀抱一个电饭锅走进来,包厢里这群客人围坐一起,锅里白米饭热气腾腾,碗筷俱全。那是中午,正是肚子饿的时候。歌没有停,不断有人放下碗筷捡起麦克风,去唱自己的那首。
这些KTV大多禁止外带食物,但对顾客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万一老人有‘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争出事来就麻烦了。”陈志超说,“而且也不忍心。”
很多时候,这些客人会在反复呼叫服务员的一下午过后,自己收拾好桌子,吃不完的重新打包,垃圾收起扔掉,茶渍用纸巾擦干净。这也是他们的习惯。
在等待下午场开场的间隙,拍照是他们的主要节目。阿姨们三两相聚,掏出手机对准自己。手机以国内品牌居多,也有iPhone,多是旧款,有些伤痕累累,像是子女淘汰下来的。
此时,拍集体照是马艳的任务,老人大多偏爱集体照超过自拍,人人昂首挺胸,女士多绷住胳膊翘出兰花指,在她看来,“有点像唱戏的”。她自己上一次照这种合影,还是高中毕业照。
这个集体会提前约好时间地点,少有人迟到,却也免不了在嘈杂的大堂里经历彼此找寻的过程。结账也是AA制,总有一人找马艳来要消费明细,带回去方便公平算钱。
马艳发现,这些人不少是“群友”,在微信群里认识的。
张团荣是一个“歌友群”的群主,对于微信上的朋友,她秉持六字防骗箴言:“不轻信,不深交”。
张团荣的丈夫不喜欢唱歌,更喜欢看“火山小视频”上的东北女孩直播聊天。张团荣不能理解这种乐趣,也从不反对。她只是偶尔提醒老伴别在直播上砸钱,别被人骗了。
纵使欣赏手机的千般好处,张团荣坚持把握着它与金钱的界限。逢年过节发发微信红包,此外拒绝任何金钱的流入流出。网络广大,她不懂原理,担心随便谁就“把账划走了”。
在KTV付账时,这些谙熟微信和其他应用的老人大多支付现金。他们也常闹不明白商家优惠的复杂规则,很多人直接把手机递给马艳,“姑娘你给我弄吧”。
时代确实不同了,但“时代”正在发现他们。一家理财公司规律性地通过微信群组织老年人KTV活动,60岁的李秀根是参与者之一。唱歌的费用仍要自理,公司只提供开唱前的一份盒饭,一群老人须在KTV大堂“听10分钟课”才能领到。然后8人一组,分至各包厢。
随机形成的小组和自发聚集的歌友群气氛完全不同。 自发聚集就图个乐,多唱少唱人们不太在乎。但经济时刻自有经济规律,老熟客自发遵守着不成文的规矩,一人一首,不插歌,不顶歌。有时新来的兴致盎然连唱两首,肯定会遭到抗议。
李秀根从不抗议,觉得太没人情味儿。她听不进“讲课”,对负责活动的“小姑娘”明白摊牌:我是一分钱不会花的,你们如果还带我唱歌我当然高兴,如果要踢我出微信群我也没意见。她至今仍在群内。
公司有时还会在K歌结束后组织聚餐。总有老人投下10万元的理财产品,也许是真的有心投资,也许是抹不开几餐饭的人情。
二
李秀根退休后比工作时更忙了。
她在体制内呆了一辈子,退休后,人生反而被激活了,“看到无限天地”。
她学摄影,和丈夫一人一台单反相机,不时长枪短炮出游拍摄。她学舞蹈,一点一点抠动作。老太太看不上广场舞,“跟上节奏就行了,没什么大意思”。她爱唱歌,经过两轮测试,参加了某部委的一个退休合唱团,司职第二女高音声部。合唱团指导是从中央音乐学院退休的,耳朵特灵,总能在和声中揪出不和谐的声音,“你!再单独唱一遍!”不少成员退休前职务不低,此时也一点儿没脾气,老老实实听指挥。
李秀根的手机总是在振动,是各个微信群的活动提醒。她不得不向舞蹈班请假,好赶赴同一家KTV的两场活动。每隔一个小时,她就要去另一个包厢露个脸唱首歌兼顾一下。跟她一起玩的伙伴有69岁的李青竹(化名)和60岁的李湘,她俩一个上着电子琴班,一个正学京剧。
KTV的桌上放着李湘的旧文件袋,袋子里装着乐谱和按照拼音顺序排列的打印歌单。打印纸已经磨得有些毛边了,上面的歌都是李湘会的,方便点歌,被标红的属于拿手曲目。一曲歌罢,老太太们讨论着这首歌的共鸣区域是在颅腔还是胸腔,以期进一步提高。
李秀根的朋友们出游大多选择国外,经济上没有负担,语言也没有障碍。在KTV消费中,这些人对价格也不太在意,更看重的是音效和环境。
张团荣则对价格十分敏感。她常去的“歌友汇”,以前每周二有老年优惠,取消后她和伙伴们将据点转移到了“音皇乐友汇”。这家KTV藏身于小区内一家衰败的商场内,经过快递网点到物流仓库,下电梯来到地下一层,才能看见它东南亚风格的金色大厅。周一到周五的下午,唱5个小时只需57元。
在伙伴们眼中,“老张就是被单位耽误了”。很多年前,梳着两个辫子的张团荣高中毕了业,分到北京城南的一家国营服装厂,那也是她母亲工作过的地方。她“出身”不好,不受重用,干得并不开心,却也没啥跳槽的概念。后来,“浙江帮”来了北京,带来了开放市场鲜艳和廉价的衣服,厂子不在了。再后来,一生也就过去大半了。
如今,她和相处10年的邻居仍不算熟,周围人只知道她是“狐狸”的奶奶。“狐狸”是她儿子养的一只萨摩耶狗。她暂时还没有孙辈,子女不提,她不敢催。
在微信群里上,张团荣是名为“风华”的女士。
她“人气高”,号召起来人家愿意来。一个群里无论多大年龄,男的就叫“男生”,女的就是“女生”。不能去KTV的日子,张团荣投身于“全民K歌”的竞争。这是一款在线唱歌的软件,上传的作品在访问量和打分上有个排名。她已经唱过300首,经常在当日的人气排行榜上问鼎。
“我就是唱着玩儿,瞎唱。”张团荣总是这样说,然后在下一首歌里飙出一个酝酿已久的高音,拖得长长的。
20岁的马艳有时很羡慕这些来唱歌的老人。在她的眼中他们都差不多:拥有北京户口,有退休金,有空闲。而除了青春,她暂时一无所有,每天踩着跟高4厘米的高跟鞋站12个小时,不能使用手机。
李秀根则内心清楚:过了70岁,仍能自由活动的可能性越来越低。“我这一生还有10年可以玩。”她平静地微笑着说。
三
健康问题是藏在音响轰鸣里的隐忧。张团荣群里的一位老“男生”最近刚刚查出癌症,确诊后也继续唱歌,伙伴们对他的病情保持着心照不宣的沉默。张团荣自小患有哮喘,随着年岁增长,身体出现各种问题,按照当年工厂关门时的安排,她一年的医疗报销额度有限,需要精打细算着使用。
李青竹71岁的“老伴儿”老张最近大病初愈,为了庆贺专门组了局。两人总是一起出现在KTV里搭配对唱,男声浑厚,女声甜美。
他们不是原配。2008年,李青竹在一次唱歌聚会上遇见了“老伴儿”。他长她三岁,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在干校改造过,奋斗过,熟悉她尝过的时代的苦与甜。歌成了媒人,KTV是两人最常相聚的地方。
两人“黄昏作伴”走过了10年,仍分隔居住在各自的房子里。“都是有儿女的人了,彼此尊重。”约在一起唱歌,老先生搭地铁,赶在晚高峰前离开,老太太则唱到活动结束。
每年清明节,李青竹去八宝山祭奠亡夫,总会带一盆花。花不要鲜切的,得提前在卧室里摆一年,这样才能记住种种生活细节,在那些她不在的夜里,向先走的人倾诉。
清明之前唱K,李青竹一定会点一首《真的好想你》,并且告诉老张:“可不是唱给你的哟”。老张则微笑以对,回一首《朋友别哭》。
这样的感情是圈子里的奢侈品。张团荣身边有不少单身老年朋友,但“感情不如友谊容易”。人到暮年,有太多要顾虑的。
甚至连凑一个局都不容易,大家的“档期”都太满。家事是最大的麻烦:子女工作繁忙,老人们全职接过了照顾孙辈的责任。李秀根直到去年孙子上小学才彻底解放,拥有自己的时间。张团荣则需要照顾91岁的母亲,一周至少有3天侍候在母亲床前擦身喂饭。
在人生的下半场,上半场的时间都成了记忆的碎片。走在街上,张团荣知道那些碎片都落在什么地方。北京南三环高架桥横跨的地方,曾是她家的老屋。桥下流过的永定河曾清如琉璃,一入夏,父亲就带着她和姐妹们下河摸水草。后来饱受疾病折磨的父亲那时还是矫健的青年,曾在某次“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游泳比赛”里拿到头名。
现在,每次和伙伴们约定地点,张团荣不说KTV的名字,只说是原来“吉利发”在的地方。那是一家巨大的超市,上世纪90年代车水马龙,直到新千年到来被连锁企业挤没了生意。
在嘈杂的KTV里,她可以从老歌里找回一些碎片。老人们爱唱的主要是红歌和老歌,歌手周冰倩、关牧村和蒋大为们频繁出现在歌单里;MTV里是张凯丽或江珊,这是她们年轻时的偶像,如今和KTV里的她们一样,在影视剧里多以婆婆的形象出现。王志文则仍然在和年轻女孩谈着荧屏恋爱。
军歌是点唱的一大热门。张团荣记得自己少女时代的偶像是军人,女孩子流行买白布染绿,做出一个军队式的绿书包,再去照时髦的军装相。她的歌友中有一位,18岁时曾在入伍的最后一轮测试被刷掉。她对此遗憾不已,每进KTV必定点一遍《绿色军衣》。
张团荣觉得,“无论有多少烦恼,一唱完歌就开心了”。在晚年找到麦克风以前,她记得自己上一次用扩音器唱歌还是在小学的拥军大会上。“我那时就是积极份子。”
她身旁的一位歌友强调:“是激进份子。”这是一位瘦弱的老太太,很多年前曾是梳着俩小辫的少女,从插队的乡下带着一个搪瓷水杯和一条毛巾跳上火车出逃,去过上海、武汉和天津。
有人喜欢回忆过去,也有人努力跟上当下。李秀根跟着手机软件听完了四季综艺节目《歌手》里的歌曲,一首首学,是每场活动里绝对的“麦霸”。
李青竹则爱和老张合唱一首儿歌《我们的田野》。这首歌作于1953年,但KTV里播放的画面截取自韩国的偶像电影。歌词没变:“风吹着森林,雷一样的轰响……去建造楼房,去建造矿山和工厂。”
“你听过这首歌,”她对记者说,“我在这首歌里生活过。”(记者 王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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