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初，五指山腹地的黎族地区还保留着一些原始公社氏族制的遗迹。1954年10月，那里成立了黎区第一个农业合作社“番茅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了从原始公社向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历史跨越——
1954年黎区第一个合作社——番茅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图为该社成立后收获的第一造早稻，总产量比合亩制时增加近一倍。特约记者尹秋艳翻拍
又到了收获的季节!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大片大片的早稻。男女老少正在田间忙着收割，一捆捆散发着泥土芳香的稻谷不断被装进竹筐，扔上守候在一旁的解放牌大卡车。丰收的喜悦，写在他们脸上，欢畅的心情只能用歌声表达。
这张50多年前的黑白照片，把当年蕃茅合作社会计符林际老人的思绪又带回了那个久远的火红年代。“这是1954年番茅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后收获的第一造早稻，总产量比合亩制时增加了近一倍，大伙的心里真高兴啊!”从“合亩制”走向“合作化”，番茅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黎区生产方式变革的试验田，实现了一次历史的跨越。
谁能想到，一年前，还在合亩制下的蕃茅，插秧和捻稻都由妇女承担。炎炎烈日下，她们拥挤在一块田里，手握一把由薄铁片横镶在小竹杆内制成的手捻小刀，一穗一穗地捻稻谷。这样的速度很慢，一般要15分钟左右才捻一把，每人每天最多只能收割30多把稻谷。
符林际说，番茅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之前，黎族合亩制地区的铁制农具很少，稻谷的收割方式就是原始的手捻稻。
五指山腹地惊现原始公社遗迹
1950年，海南岛胜利解放。在五指山腹地的黎族地区，却还保留着一些原始公社氏族制的遗迹——合亩制。1954年下半年至1955年初，原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指派中南民族学院等单位对海南岛黎族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发现在五指山腹地80平方公里的地区，还保留着一种农业共耕制——“翁通什”。
因为自小就生活在黎区村寨，原省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国全对此有着更深切的体会。如何给这种共耕制命名呢?王国全说，“翁通什”在黎语中是合伙、合田的意思，其实他们不但田地共耕，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已融合，综合各方面的因素，研究者最后把共耕制叫作“黎族合亩制”。合亩制残留着原始社会印记，可以说是海南原始社会的活化石。
一个“合亩”就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由若干农户组成的一个生产单位，将耕地和牛只等私有或伙有的生产资料无偿交给“合亩”统一经营和使用，集体劳动所得产品按户平均分配。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由血缘关系的“合亩”又发展为或同宗、或亲戚户、或外来户的共耕。
1957年4月12日，《光明日报》刊登文章《海南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文章说，在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白沙、乐东、保亭三县交界，还保留着“合亩”制遗迹。据不完全统计，“合亩”地区约有20个乡、1.5万人左右。
今年85岁的王老友是五指山市冲山镇番茅村委会番芭村人，当年曾任番茅大队队长。在合亩制时期，他家五兄弟和父亲家合成一个亩。他回忆，合亩里有“亩头”、“亩众”之分，耕作时铁制农具用得少，主要是靠原始的“牛踩田”、“手捻稻”，不光费时费力，还吃不饱肚子。大家不得不在“亩头”带领下，上山打猎、砍山兰、摘野果来维持生计。
所谓“牛踩田”，就是将一大群水牛赶到水田里，让牛群来回不停地将田地踩烂，然后才由人工插秧。而稻谷晒干后，是用人踩的方法进行脱谷。到了解放后，才用牛踩替代。把捻摘的稻穗均匀地放在地上，驱赶牛群在上面反复地踩，这样一天可脱谷约200斤至300斤，然后才将稻谷运回谷仓。
王国全，最后一位“亩头”
今年72岁的王国全是一位黎族文化研究专家，可是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是五指山合亩制地区的最后一位“亩头”。王国全的家乡在过去的保亭县通什峒抱龙村，也是合亩制的中心地带。他的父亲，就是村里一个合亩的“亩头”。1946年初，他的父亲和叔叔参加了共产党，带领着一帮“亩众”打国民党去了。可是，合亩不能群龙无首，按“亩头”管理的习俗，“亩头”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身为家中长子的王国全身上，这一年他才9岁。
王国全说，在他5岁时，父亲就有意培养他当“亩头”，早就教会他关于“亩头”应尽的责任。
这个“亩头”，王国全当了整整3年。1948年，黎区解放了，父亲也回来了，他便将“亩头”一职又交还给父亲，自己被村里人选进夜校读书，从此走上了一条与先辈不同的人生道路。
建立黎区第一个农业合作社
解放后，中国农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在新形势下，合亩制地区也面临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经过研究，决定先在合亩制地区以合亩为单位建立生产组，再在生产组的基础上建“合作社”。
1954年10月，黎区第一个合作社——“番茅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保亭县通什区番茅一带成立。
这是一个里程碑，更是一块试验田。它代表着合亩制地区从原始公社向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历史性跨越，同时又是向全自治区推行农业合作化的一个试点。王国全说，当初选中番茅作为试办社，是考虑到通什区有合亩制的基础，群众工作容易做，建立农业初级社难度较小。
当时，番茅一带有番芭、番茅、番福建、什好等村寨。因为田多牛多，番福建、番芭都不肯加入农业合作社，最后区里选中了人口较少的番茅建社。村寨里威望较高的王元昌，被任命为合作社社长;年仅17岁的符林际刚从南圣乡念完初中回来，就当上了合作社会计兼广播员。
“起初，村民们对合作社半信半疑，入社的积极性并不高，王元昌就带上我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在符林际的记忆里，往事依旧清晰如昨。每天早晨4点开始，符林际便开始广播党的政策，用黎语、海南话轮流念《新海南报》，日夜宣传农业合作化。
合作社成立那天，自治区区委书记赵光炬等领导都来到番茅，与社员们一道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据后来的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农村工作部留下的资料记载，番茅合作社由三个合亩和一户单干户组成，共58人，田地110亩、牛33头、谷机1架、新式步犁2把、铁耙3把等。
第一次大丰收起到示范作用
很快，播种的季节到了。当年12月，番茅农业合作社开始了第一造水稻的种植。
过去，合亩制地区的合作共耕，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是原始方式：耕作中不犁田、不除草施肥;收获谷物用的是效率极低的“手捻稻”;收获的稻谷就挂在露天的晾谷架，常常是人吃一些、鸟吃一些、风吹雨打又一些。
成立农业合作社后，自治区派技术员来番茅指导水稻种植，社里也派了4个人到外地学种植技术。通过学习，社员们知道了肥料对水稻的用途，大家争先恐后地去通什区劳改场挑粪积肥;大量的铁犁铁耙被引进番茅地区;过去由“亩头”单独指挥生产的制度，也被有计划的劳动组织形式代替;以前男女在生产上严格分工、互不相帮的规矩有了转变，劳动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入社后，田地实行公有化，由大家一起耕种。牛只则造册登记归合作社统一管理，大牛按公母分不同价格卖给合作社，小牛就造册入股年底分成。
番茅合作社的“成绩单”，在合亩制地区产生了极好的示范作用。后来，番芭、番福建、什好、什分等村寨都参加了番茅合作社。到1956年底，合亩制地区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
陈永贵曾到蕃茅视察
重温这段历史，不能不提到番茅合作社旧址。半个世纪过去了，它至今还在岁月变迁中坚守着那份珍贵的记忆。
番茅合作社一直都很风光，从成立初期到1980年代，国内外有好多人来过这里参观访问，革命前辈叶剑英和许世友就来过番茅;外国来宾有朝鲜、越南、日本、马来西亚、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朝鲜人还曾在此种下了10多棵椰子树。
符林际还记得，1972年农业学大寨时陈永贵来番茅视察时的情景。那天一大早，村里人都到村口去等候。早上7点，陈永贵一行来到番茅，看村子、下田地，足足视察了一个多小时。他对番茅有两句评价：“海南好，山上是银行，山下是粮仓”。陈永贵在和符林际握手后说，“以后要更好地努力，加快改变民族地区的面貌。”
1956年，“番茅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升级为“番茅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年粮食播种面积扩大了200多亩，总产量增加近一倍，成为“合亩制”地区农业合作化的一面旗帜。1957年，海南迅速掀起建立人民公社的浪潮，各地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渐渐解体。至此，黎族合亩制也已完全消亡，留给历史一个回望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