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仲裁众生相㉕|“东方经验”邂逅“法式浪漫”

那是我调解成功的第一宗涉外国人劳动争议案件，现在回想，它仍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恐慌的一次调解。

杨鹤 摄

当初，受理室工作人员移交案卷给我时，提供了四个有效信息：劳动者是法国人，不会说中文，也不愿意请律师；劳动者仲裁请求六项，提交的100多页证据大部分是英文，兴许还有法文；听说用人单位提起了反申请；双方之前进行过多次调解都没成功。

这些信息逐点归纳为：一是语言障碍；二是案情复杂；三是矛盾尖锐；四是调解难度大。

我硬着头皮接过那本厚厚的案卷，深感本领恐慌是最大的恐慌。受理室工作人员仍不忘打趣道：把它调了，让外国人见识下我们席仲裁员的调解能力。

对于调解，我的观念有过翻天覆地的转变。在大学课堂上，我是嗤之以鼻的，作为案件的裁判者理应用明确的法律规则去衡量对错，用诉讼的胜负来判定权益归属，而不是模糊原则的“和稀泥”，让法庭成了讨价还价的菜市场。这种解决纠纷的方式，不符合一个涉世未深的法科学子对法律权威的信仰。毕业后，我进了法院，从民事庭到执行局，看见太多当事人为了一个非黑即白的判决耗时几年，最终无财产可供执行，甚至叫嚷着打折卖判决书。

我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调解，这一被国际社会称誉的“东方经验”。尤其调解成功几个案件后，我愈加感受调解的魅力，它并非对法律和原则的背离，而是在法律框架内，融入了人性、情感和实际情况的综合考量；它尊重每一个当事人的独特处境，不只是简单地判定对错，而是致力于修复破损的关系，寻求让各方都能接受的共赢局面。

如今，我早已成为调解的绝对拥护者和践行者，承办的案件能调尽调。但眼前这起涉外案件的调解基础，算是差到底了。

庭前调解，最适宜当面调解，情感沟通更直接、信息传递更准确、更易增强信任感；最忌讳莫过于电话调解，是骚扰电话？还是诈骗电话？被直接挂断电话或者被骂一通后拉黑电话，都是家常便饭。

我万念俱灰地瞅着案卷封面，脑海中不停闪过，“法国人，大陆法系，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社会契约论，西西弗神话”。原来熟知的法国人挺多的，尽管年代最近的是阿尔贝•加缪。自办理外国人案件开始，我发现语言障碍不是最大问题，语言只是工具，好比不同省份的方言。最大问题，源于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风俗习惯。

对法国历史和文化的相对熟识，给了我翻开案卷做庭前调解的底气。尽管《劳动仲裁申请书》就有十四页，中文用的还是仿宋四号字体、小四号字体、段落行距不到20。我吃力地阅读完整本案卷的全部中文以及部分英文，就花费了近一个小时。工作笔记记录了两页纸，画了一个思维导图，红笔标注了整段工作时间轴。通过梳理，基本了解了这起纠纷的前因后果以及双方争执点，在纷繁复杂的信息堆里，我抓住了那根足以撬动整个案件走向的“杠杆”，法国劳动者中国籍妻子的电话号码。

给他妻子打电话之前，我先打给了用人单位的律师。

“他自认为是外国人，优越感很强，个性散漫，经常不服从单位工作安排。我的委托人单位有很多外国劳动者，我认为也要以儆效尤，不能放纵这种行为。”律师抨击道。

我看着《劳动仲裁申请书》里反复出现的侮辱、诽谤、打击、压迫、虐待、语言攻击、精神摧残等字眼，回应道：“我们先不评价优越感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文化差异产生的矛盾？比如说，单位安排的工作没有清楚地写到合同里？”

“他就是你这么认为的。仲裁员，你见过哪份劳动合同能列举完所有的工作内容？”

我乘胜追击道：“那就是双方对劳动合同的理解问题，不是原则性问题，可以协商解决的，没必要剑拔弩张。况且单位外国劳动者又多，没必要造成他们的恐慌。长期以来，也会对单位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

“我们有谈过，半年前开始谈了，单位愿意给他6万块，他不同意，非要9万，前段时间相关部门也组织我们调解，还是没谈成。谈不成就谈不成，单位也提了反申请，要求他赔偿未提供工作造成的损失。”

事情突然变得简单了，只是3万块的差距。

我挂完律师电话后，立刻拨打法国劳动者妻子的电话。

“我家先生在我旁边，正用手机软件逐字逐句翻译单位《反仲裁申请书》，可生气了。”是一位操着北京口音的年轻女子。

“您应该很心疼他吧！他一外国人来到咱们中国，选择留在国内。现在因为文化差异，对一些文字的理解不同，陷入一场没必要的官司。”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后，才听见她说：“确实是文化差异。我家先生觉得中国老板以为自己给了劳动者钱，就随意差遣劳动者。劳动者工作根本得不到应有尊重，没有职业尊严。”

“职业尊严”，这四个字，如一道凌厉的闪电，穿透我幽暗的心灵深谷。

“单位威胁我不签字就要对我使用更严苛的手段，会安排更多不符合我工作性质的工作，会让我痛苦，会让我整个夏天都在这里，每个人都在度假时，只有我一个人工作。”这是一个法国劳动者《劳动仲裁申请书》里陈述的虐待和精神摧残，也难怪他主张精神损失费。

法国文化强调的浪漫主义与自由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印证。针对他在纠纷中对个人尊严和自主决策的捍卫意识，我意识到，接下来的调解，不能仅仅从钱的角度去劝解，得充分尊重其个人情感与价值观念，为他提供能够体现自我意志被尊重的调解方案。

于是，这宗涉外劳动争议案件，成了再日常不过的庭前调解。最后，“东方经验”和“法式浪漫”跨越了地域与文化的界限，得到了完美融合。

当我们试图去定义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时，劳动者所得到的尊重、保障与支持，理应是核心衡量标准之一，无论是对待外国劳动者还是本国劳动者。正如律师克莱伦斯·丹诺在辩护词中所说“如果这个国家的文明是靠矿工和劳工忍饥挨饿，靠年仅十二三岁的孩子在尘土飞扬的无烟煤矿捡煤维持的话，我们越早结束这种文明，越早开始新的文明，对人类就越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