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再生”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

　　原标题：“村庄再生”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国内农区采访发现，建设现代化宜居农村已成为农民最大心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沉睡资产，推动“村庄再生”，释放发展新动能，正成为理论界和基层干部的共识。在东中部一些农区，新农村建设产生复合效果，农村价值得到开掘，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难题的路径逐渐清晰。

　　实现村庄功能再造价值再生

　　河南省淅川县尚集镇李山村距县城仅10公里，但“空心化”严重。村干部说，村里各种条件都差，越来越留不住人了。河南省邓州市孟楼镇南孔村有382户1800多人，只有600多人住在村里。村支书王国瑞说：“全村至少有200户搬到了镇上、城里，剩下的分散在7个自然村。南赵自然村60多户人只剩10多户。”

　　江西余江县7.3万户农户中，闲置房屋2.3万栋，已倒塌7200栋。山西长子县闲置凋敝宅基地9027处，占全县宅基地总面积的10%。

　　我国有57万多个行政村、360多万个自然村，与日新月异的城镇相比，大部分村庄原地踏步，一些还陷入衰败中；但近年来一些整合新建的村庄，却呈现兴旺景象。

　　走进河南省淅川县九重镇唐王桥村，但见家家住着“小洋楼”，公共服务设施一应俱全。村支书高申豹说，变化源于新村建设，俺们现在是“带土地的市民”。

　　2012年，结合当地企业福森药业流转全村耕地建万亩金银花基地，九重镇开展了唐王桥“村庄再生”试验。高申豹说：“建新村的钥匙就是盘活村庄占地。”先将11个自然村集并为占地400亩的中心村，再将剩余村庄占地复耕，新增耕地1300亩。县政府回购耕地，并投资1000万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福森药业又拿出近400万元，补贴农民建新房。高申豹说：“企业有基地，农民搬新村，产村融合，一举两得。”

　　从高处俯瞰，福建晋江市磁灶镇大埔村就像一座城市，高层住宅拔地而起，别墅式庭院错落有致。走进村里，就像一个大花园，光绿地就有100亩。村支书吴金程说：“1997年，村集体账上只有2.8万元，现在年收入400万元，这个‘大翻身’靠的是持续17年新村建设对建设用地的盘活。”通过村民集聚，大埔村整合出400亩集体建设用地，除公共用地外，还建设了1.5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和商贸中心区，壮大了集体经济。近十多年来，仅村集体对新村建设的投入就达1500多万元。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守英说，过去的政策，对农业和农民问题比较重视，对于村庄该怎样发展相对忽视。施行乡村振兴战略是对过去不够重视村庄问题的弥补，其本质是要实现城乡两个空间的发展权的平等。

　　河南省南阳市政协主席刘朝瑞建议，以行政村为单位，通过自然村整合等手段，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用20年左右时间，实现村庄功能再造价值再生。刘守英认为，现代化进程中，部分乡村的消失是趋势性的，乡村振兴的重点应该放在能持续活下来的村庄。

　　打开三个空间产生多赢效果

　　据统计，我国目前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为10876万亩，而农村建设用地中，村庄用地达27709万亩。巨量的村庄占地，就土地利用效率而言，存在巨大的集约空间；就耕地保护而言，存在巨大的增长空间；就新农村建设而言，存在巨大资源变现空间。

　　安徽金寨县是全国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县，两年来，全县通过新村建设，已腾退复垦宅基地2.3万亩，扣除规划新村建设自用地5000亩，新增耕地1.8万亩。

　　按相关政策，金寨将宅基地腾退节余的建设用地指标，先行在省内调剂使用，已有偿调剂10800多亩，交易金额49.5亿。这相当于金寨4年的财政收入，完全可以承担12900户宅基地有偿退出和新村建设各项基础设施投入的45亿元成本。

　　据了解，在新村建设中，金寨实施了“1+X”村庄布点规划。按照每个行政村1个中心村、保留不超过3个自然村原则，全县布点191个中心村、保留404个自然村。至2030年，全县村庄用地面积6万亩，可吸纳10.4万户、36.5万人集中居住，又能腾退老宅基地12万亩，节约土地6万多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说，如果按照金寨的价格来计算，全国农村宅基地潜在的市场价值超过100万亿元。以农村土地为抵押，打造融资平台，未来撬动几十万亿元银行贷款和社会投资下乡，投入到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农民工市民化和特色小镇建设上来，必将激发巨大新动能，迅速改变城乡差距拉大的状况。

　　一些专家和基层干部测算，在平原地区，建设一个功能齐全的中心村，需要投资1000万元。如果未来20年，在全国57万个行政村中建设20万个中心村，仅基础设施投资就可达2万亿元，对我国目前过剩的钢铁、水泥、建材等产能，也将是一个很好的消化。

　　打破壁垒开掘农村价值

　　专家指出推动“村庄再生”，切忌全国刮风，而应在以县域、乡域为单位，按小规模、组团式、生态化等原则做好村庄建设规划的前提下，通过广泛试点，逐步完善政策支撑体系。

　　刘朝瑞说，2003年以来，中央先后发过14个一号文件，农业现代化的政策支撑体系已成型，下一步，应抓紧谋划农村现代化的政策体系。当务之急是修改《城乡规划法》，增加乡、村规划的强制性和权威性，并将乡、村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规划、生态红线等相衔接，落在一张图上，实行多规合一。

　　一些县委书记还说，目前，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已达5万多亿元，进一步大幅增加的空间不大。但这些钱许多补在农业上、补在农田里，随着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推进，应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农业和农田基础设施投资，中央财政资金投向应转到“补人补村”上。

　　郑新立说，目前城市所有要素都市场化了，乡村要素大部分还没有市场化，关键在于城乡市场间是个“半导体”，不能双向自由流动。消除城市要素向农村流动的各种障碍，关键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逐步建成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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