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勋章”获得者说】吕其明：能为祖国和人民写作是我的荣幸

【“七一勋章”获得者说】

编者按：

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岁华诞之际，29位功勋模范党员获颁“七一勋章”，受到党内最高荣誉肯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即日起，光明网推出“‘七一勋章’获得者说”专栏，以个人专访形式呈现七一勋章所思所言所行，展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本期受访者为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吕其明。

（点击海报 即可聆听“七一勋章”获得者的榜样声音）

以下为光明网专访实录

记者：首先恭喜您获颁“七一勋章”，您作为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对于党授予您的荣誉称号，有怎样的感受？

吕其明：特别感谢党中央，感谢习近平总书记给予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诚惶诚恐，甚至觉得有些受之有愧。同时，也感觉到备受鼓舞，觉得这次表彰是对自己的鞭策，我希望在有生之年里继续努力，分秒必争地创作出更多作品，来回报党和人民对我的关怀和信任。

青年吕其明（周新武1948年摄于山东 受访者提供）

记者：请您聊一聊当初入党的经历。

吕其明：我在1945年9月1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记得那时是在一位友人家里，那天晚上有我们三位同志一起入党。我们自己制作了一面简单的党旗，然后面向党旗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们三个一起宣誓，要把我们的一切献给党，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和我一起宣誓入党的另外两位同志，在革命年代不幸去世了，我非常怀念他们。

从入党的那一刻起，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文艺观就形成了，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我都以共产党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入党，对我来讲是意义非凡的事。

吕其明与《红旗颂》（张为民摄 受访者提供）

记者：请您介绍下创作《红旗颂》的历程。

吕其明：半个多世纪了，讲到《红旗颂》我首先要说，没有上海之春音乐会，没有上海音乐界的老前辈给我的帮助与指导，就不可能有《红旗颂》。这个作品是1965年创作的，当时上海之春已经到了第六届，我记得在2月份各个单位就已经开始把新作品报上来了。在筹备会议上，黄贻钧等老前辈们一起讨论各个单位的作品，大家觉得其中歌颂党、歌颂人民的优质作品不够多。

讨论后，大家提出应该创作一个更加主旋律的作品。就在这时，大指挥家黄贻钧对我说，我给你出个题目，就叫《红旗颂》，就由你来写。

我当时觉得，能为祖国和人民写作是我的荣幸，也是崇高使命，可压力着实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我陷入深深的思考。首先，我是在红旗下长大的，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作曲家，我对党、对红旗有着非常深的感情。五星红旗是革命志士用鲜血染红的，上面也有我那被叛徒出卖英勇牺牲的父亲的鲜血。这些都汇聚成为了我写作《红旗颂》的感情基础。我要把对党对祖国对红旗的热爱，通过这个作品表达出来。

其次，我10岁参加革命，经历过行军打仗的洗礼，战争生活是很残酷的，可对我来说也有好的一面：严苛的磨砺给了我丰富的创作灵感。如果我是被关在屋子里，没有经历过艰苦奋斗的岁月，是不可能写出《红旗颂》的。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对我来讲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真理，是行动的指南。

《红旗颂》这部作品之所以没有被人们遗忘，几十年来大家还在研究，还愿意听，为什么？我认为，就是它激发出了国人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那份赤子之情，乐曲与听众产生了情感共鸣。

好的作品首先要能感动作者自己，自己如果都不感动，那就不可能感动听众。

工作中的吕其明（何厚明摄 受访者提供）

记者：对当下的文艺创作，您有哪些建议？

吕其明：事业的发展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来的。人们的观念在改变，我深深地感觉到，现在的青年创作者与我们50、60年代制作人的观念是不同的。不同，是社会发展带来的，没有好坏之分。如果我们还用曾经的思维、手法来创作，那就过时了。

这点我深有体会。在50、60年代，我主要写战争题材、工业题材的作品，但到了80年代国门打开了，我们创作的题材也更加多元，80年代我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庐山恋》，接下来是《城南旧事》《雷雨》《子夜》。如果我的观念不改变，还用写《铁道游击队》《红日》这样的手法来写新作品，那就“驴唇不对马嘴”了。

时代在发展，我们的观念、思维也应该不断发展，这是大势所趋。我们现在年轻人所面对的也是这个问题。但在与时俱进的同时，我希望今天的年轻人不要忘记革命年代保留下来的优良传统，要继承老一辈共产党人身上的良好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为人民创作作为主要的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之中，非常下力气地学习我们的民族音乐传统，这些都是必修课。如果这样做，我相信现在的年轻人一定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