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子是一名无人机教员,通过校招从哈尔滨来到海口。公司与小伙子签了三年劳动合同,这还没半年,公司以他工作态度、工作纪律、工作执行力不能满足工作岗位要求为由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
通俗地说,小伙子上班不听话,不服从管理,被公司开除了。
当我热情高涨地打电话给小伙子,试试庭前调解的可能。结果,小伙子警惕性很高,毫不掩饰对我仲裁员身份的怀疑,盘问我单位楼层,受理室房号,楼下银行是啥银行等等。
我耐着性子描述我的工作环境,单位楼下有家建设银行,办公地点在居民楼十楼,上楼右拐第一间房是居民住宅,对面房间便是受理室,沿走廊走上几步,右边有个三室一厅,进客厅就能看到我办公桌。
这充满烟火气的办公场所,才姑且证实我不是缅北诈骗分子。毕竟小说家也很难想象,一个年收案上千件的政府单位,隐藏得如此高深,乍听更像诱骗老人购买高价保健食品的直销窝点。
说回调解,小伙子愤愤不平道:“不可能调解,他们太过分了,我得整整职场不正之风。”
我愣住了,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是感叹他太年轻了?还是羡慕他年轻真好?调解建立在自愿基础上,既然他不想调解,也就不强人所难。
见到他时,是开庭当天。很令我意外,小伙子个子瘦高,皮肤白净,眉清目朗,身着格子短衬,天蓝色牛仔裤,脚上穿着一双哑光黑皮鞋,白色短袜干干净净。看见我半低着头,有些腼腆。大概第一次参加庭审,整个过程,他很紧张,声音发颤,右手食指、中指来回摩擦桌面。
法庭调查结束,案件事实已经明朗。根据仲裁程序,询问双方是否同意调解,公司倒愿意调解,提出方案给小伙子经济补偿。小伙子入职时间不长,月工资6000元,无论合法解除的经济补偿,还是违法解除的赔偿金,金额相差并不算大。庭上,两位老仲裁员苦口婆心地劝告小伙子案结事了人和。然而,小伙子坚持不同意调解。
休庭后,我很生气地把小伙子叫出审判庭,直截了当地说:“庭开完了,你败诉的风险很大。”
他埋着头,不说话。
我声色俱厉:“你们合同白纸黑字的约定,工作内容有公司安排的其他工作,公司安排你消防巡查、安全巡查,你为什么一次也不做?现在人家愿意给你经济补偿,为什么还不调解?”
“刚庭上说了,主管、经理他们自己不巡查,下班习惯不关空调、电脑,到处抽烟,随地扔烟头,在仓库里也是,叫都叫不住。他们特别爱使唤新人,要求我们随叫随到,不补休也不给加班费,干的还不是我们分内事,去他的绝对服从。”他表情无辜,“仲裁员,凭什么他们想咋整就咋整?我是员工,又不是长工。”
我不想用多他几年的社会经验,教育他社会是怎样,他应该怎样,因为我看的也只是我能看到的,还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为了拉近我们之间距离,我先自述共同的背井离乡,后编造出同他年纪相仿的弟弟,设身处地替他考虑接下来面临的具体问题,漫长的诉讼,无法衡量的时间成本、情绪成本以及下份工作面临的背景调查。
十月的海口,日光炙热,伴随隔壁邻居准时奏响的锅碗瓢盆进行曲,我说得口干舌燥,他听得满头大汗。
我抬头望着他:“要不再考虑考虑?”
这回他的眼神没有躲开,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仲裁员,谢谢您,我还是不愿意调解。”
我看见他的汗水滴在地板上,瞬间蒸发。
“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想要个对错,也想让他们知道,有些东西是钱买不到的。”
这个小伙子,我会永远记着。
什么是钱买不到的?那应该是我们誓死要捍卫的。于他,是少年心气;于我,是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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