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计划多一些还是市场多一些,如何让政府和市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这些问题,曾经长期困扰着我们。七十年来,党领导人民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成功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这是一部思想解放史、实践探索史。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有照搬苏联经验的一面,但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作出的选择。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采取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对于合理配置有限的资源,迅速建立起工业化初步基础,具有历史性作用。
1958年,全国大力发展钢铁工业,鞍山钢铁厂需要从全国抽调上千名技术人员。
远在湖南团山湖农场的雷正兴,提出申请要求到鞍钢参加祖国钢铁建设。有人问他:“东北天气冷,生活不习惯,工厂里的活还重,你不怕吗?”雷正兴回答:“不怕,东北不是也有工人在劳动吗?人家能干,我就能干。”
填报名表的时候,雷正兴正式改名雷锋,金字旁的“锋”,让他觉得自己有钢铁般的力量。
1958年11月,雷锋来到鞍钢。由于在农场开过拖拉机,他被安排去洗煤车间学开推土机。这让他有点想不通,找到车间主任问:“我是为祖国炼钢来的,为啥让我当推土机手?”车间主任说:“炼钢光靠几座平炉不行,还需要矿石、铁水、焦炭、煤气等,缺少哪一样都不行。大工业生产就像一架机器,缺哪一颗螺丝钉也不能转动。”雷锋当场表示,“我就甘当螺丝钉了,党把我拧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使劲!”
全国支援鞍钢,鞍钢也同样支援全国建设。从上世纪50年代起,鞍钢先后向各地输送钢铁建设人才12.5万名,援建了包钢、武钢、攀钢、水钢等10多家国有大型钢铁企业。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新中国工业从无到有发展了起来。
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否定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容置疑的原则。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暴露出来: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严重束缚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本应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失去活力。
计划经济的老路行不通,经典著作上也找不到答案,中国该往何处去?理论和实践呼唤着突破。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懈探索。
云贵边界,深山峡谷,372米的落差。
“鲁布革”,本义为布依族语言中的“不知道”,被勘测人员误作地名,标入地图。但就是这个“不知道”,上世纪80年代引发了对传统计划体制的强烈冲击,“鲁布革冲击波”写入中国改革开放史。
1982年,国家决定将鲁布革水电站作为水电改革开放试点。黄泥河畔,两支队伍,两种模式,展开了一场较量。
一支队伍是日本大成公司。日方仅派来30人管理团队,以市场化方式,从水电十四局合同制聘用424名工人,承建的引水系统工程不仅工期提前5个月,而且质量优良。
另一支队伍水电十四局,延续用行政命令组织施工的体制,承建的厂房枢纽工期落后近百天,首部枢纽工期整整落后一年,能否按期截流成为疑问。
两种模式的不同,一线工人体会最深。一次,中方工地急需一种特殊钻头,挪威专家想方设法用最快的速度从奥斯陆空运过来,却被搁在某办公室里闲置半个多月。与之鲜明对照,大成公司的吉普车全部停在施工现场,供工人办公事用。
工资是体制的集中反映。一位当年的台车工回忆:“在十四局拿等级工资,月收入大概50元。到了大成,每月加上奖金能有200多元,最多的一个月930多元。发的大多是1元券和角票,没东西装钱,就用安全帽装了满满一帽子。”大成按照技能高低和工作效率发放工资,大大激发了工人的干劲。
1985年2月,时任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来到鲁布革。她穿着布鞋,就走进了大成施工的隧洞。洞内干净整洁,原料工具井然有序,每次爆破之后,烟尘三分钟就随通风管道吸出。当她来到十四局施工的隧洞时,不得不换上水鞋,因为洞里污水横流,十分杂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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