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海口市博爱北路的海南书局，图为日军侵琼期间，强行征用海南书局旧有房屋及设备，设立“陆军报道部”，开办《海南迅报》。

　　民国时期海南书局所在地原址，今海口博爱北路48号，现为“海南博爱旅业有限公司”。本报记者李幸璜摄

海南书局刊印的书籍。

　　书局，作为现代出版社的前身，承载着一个地区文化发展的使命，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地区文化发展的水准。清末民初，海口市博爱路集结了数家在海南岛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出版机构：“海南书局”、“会文书局”、“广智楼书局”、“华文书局”等都在其列。而众书局中从经营规模、出版书目、印刷机数、工人总数等方面来看，以“海南书局”最为突出。回顾“海南书局”的变迁和它的创办者所历经的艰辛，不难勾勒出当时海南出版文化事业发展的基本状况。

　　“书局”一词，在现代人心目中显得有些陌生。然而，翻开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书局的出现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贡献巨大。作为旧时印书和藏书的机构，当年书局的涵义十分丰富，它可以看作是集书店、出版、发行、报馆、印刷、经销于一体的综合性图书创作与销售机构。

　　书局规模列琼岛之首

　　“因为文化的发展，海南在民国时期，本地的印刷、出版以及书籍贩卖事业有所发展。然而受地域以及文化发展水平的限制，其印刷业具有印刷、出版、书籍贩卖一体化的企业特征比较明显。”中国史记研究会理事、海南师范大学政法系教授张兴吉告诉记者。

　　据民国时期陈铭枢总纂，曾蹇主编的《海南岛志》中记载：本岛印刷业有刻板、石印、铅印三种。刻板业在琼城有八家，海口有四五家。因石印、铅印发达，刻板业日形衰落。石印在海口有20余家，琼城有2家，铅印共有7家，大都附设于书局及报社。

　　“从史料记载看，民国时期海南岛各书局的规模，以海南书局最大。”张兴吉说，当时岛内惟有海南书局的字型号数最全，所以其印刷出的书籍、刊物种类也是最多。“当时，仅海南书局一家就拥有十多台印刷机，几乎相当于其它几家书局印刷机数目的总和。海南书局拥有工人的数量也是最多的，其在当时营业总额有37000元，远远高于其他几家。”

　　1932年，一位名叫田曙岚的中学教员，单车独行，历程3000余里进行海南岛考察，并著有《海南岛旅行记》一书，将海南各地土产、地理、风俗记入书中。在这本书中有一段描写海南书局的内容：“书业：以海口之海南书局规模最大，其余合计共有二十余家，分布于海口、琼山、文昌、嘉积、崖县、定安、万宁等处，若临高、儋县、昌江、感恩、陵水等县鲜有专营书业者。”

　　书局引读书人纷至沓来

　　海口市博爱路位于这座城市的东北部，这条以中山先生倡导“博爱”精神而得名的街道，历史悠久。早在明代海口筑城时，就已经成为城内的交通要道。博爱路又是海口老城区南北走向较长的街道，街道边的建筑以骑楼为主，是海口市老城区最为繁华的商贸街。

　　“早在清代，经营图书文具的商号‘蔡开荣’和‘占元楼’就在今天的博爱北路。民国时期的‘海南书局’、‘会文书局’、‘华文书局’等，也都集中在博爱北路。各书局除经营各种图书外，都兼营文具等教学用品，如各种毛笔、墨汁、石砚、水笔等。”长期从事海南近现代历史研究的张兴吉教授，对博爱路情有独钟。

　　记者在博爱北路上探访，民国时期海南最大书局———海南书局，就座落在现在博爱北路的48号。

　　如今博爱北路48号是海南博爱旅业有限公司所在地，博爱旅业是一个有着数十年历史的老字号旅馆了，它前身是海南农垦二所。当记者问及此处工作人员，是否知道这里曾经是海南最大书局时，现场多数员工并不知晓。

　　“博爱旅业”的一位老职工林萍告诉记者，以前曾听父辈们讲过，这里是一个印书、卖书的大企业。

　　这座建筑充满了南洋特色，为典型的骑楼结构，共分楼顶、楼身、骑楼底三个部分。楼下做商铺,楼上住人。在一楼临街处有柱廊，骑楼以柱廊相通，无雨时可以遮阳，下雨时则可以挡雨。

　　林萍引领着记者走进了正门：“1989年这座大楼曾遭受过一场火灾，原本木质的地板被烧为灰烬。”她还向记者提供了一张这座房屋的平面图，从图中结构看来，整座建筑就像一支“驳壳枪”，清晰地划分为四进结构。

　　“这里的墙壁十分坚硬，我们曾想改造中间这一间，可师傅用锤子反复敲打，就是敲不动。”林萍指着一处上了锁的小门告诉记者，这里有一处通向地下的暗室，听父辈们讲，那里曾经存放着一些残缺的书籍、纸张和铅字。

　　参观整座建筑，似乎可以勾勒出当年海南书局的模样。它铺宇宽敞，前后共四进，中间是两个天井大庭。两侧建有横廊，林萍说，这是方便主人监督工人劳动所设置的。与其他书店不同的是，海南书局曾设有印刷部，十多台印刷机在此处轰鸣，百余位工友穿梭于机器、楼宇之间。在当年书局一、二两进楼上，整齐地码放着印出的书籍，外人来到这里，顿有置身书海的感觉。店堂之内，还摆设有多个大型的书架，陈列着各种图书，以方便读者选购与阅读。

　　对海南文史素有研究的学者陈泰伍先生说：“在清代，海口市就已经有了图书文具店，店址均在今博爱北路。这些书店中，以海南书局较为突出。在一篇名为《民国时期海口市的图书、文具业》的文章中，谈到当时的海南书局，仅职工就有百余人，其中印刷部有些熟练工人是从省、港聘请来的。有一位名叫周容的师傅，他的装、订技艺，在当时是第一流的。他装、订的《大学衍义补》、《琼州府志》等，既整齐又美观。”

　　文化精英关注琼崖建设

　　清末民初，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中西文化的交锋，也冲击着部分传统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国家以及儒教文化的认同，使新生的知识分子发生了身份认同的危机。与此同时，老派知识分子仍然坚信希望沿袭数千年的文化根脉不至断裂。一时间，华夏大地书局报馆涌起，图书报纸纵论时世，犹如一股甘泉，使中国在战乱烽火中，没有变成一片文化沙漠。“在中西文化交锋中倍受煎熬的中国知识分子，坚守知识分子的操守和立场，在危机中应对挑战。

　　“在这一时期，海南本地的一些文化精英和商界名流，为推动地方文化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王梦云、王国宪、唐品三等人，就是这些精英中的佼佼者。”张兴吉说。

　　在清代，海口市图书文具店主营四书五经和私塾用书，兼营文房四宝。一些启蒙书籍，如《三字经》、《故事琼林》、《东莱博义》和《千字文》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辛亥革命后，海南教育体制改革，各县乡镇纷纷设立学堂，当时海口的商人与知识分子，为迎合时代的需要，亦先后集资开设书店，在经营书册文具的同时，传播文明，教化世人。”陈泰伍说，当时海口经营书册文具的店铺有：“海南书局，主持人唐品三；会文书局，主持人陈锦堂；广智书局，主持人钟有材；华文书局，主持人陈贵仁等。”

　　师徒协力刊印琼州典籍

　　“海南书局的创立，是由王梦云牵头，召集林成梓、李开定、孙邦鼎、唐品三、王硕人等共同商议的结果。”海南文化学者邱达民告诉记者。

　　“王梦云是一代名儒王国宪的学生，他12岁入府城肇新小学就读，其间聘请清末优贡、琼州著名学者王国宪为辅导、补课的家庭教师。”邱达民说，1922年王梦云东渡日本留学，1924年因东京发生大地震，学校停顿，王梦云回国暂住。他目睹了海府地区缺乏一家上规模的书局和印刷厂，深感这是制约海南文化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于是就萌发了创办海南书局的想法。

　　“王梦云等人在海口创办海南书局，当时的股份基金，除李开定、孙邦鼎自筹外，王梦云及林成梓、唐品三的股金先由王硕人垫付，资金到位后，便在海口南门租铺试业。后来，买下海口博爱路的房产，改建楼房，购置了图书仪器及印刷设备，正式开张，拓展经营业务。”邱达民告诉记者，由于王梦云留日学业尚未完成，不能兼顾书局事务，于是就和其他发起人共同选举唐品三为经理。

　　作为海南书局的创始人，王梦云协助其恩师王国宪征集出版了大量琼州典籍，为海南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海南书局在成立伊始，就聘请了岛内几位名儒常驻书局，专门负责书籍编辑、校对勘误的工作，这其中就有琼山县府城身为优贡的王国宪。

　　“海南书局因发展需要，请一些热心文化事业的人士参加增资。当时，唐品三、毛泽海、王树藩、王国宪等岛内名流都一致响应，聘请王国宪先生为总纂，自1922年起，一口气收集了先贤著作、私家文集20多种，经过王国宪先生整理，10年之间刊印了9集各家文集，除了《琼州府志》、《感恩县志》、《琼山县志》外，还有丘公的《大学衍义补》、东坡先生的《海外集》、《琼山诗选》、《琼山文选》、《八家文选》都源源出笼，一时成为各县家喻户晓的大事。”陈泰伍说。

　　“1939年，日本侵略者侵略琼岛，海南的图书文化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都关门停业。其中，海南书局更是受到严重的摧残，书局被日寇强占，设立了所谓‘报道部’，出版《海南迅报》。唐品三也逃到广州湾，仍操故业，但规模已大大缩小。抗战胜利后，唐品三回到海口，希望重振旗鼓，复兴海南书局，但终未能如愿。”谈及海南书局没落，张兴吉不无遗憾。

　　岁月的流逝，让往日海岛第一大书局的面貌早已模糊。如今，入住于此的旅客，再也不能感受到当年海南书局的繁华与兴旺。但海南书局曾经吸引无数读书人、爱书人纷至沓来，流连忘返，却是不争的事实。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海南师范大学张兴吉教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