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郭钦光的故乡——文昌翁田填龙尾塘村，郭钦光的孙子、64岁的郭远志对记者说起关于他祖父的故事，还指认了搁置在房屋两根横木上的一个破旧不堪的两层小书柜，甚至从房间里抱出一个杉木旧箱子，说那是他爷爷死后，有人从北京带回的遗物。郭远志出示的2本书册，《北大英烈》(第三辑)和相关的党史资料，详细记载了郭钦光的人生轨迹。

　　郭远志对祖父的零碎记忆与史料中探明的历史真相，让五四第一烈士郭钦光的形象明晰起来。

　　90年前的今天，他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几天后，他因吐血离开人世，年仅24岁，全国为之哀恸!他就是“五四”爱国运动中第一个为国牺牲的烈士——文昌籍人士郭钦光先生!因为郭钦光的离世，全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追悼活动，此后，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火焰越烧越旺。

　　寒门学子

　　郭钦光，原名郭书鹏，字步程，1895年7月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上有一兄一姐。这个五口之家，家门并不幸运，17岁那年，郭父病故;22岁时，兄长郭书燕也因病去世。

　　小时候，郭钦光由于家贫，无钱上学，经常到学堂旁听先生讲课，所幸有个在乡间教书的舅舅陈宜德，将他带在身边读书。1907年，12岁的郭钦光从当地的罗峰高等小学毕业，回家务农几年后北上广州，考入广东初级师范学校。在广州，郭钦光勤奋好学，尤其喜欢阅读中国历史书籍，钦佩里面的民族英雄，而痛恨卖国奸贼。因此，郭钦光平时沉默寡言，但谈起国事来滔滔不绝，说到近代中国政治的腐朽和外邦列强的入侵时，总是悲愤不已。

　　热血青年

　　1915年，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对其支持，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公愤。

　　义愤填膺的郭钦光不顾当局的压制，以学界的名义与各校学生在广州东园召开“国耻大会”，他还亲自登台演讲，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号召国人一起行动，同仇敌忾，反对卖国贼，全然不顾台下军警手持刺刀，怒目相视。郭钦光越说越激动，由于激愤过度，以致当场呕血，在场听众无不为之动容。

　　此后，他继续进行爱国宣传。郭钦光经常对同学说：“国危而俗偷，不如早死，胜于撑两目以俟外人之屋我国!”热血沸腾，豪情壮志，溢于言表。

　　1916年夏天，从广东师范毕业的郭钦光回到乡里。一天，设在龙尾塘村附近郭家祠堂里的学校，遭到了一队20多人的乡团的骚扰。原来，这些团丁到处敲诈勒索，当地村民同心协力，抗交钱粮，恼羞成怒的团丁便准备烧毁学校。当时在场的郭钦光健步上前，义正辞严地喝斥道：“学校乃培育贤能圣地，它有何罪而遭其火焚?你们有权有势，刀枪在手，本事大，可要讲点良心，讲点仁义道德呀!”

　　铿锵的言辞驳得那些团丁哑口无言，慑于众怒，他们只好灰溜溜地走掉了。

　　魂断京都

　　1917年夏天，儿子郭贻海刚满一岁，郭钦光便在兄长和乡亲的资助下，再度离乡渡海，远赴京城求学，就读于北京大学文预科。2年后，在那场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中，郭钦光离开了人世。让我们将时光稍稍向后倒退，了解那场运动的背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攻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取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8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分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了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

　　5月4日，北京十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予以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其中北大学生20名。

　　5月4日，郭钦光抱病参加了游行示威活动，并在5月7日吐血身亡，成为五四运动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位牺牲的学生。

　　郭钦光去世的消息传开后，全国各地相继举行悼念活动。

　　5月18日，北京中等以上各校及外省各校代表5000多人，齐聚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大会追悼郭钦光，其遗像两旁有“力争青岛，死重泰山”8个大字，社会各界也送来了3000多副挽联。

　　5月26日，广州50余所学校5000多名学生，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冒雨举行郭钦光追悼大会。

　　5月31日，上海学生及工商界也汇集在西门公共体育场，悼念郭钦光。

　　噩耗传到家乡海南，当地也先后举行悼念活动。琼州革命先驱杨善集和王文明等人，一同前往郭钦光故里，凭吊这位爱国志士，他们甚至带来了北大校长蔡元培题写的悼词“疾风劲草”。此后，琼剧前辈吴发凤还以郭钦光的事迹为题材，创作了琼剧《爱国学生郭钦光》进行公演，宣扬爱国思想。

　　死因之辩

　　1995年，郭钦光被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但有关他的死因，历来众说纷纭。

　　根据《北大英烈》(第三辑)一书的记载，“郭钦光遭到曹宅家人和卫兵殴打受伤，又目睹反动当局对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实行镇压，激愤填膺，当场呕血，被送进北京法国医院抢救……由于病情日益恶化，医治无效，于5月7日与世长辞。”

　　据美国汉学家、中国现代史研究专家舒衡哲(犹太人，生于罗马尼亚)，于1984年完成的学术著作《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中，有这样一段话：“1919年5月4日的天安门游行，无一人被杀。警察受命保持和平中立并维持秩序;只有一个北大学生郭勤光(翻译有误，应为郭钦光)，因‘受伤及疲劳过度’(此语引自周策纵的《五四运动》一书)，几天后死去。”

　　有关郭钦光的事迹，1950年后客居台湾的澄迈籍乡亲王家槐撰述的《海南近志》(1993年由台湾日报出版发行)，但只有寥寥数行，“留京学生文昌郭钦光于五月四日，参加各校学生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出兵山东，占据青岛事件，与军警冲突，谓郭钦光因伤致死。”“所传郭钦光致死之由，盖在军警学生冲突时受伤云。”字里行间的“谓”“所传”等字眼，有“听说”“传闻”的意思，透露出对郭钦光“因伤致死”的不确定态度。

　　“中有郭钦光君，素性爱国，此次运动，奋不顾身，追击国贼;听说同学被捕的有这许多，气到呕血;过了二天，竟至去世。”这是1923年5月5日出版的《学生杂志》第十卷第五号上的《五四运动史》一文涉及郭钦光的一些文字，但没有提到他是被打致伤的。

　　五四运动干将之一的罗家伦在民国二十年口述的文章《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中对郭钦光之死也有讲述，该文记录了罗家伦对郭钦光死因的追忆。

　　被打的章宗祥还没有脱离危险，时时有死耗之传闻，学生们显然还在担心是不是有司法的追查问罪，刚巧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候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订下个策略。北大学生狄君武提议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佣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在上海还有一位女人，当众痛哭郭烈士。

　　不同的记述让90年前的那段历史变得模糊，又似乎让我们更加接近真实。无论是被殴打受伤致死，还是“疲劳过度吐血而死”都不改郭钦光为五四运动献身的“第一烈士”形象;也无论“策略说”是否真的存在，都无损五四运动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意义。

　　在共青团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五四运动纪念馆”最新网页上，对郭钦光之死的表述是：“郭钦光是北大学生，1919年5月4日抱病参加游行示威，他因痛恨北洋军阀政府镇压爱国民众，于5月7日忧愤而死，年仅24岁。”

　　五四走出的战士杨善集

　　“我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之一”是聂荣臻元帅对杨善集的评语，“现代青年”是杨善集对自己的评语。27岁的杨善集一生虽然短暂，却为琼崖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五四运动中走出的战士

　　1900年，杨善集出生于琼东县(今琼海)福田井堪村的农民家庭。少年杨善集极聪明，各项学业成绩都很优秀，深受师长们的喜爱。1915年考进了琼崖中学，杨善集的人生走到了转折点。在这里他接触到先进的革命思想，完成了从懵懂到觉醒的蜕变。

　　《琼台校史》中记载：有一次，老师李熙给杨善集来一个命题作文《秦灭六国论》，善集凝思片刻，七国风云胸中鼓荡，从天时地利人和及秦国正确运用战略战术作为论点论据，层层推理，最后得出秦国必胜的结论。李熙看后，大为赞赏，评价他“有军事天才的分析力”。

　　在学校杨善集除了攻读规定的课程外，还涉猎各种进步书刊，他邀集同有革命志向的同学王文明、陈维杨等，组织成立了“青年观摩会”，要求会员每周必须要撰写一篇爱国的文章，讨论有关革命救国的问题。

　　1919年，五四运动的惊雷震动了全国。杨善集积极发动学生参加斗争。在琼崖十三属学生联合会成立之时，他被选定为宣传股长，带着学生们一起深入工农群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

　　赴俄留学巩固了革命人生观

　　1919年秋，在琼台校园内经历了“五四”运动洗礼的杨善集毕业时，因家境贫寒选择了做一名小学教员。1922年，杨善集考取广东公路工程学校。他在总结自己那两年的学习情况时说：“我在广州本来是入工程学校，而所得乃是革命知识。”

　　那是一个革命频频爆发的年代，广州是革命的中心，被教导以天下为己任的善集不能再呆在学习桌上了。1924年，国共合作，经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考核，杨善集与聂荣臻、叶挺、冯平等获准留学苏联，10月底抵达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在学校里，杨善集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各种革命理论知识。同年11月31日，他同叶挺等被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吸收入党。

　　1925年8月，杨善集等人奉命回国。“驻俄年余，四方游览，此时才将革命的人生观巩固起来;善集已非仅是琼崖的青年而已自居为现代的青年了。”这是杨善集出国留学后对自己的评语。

　　海南妇女解放运动的主要倡导者

　　1921年，杨善集被委任为琼东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长。他提倡学习新文化，开展文娱体育活动，建立定期军事训练，同时还力排众议，号召女性入学，主张男女同班。

　　“女子有才便是德”，杨善集坚信这一理念。林一人，杨善集之妻，1920年代初因父母之约嫁入杨家。在成为杨妻前，人们只称呼她的乳名，出嫁后，人们称她为簪马嫂，因为她来自琼东(今琼海)簪马村。是杨善集的进步思想成就了这位海南革命史上的传奇女杰。林一人原本出生贫寒，但天资聪颖，与杨善集结为夫妻前，她还大字不识。1926年杨善集回到海南后，顶住压力，筹款子让妻子进学校学文化，并为妻子取名为林一人。

　　在杨善集的热情帮助和影响下，林一人学习进步很快，知识的涵养令她气质高雅，当她成为中共琼崖特委妇女委员、中共琼崖苏维埃政府委员，直到广东省委委员时，她的雄辩滔滔，出口成章，人们几乎不敢相信这位女子先前还是一位文盲。

　　椰子寨战斗中的绝唱

　　1927年4月22日，国民党反动派在海口、府城等地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血腥镇压。中共广东区委再次派杨善集回琼指导工作。回到海南后，杨善集致力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并指导各县成立了县委和领导武装斗争。他亲自指挥了袭击博鳌、中原、迈汤等敌人据点的战斗，连战告捷。短短几个月，党领导的全琼武装队伍发展到1000余人。

　　9月23日拂晓，全琼武装总暴动的第一仗———椰子寨战斗打响。在一次激战中，我军寡不敌众，杨善集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7岁的杨善集给战友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大家快撤，我来掩护，我有办法对付敌人”。

　　“我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之一”，这是聂荣臻元帅对杨善集的评语;“琼崖工农群众的领袖、如铜似铁的革命家”，是乐东县琼崖苏维埃政府对王文明的评价。

　　作为琼崖五四学生运动的先锋人物，琼海人杨善集和王文明，都是从学生运动的领袖，成长为党的革命活动家，他们以年轻的生命，为琼崖学生运动和革命事业谱写了青春无悔的壮歌。

　　如铜似铁革命家王文明

　　琼崖革命斗争活动创造了23年红旗不倒的光辉历史，这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一个奇迹。杨善集、王文明、冯白驹，都是其间的革命风云人物。

　　王文明，曾任中国共产党琼崖地方委员会第一任书记、琼崖苏维埃政府第一任主席等重要职务。据党史记载，1894年出生于广东乐会(今海南琼海)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王文明，革命生涯始自于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

　　学生运动中走上革命道路

　　1917年秋，王文明考进了当时琼崖的最高学府———琼崖中学。在这所学校里，王文明受到了革命新思想的熏陶。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反帝反封爱国运动爆发。这场学生运动的风暴迅速席卷了海南。王文明积极投身其中。

　　积极响应北京学生运动的琼崖学生，于1919年5月18日成立了琼崖十三属学生联合会。在学生中颇有威望的王文明，被选为学联的副会长。在钟衍林、王文明、杨善集、陈垂斌等一大批先进学生代表的带领下，琼崖的学生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在学生们发起组织的抵制日货活动中，王文明又被选举为抵制日货总会会长。他率领着纠察队、宣传队、检查队开展了坚持不懈、不屈不挠的抵制日货活动。王文明和学生们一起走上街头，深入商店，向广大群众进行抵制日货宣传，并逐店检查、登记日货。他们的行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胜间田被驱逐出境，全岛各地的日货在1920年几乎全部绝迹。

　　琼崖入党的第一批党员

　　深受革命思想熏陶的王文明在1921年从中学毕业后，受聘担任了高等小学校长。他积极向学生们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1922年，辞去校长职务的王文明，与琼东县民选县长王大鹏、旅欧归国共青团员罗汉一起，在加积创办了琼崖第一所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完全新型学校———加积农工职业学校。这所学校后来改名为琼崖仲恺农工学校，它培养了一批琼崖革命骨干，为改革琼崖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

　　1922年秋，经中共中央批准，王文明、徐成章、徐天柄、严凤仪、王器民、王大鹏等海南当地的先进分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就是在海南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深受鼓舞的王文明从此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念。1924年，在王大鹏的资助下，王文明考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大学社会系就读。在这所学校里，王文明更加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

　　为革命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王文明，尽管他的生命只燃烧了短短的36年，但翻阅其一生的革命斗争经历，可以用“灿烂”二字来形容。

　　1925年10月，受中共广东区委委派，王文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12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并于1926年1月率部参加了讨伐军阀邓本殷的南征，结束了琼崖封建军阀割据的局面。

　　1926年6月，王文明和中共广东区委特派员杨善集在海口主持召开了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王文明当选为书记。在地委和王文明的正确领导下，琼崖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

　　1928年8月，琼崖苏维埃政府成立，王文明被推选为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1928年底，琼崖红军反“围剿”斗争失败后，王文明率部开辟了母瑞山革命根据地。

　　1929年8月中旬，在琼崖特委机关两次遭到敌人破坏的危急时刻，王文明在定安县内洞山召开了各县代表联席会议，重建中共琼崖领导核心，成立中共琼崖临时特委。会议在危急时期挽救了琼崖革命。

　　这仅仅是王文明革命历程中的一小部分。1930年1月17日，因长期坚持革命斗争活动而积劳成疾的王文明，在母瑞山病逝了。乐会县琼崖苏维埃政府在《为追悼王文明同志告民众书》中称，王文明是琼崖工农群众的领袖、如铜似铁的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