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陈诚主台

　　1949年1月1日，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蒋介石在南京发表元旦文告，以作引退的试探。至1月21日，始被迫宣告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及至翌年3月1日，蒋介石始复职。

　　蒋介石在1月21日下野之前，已经做好放弃大陆、撤退台湾的各项准备，还计划把海南岛建成重要的反共基地。体现在人事部署中，不但以陈诚出长台湾，任台湾省主席;还让张发奎出长海南，任海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此项任命，就与来自陈诚的建议相关。

　　陈诚，别号辞修，浙江省青田人，与蒋介石是同乡。抗战后，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国防部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至1947年8月陈诚兼任东北行辕主任及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但是，正是陈诚将东北搞成了国民党的败亡之地，不可收拾。当时国民党内群起呼声，要求“杀陈诚以谢天下”，旅居南京、上海一带的东北籍人士，更是“恨不得杀陈诚而后快”。(《李宗仁回忆录》)

　　对陈诚而言，1948年6月5日，却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日”。据他的回忆，这一天他决定进上海陆军医院动手术，把多年来的胃肠溃疡完全割治好了。在痼疾清除之后，尚须有一较长时间的静养，始能康复。他婉言拒绝了许多亲友劝其出国的建议，决定举家迁台，以作暂安之计。“因为台湾一方面气候较宜于养病，一方面交通亦较便利，而且环境幽静，物价亦比较便宜，于是商得内人同意之后，遂于十月六日偕眷搭班机飞台，暂借草山的海军招待所为栖身之所。”

　　陈诚选择举家迁台，从他的回忆看，是纯粹的到台湾养病，但很快在12月24日他就被蒋介石任命为台湾省主席，因此后人更多是从政治上解读他的台湾养病之说。这也就是李宗仁回忆录中所记，陈诚于1948年初春自东北铩羽归来之后，面对此局面，“蒋先生不得已，准陈诚辞职赴台，托辞养疴，实另有所布置。”

　　1949年1月5日上午，台湾省政府在台北举行新旧任主席交接典礼，陈诚接替魏道明出任台湾省主席。陈诚在台北就职视事，揭橥今后治台的最高原则为“人民至上，民生第一”。

　　值此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行将土崩瓦解之际，五十三岁的陈诚出长台湾，实际是蒋介石谋求撤出大陆、经营台湾的最重要的人事布局。陈诚主台事件的背后，可以窥视国民党各种势力在海南的角力，及其轮番表现。而作为蒋介石的忠实盟友，陈诚在当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1949年的海南历史风云，一开始就与年初陈诚主台相关，其高潮则是这年10月30日他奉蒋介石之命，以飞海口视察海南防务为名，硬是拆散了桂系经营的“两广合作”，让桂系的一番苦心，化作一缕历史烟云。

　　2.筹计海南

　　就在上任的这天(1月5日)，陈诚通过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兼战地政务委员会秘书长祝绍周密呈蒋介石，提出五项建议，请以张发奎主持海南岛军事：“台湾与海南岛在军事上有互为犄角之势，在生产上则台湾有许多工业原料仰赖于海南，应速设立军事机构，肃清潜匪。陈主席诚瞩职代面呈，请以张发奎主持海南岛军事，而以欧震副之，并另拨一军之番号责成欧震将该岛地方团队加以整编充实，必能完成其使命也。”

　　又说：“台湾、浙、闽、广东与海南岛，以台湾为核心，军事上应有一坚强组织，万一东南军事再受到挫折，尚有以台湾为基地，配合国际情势之演变，而恢复本党之基业也。”

　　蒋介石1月7日致电陈诚，其中涉及到广东重要的人事部署是：“可否约向华(张发奎)来商谈时局与利害，使其不为反动派利用。”“广州绥靖主任拟派幄奇(余汉谋)继任，而以伯陵(薛岳)任陆军总司令，并嘱电伯陵来台面商，但不必预先明言其任务”。这里已隐然可见蒋介石分化桂系的用心。

　　陈诚于1月8日拟了一个长电呈复蒋介石，响应蒋提出的约张发奎来商谈时局与利害，使其不为反动派利用的指示，而提出让张主持海南大局的建议。

　　电文中说：“向华(张发奎)兄遵即电约来台商谈，惟海南岛关系至钜，不早筹计，将入敌手，最好即以向华兄前往主持，而以欧震襄助，专管军事，给以一个军之番号，由保安队拨编充实之。”又说：“伯陵(薛岳)兄前曾电约率诸孩来台，以种种不便未果，当再电相邀。渠愤慨虽多，但绝不至为反动者所利用。陆总恐非所愿，如以广州绥署或以韶关另设绥署，令其负责，必能深资倚畀。”

　　关于约张发奎、薛岳来台事，据陈诚后来回忆，“当时他们都没有来。总统(蒋介石)同时亦曾去电相召，以道远言略，亦均无结果。后来总统要我先征得伯陵(薛岳)同意后，发表他继宋子文先生之后为粤省主席。另发表张向华为陆军总司令，而以余幄奇(汉谋)任广州绥署主任，以陈伯南(济棠)任海南军政长官。”可见，广东的这些人事变动，蒋介石都是假手陈诚来进行的。

　　3.第二方案

　　现在常见一些报刊转载“三种方案”的说法，说的是蒋介石在败退台湾时制订了三种方案的，其中第二方案就是以海南岛为最后退路的。

　　叶永烈在《国共风云》(广州出版社，1997年版)中就这样描述：蒋介石在危败之际，原本制订了三种方案：一是以四川为中心，西南为根据地，走当年抗战的老路，与毛泽东长久对抗。二是以海南岛为最后退路。三是以台湾为最后退路。如果这三种方案都失败，则退到菲律宾，组织流亡政府。重庆、成都、西昌的接连失守，使蒋介石的第一方案宣告破产。就在打下西昌之后，半个多月——(1950)四月十六日傍晚六时半，几百艘木帆船从雷州半岛出发，朝南驶去。薛岳知道海南岛难保，曾面见蒋介石，请求从海南岛主动撤退，遭到蒋的拒绝。蒋介石说：“海南岛是反攻大陆的跳板，不可放弃。”经过十多天的战斗，海南全境已是解放军的天下。于是，蒋介石第二方案又告破产。这样，蒋介石别无选择，只能实行他的第三方案——以台湾为最后退路。这样，毛泽东和蒋介石以台湾海峡为“楚河汉界”，继续对立着。

　　按照这种说法，则蒋介石是在海南岛获得解放之后，也就是说在他的第二方案宣告破产的情况下，改为实行以台湾为最后退路的第三方案的。实际是，这种类似于沙盘推演式的结论，似是而非，在逻辑推理上和历史事实上都不成立。仅仅就文中蒋拒绝薛岳说“海南岛是反攻大陆的跳板，不可放弃”，就难以取信。海南战役对于蒋介石而言，正是主动“撤出海南”、“弃守海南”的。为此，蒋介石于1950年5月16日还发布了所谓的《为撤退舟山、海南国军告大陆同胞书》，蒋经国也一度为“撤退海南”辩护。

　　更何况，“三种方案”的说法，完全看不到在下野之前，蒋介石已经做好撤退台湾的各项准备，包括人们已熟知的黄金运台，也完全看不到1949年海南是蒋桂这国民党内两大势力较力的重要场所，蒋氏心腹陈诚筹计海南，桂系大将白崇禧更是以海南为退路，甚至一度还做好将国民政府迁到海南的准备。

　　历史真的不是历史学家的沙盘推演。

　　4.向华辞任张发奎

　　陈诚给蒋介石的建议，请张发奎前往海南主持军事，到头来，蒋介石是任命张发奎为海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1月18日，即蒋介石在下野的前三天，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任命：薛岳为广东省主席、张发奎为海南特区行政长官、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为台湾警备总司令;1月19日，再任命朱绍良为福建省主席、方天为江西省主席;1月20日任刘攻芸为中央银行总裁。

　　部署既毕，蒋介石才于1月21日10时许发表引退文告，宣布“身先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当日下午，蒋飞杭州转奉化。

　　据陈诚回忆：“总统引退之日，除任命汤恩伯现职外，并明令薛岳继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张发奎为海南特别区行政长官，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

　　立法院于1948年8月15日通过将海南改为特别行政区，蒋介石于1949年1月18日任命张发奎为海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其法理根据就是据此。

　　2月1日，粤、穗各界欢迎、欢送余汉谋、薛岳、张发奎三位将军大会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到会2000余人。余、薛联合致答词。但是，张发奎却因不愿去海南就职，另致答词。

　　张发奎为什么不愿去海南就职呢?目前为止能看到的说法是，张发奎因提出“有兵”、“有粮”、“有权”等一系列先决条件未获解决，以“在此局势下，事未易为”为由，辞而不就海南行政长官。

　　曾任海南特区警备总司令部制外少将、高级参谋的海南文昌人林荟材，解放后在其《蒋帮在海南岛的最后挣扎及其覆灭》中回忆说：“1948年，蒋介石在沈阳、锦州、天津等战役迭遭惨败后，冀以海南为基地，重整旗鼓，继续进行反人民的内战。1948年8月15日，由立法院通过将海南改为特别行政区。蒋为了加强他对华南后方基地的控制，假手广东军阀以控制广东，在1月21日，分别发表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张发奎为海南岛特别区行政长官兼海南建省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以代替猬集华南专政大权于一身的宋子文。”

　　林荟材说：“这项‘总统’任命发表后，余汉谋、薛岳即先后到广州接管广东军政大权，唯张发奎因他所提出的‘有兵’、‘有粮’、‘有权’等一系列先决条件未获解决，以‘在此局势下，事未易为’为辞，不允赴海南长官之任。国民党中央只好另行物色海南长官人选，而调张为陆军总司令。”

　　张发奎(1896-1980)，字向华，广东始兴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21年任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营长。1926年初，身为国民革命军南征军第十二师副师长的张发奎率部横渡琼州海峡，讨伐退缩在琼崖的邓本殷残部。1926年又率部北伐，参加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及武昌等战役，屡建战功。抗日战争时期，历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等职，参加指挥淞沪战役、武汉外围战等战役。日本投降后，任广州地区受降主官。广州行辕主任职后，赋闲广州，后游览港澳，去南京候命。

　　张发奎终是没有能到海南上任，令人感慨的是，他对建设琼崖一度信心十足，抗战胜利后，他视察海南，表示相信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能使琼崖成为现代化的国防基地。1949年7月，张发奎辞职去了香港。在他带走的文件中，既有他1937年至1947年的日记，也有一份《海南岛资源与建设计划》。张发奎的历史地位很重要，寓居香港后，海峡两岸都通过各种渠道做了不少工作竞相争取他，但都不成功。1980年3月10日，张发奎病逝香港，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即发唁电给“张向华将军家属”，称“乡情旧谊，时所萦怀”;台湾方面蒋经国特颁褒扬令，赞扬他“安内攘外，屡着勋劳”。

　　5.伯豪归来李汉魂

　　民国广东有“三伯”，就是“伯豪”李汉魂，“伯南”陈济棠，“伯陵”薛岳。这三位著名地方军阀，在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的时刻，都与海南发生最后的联系。而最先上场的是李汉魂。

　　李汉魂(1894-1987)，字伯豪，广东吴川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26年随国民革命军北伐，并由中校参谋长晋升为中将师长。1938年秋广州沦陷后，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广东省主席等职，在安定粤北政局、招抚流离难民方面，政绩卓著。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罗卓英为广东省主席，李汉魂被迫下野，只好远渡重洋，去美国医治耳疾。

　　1949年1月25日，李汉魂自国外飞抵香港，两天后的27日由香港乘直通火车直达广州。

　　回到广州，李汉魂2月1日即与辞任海南长官的张发奎作长谈。之后2月5日又与薛岳、余汉谋等作长谈，“最后并由向公表示接任陆军总司令，而由予继任琼崖行政长官;盖伊多时未赴琼崖，兹以幄公(余汉谋)让出陆总，故作此议也，予亦允加考虑。”(《李汉魂将军日记》)这就是说，他们密谈的结果，就是让张发奎接任余汉谋让出的陆军总司令，而由李汉魂继任海南行政长官。

　　此后两天，李汉魂又与各方友作长谈，2月7日的日记记载：“各人俱力主予赴琼崖，并表示愿作有力的支持，意殊可感;但一时未能遽决，傍晚并访邹海滨先生，详商出处问题，他固重视琼崖，但仍以全局为念也。”邹海滨即国民党元老邹鲁。

　　2月8日李汉魂日记记载：“下午孙院长哲生突然来告，行政院经决议授予‘琼崖特别区行政长官’事，并云：‘一切当力为后盾’。此事发表如是之速，而且事前未征同意，殊出意外。各方知后，来访者络绎不绝。旋张向公到，当约邓剑泉、韩汉英详作商谈，决即赴鄂转京一行，再定就否问题。”

　　及至2月9日，已从南京迁到广州的行政院，在第四十三次院例会上，决议免余汉谋陆军总司令职，张发奎任陆军总司令;免张发奎海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兼海南建省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张要有兵有粮才肯上任，故实际未到职)，由李汉魂继任。

　　李汉魂任海南长官的消息公布后，各方反应很热闹。李汉魂2月11日日记记载：“琼崖事发表后，来访者川流不息，同时又须准备远行，为之异常忙碌。傍晚往访张向公及孙哲生，并赴陈伯南先生晚訁燕。各位对琼崖事虽表重视，予以尚未决就，亦祇静听面已。”所言远行，是要到南京、台湾等地一行。

　　此时，获任的李汉魂开始有所考虑治琼的事。2月12日日记记载：“抵机场后，由汉口派来之飞机适到，惟须明早乃行，当乘时约集韩屏如、张导民、郑瑞夫、陆宗骐、韩汉藩等，商讨海南及今后工作问题。佥认为此际军事与经济并重，宜为去就的标准，予亦注念及之。”

　　但是，很快，他就得到李宗仁要他任总统府参军长的消息。2月14日，李汉魂坐飞机抵达汉口，华中副总司令李品仙代表白崇禧来接，当日日记记：“据谈德公欲予任总统府参军长，俾资赞助，且力劝应允，煮殊可威;惟以琼崖业经发表而未就，容当再为考虑。”德公即李宗仁。对此，李汉魂仍犹豫未决，2月17日日记记：“李德公欲以参军长相畀，一时未敢接受，惟以考虑报之。”

　　李汉魂原本欲赴溪口谒见蒋介石，但奉谕“辞修一切较悉，盼往台湾与之一谈”，可见蒋倚重陈诚一斑。于是2月18日，李汉魂飞抵台北，“傍晚访陈主席辞修，对大局及本身问题，多有道及;予尤坦白诚恳陈述忍让及团结之重要，深望共同努力。惟渠对此尚无表示，而主张予仍赴琼崖;当答以详加考虑，明日再作长谈。”如此，陈诚也是主张李汉魂出长海南。

　　翌日，李汉魂再赴台湾省府会陈诚。李汉魂此行“欲详悉最高当局意见，并对全局及本身问题，作一检讨，谋最后决定”，然而陈诚“祇表示宜赴琼崖，本日对此事予亦屡有谈及;诚以琼崖为广东省府旧属，更与台湾隔海对悬，予无论是否赴琼，亦注意联成一气耳。惜作一时许的商讨，彼此意多未协，察其真意，似认为‘大陆殆难久争，琼崖将亦不能永守，惟台湾特为重要’。予对台固然重视，而对大陆失地，亦知不能迅求恢复;惟大陆必须寸土力争，琼崖则更宜死守，然后全局望能逆转。兹以当局之决心如是，为之失望实甚，自知难图共济，亦遂怅惘云别，并告以那即离台返粤。”惆怅以别，自是无功而返。

　　2月22日，李汉魂回到广州。此时，“李代总统经于前两日飞抵广州，昨已转赴桂林。予当分访向华、幄奇两兄，谈述经过，并与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吴铁城一谈”。又当晚“罗翼群、林翼中、伍智梅约餐，当即往叙;嗣赴剑泉处进食，顺作长谈。藉悉德公此次每对各人谈及力邀予任参军长事，并经正式发表;友意虽不一致，但予鉴于全般情势，尤其赴台观察结果，决即取消南渡琼崖，期对全局或有些微贡献也。”至此，李汉魂始放弃出长海南的打算。

　　3月2日，李汉魂去香港飞南京，就参军长职，后又任内政部长。同年辞去职务，移居美国。1987年病逝美国。

　　6.第二台湾

　　张发奎是要有兵、有粮、有权才肯上任海南长官，那李汉魂为什么同样辞而不就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呢?如果仅仅读他的日记，还难以得出全部结论。

　　据林荟材的回忆，在张发奎辞而不就海南长官职之后，“广东的另一军阀，抗战时期的广东省府主席李汉魂亦于此时自欧洲归来。行政院遂于2月9日的第四十三次例会上通过：命李汉魂为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兼海南建省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当时，李宗仁已代‘总统’，正欲通过张发奎和李汉魂拉拢广东的军政人员，实行两广联合，反共反蒋。故上述任命发表后，李汉魂亦不就任，却去做李宗仁的‘总统’府的参军长，并向李宗仁推荐他的老搭档、前卅五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出长海南。”这些话都有道理，也是为李汉魂“期对全局或有些微贡献”的注解。

　　但是，原系李汉魂新闻发言人的承纪云，在《解放前夕的李汉魂》中回忆李在解放前夕任国民政府参军长及内政部长期间的种种政治活动，毕竟是局中人，从中可看出，这里面的斗争要更复杂些。“李汉魂归国后对时局的总估计是‘南北朝’。美国将全力支持桂系力保南部中国，使长江变成一道‘三八线’。因此他的政治打算是先找地盘立足。”承纪云回忆说：“李汉魂和李宗仁、白崇禧会商后的第一步棋是经营海南岛。当时蒋介石控制台湾，把它作为海上巢穴;桂系为了万一，也想经营一个‘第二台湾’。因此李、白就想设法控制海南岛，可是李、白担心广东地方势力不肯轻易放手，于是认定李汉魂是最适当的人选。李当时虽觉得海南仅弹丸之地，有些屈尊，但作为一个立足点来说，毕竟还是相当理想的，所以也就同意了。任命刚发表，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就立即尖锐地呈现。首先蒋介石通过CC的党部势力，反对李汉魂。他们攻击李、白想一手控制两广;同时又痛骂李汉魂甘心把广东人的地盘奉献桂系。李汉魂一归国就遭到了当头一棒，心实不甘，马上使了一个花招，答应出任国民政府参军长，而把海南岛让给广东军人邓龙光。”

　　自此时至年底，桂系一直谋划将海南岛作“第二台湾”来经营。7月28日，已是内政部长的李汉魂偕李宗仁飞抵海南，与陈济棠密谈桂系拥兵南撤、退居两广及海南的打算，并计划把国民政府迁到海南。到11月16日，李宗仁又乘专机飞往海南岛视察，冀以“孤悬海隅的海南岛，或可保留为最后立足之地”。

　　可能海南情结太重，1965年7月李宗仁从美国回到祖国后，特意一再坚持要到海南参加访问。1966年2月10日，李宗仁一行终于得以从广州飞海南岛，开始作一千公里的环岛旅行，至18日结束。

　　7.改荐剑泉邓龙光

　　据程思远回忆：“张发奎等当于二月十二日派海南特别区行政长官李汉魂和广州绥署秘书长陆匡文飞南京见李宗仁。张在给李的信中表示：务求党内进步分子一致团结，充实革命力量，加强领导中心。李汉魂到南京后，李宗仁即改任他做总统府参军长，成为李氏身边的得力幕僚，与程思远、邱昌渭、甘介侯等有‘四大金刚’之目。李汉魂所遗海南特别区行政长官，由李宗仁改提陈济棠担任。”(《李宗仁先生晚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

　　此事据罗屏编纂《民国广东大事记》，时间则是2月14日，“李汉魂自广州乘李宗仁派来的专机飞长沙、汉口晤白崇禧后即转至南京，闻带有张发奎函一封，要求李宗仁团结党内进步分子，充实革命力量，加强领导中心。”

　　程思远的回忆，漏了一个人物，就是李汉魂不就海南行政长官，却转而推荐他的老搭档邓龙光出长海南。对此，李汉魂2月23日的日记记：“予既表示不赴琼崖，当即与张向华为邓剑泉、韩汉英着手进行前往，各方对此亦多酝酿;而今午行政院业已发表改派陈济棠接充，闻系李德公日前抵粤时，偶受请求决定。”可见，他是“着手”让邓龙光前往海南的，至于他也着意于韩汉英，则又与“琼人治琼”相关，而陈济棠最终出长海南，则又是李宗仁之力也。

　　邓龙光(1896一1979)，别号剑泉，广东茂名人。北伐时任副师长、师长、旅长。抗战时任第六十四军副军长、第八十三军军长，参加南京保卫战。后升副军团长、第六十四军军长、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方面军副司令长官，参与过粤北、桂南战役。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副主任、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后去台湾，1979年病故于台北。

　　在李汉魂向李宗仁推荐他的老搭档、前卅五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出长海南后，据林荟材回忆，李宗仁为此，曾于2月20日亲自从南京飞到广州，当晚即在法政路官邸接见邓龙光，征求邓对出长海南的意见。邓龙光同样以“兵”、“粮”、“权”没有如愿要到手，认为“官可做，钱不可出”，辞不受命。

　　但是，承纪云的回忆则说：“在CC导演下曾三省领衔发表了反对邓龙光的电报，邓龙光吓得不敢上任，桂系的计划落空。”曾三省是海南籍国民党要员。

　　8. “琼人治琼”

　　2月27日，琼崖16个县的参议会及琼崖各界先后致电李宗仁、孙科、余汉谋，表示欢迎张发奎、李汉魂担任琼崖特区行政长官，否则愿以“琼人治琼”。显然，“琼人治琼”是针对邓龙光和陈济棠。

　　原来，南京琼崖旅京同乡会、上海海南旅沪同乡会，在获悉陈济棠将任海南特区公署行政长官兼海南建省筹备主任委员消息后，认为陈氏昔日主粤，政绪欠佳，而且曾经叛离中央，屠杀了琼崖许多优秀青年，斯来主琼，恐非桑梓之福，就分别召开旅京、沪同乡会，一致主张：(一)通电琼崖各县表示反对。(二)派代表谒见李代总统，请求收回成命。

　　在李汉魂的日记中，2月24日中这样记：“自发表陈济棠任琼崖行政长官后，各方甚多议论;余、薛采纳舆论及群情，劝陈不要接受，殆俱不承接纳，予及向华亦遂不便置词。惟琼崖人士则公开力主‘除张向华及李伯豪外，必要琼崖人治琼崖’;予虽表示断不往任，并且将赴南京就职，仍不免颇觉麻烦而应付亦艰也。”可见，陈济棠所受到的反对的确是很激烈。

　　而据林荟材的回忆，是则“琼人治琼”的主张，首先是由邓龙光之任引发的：“这段时间，海南籍的国民党人士，为争夺海南岛的统治权，曾提出‘琼人主琼’的主张。因此，当李宗仁在穗接见邓龙光，广州报纸盛传邓将出长海南的时候，海南当地和旅穗海南人士曾放出空气，表示除张(发奎)、李(汉魂)以外，其余人士出长海南，均不欢迎。”

　　至“琼人主琼”的人选，据林荟材回忆说，按当时琼籍人士估计，以下列几个人的希望较大：(1)曾得到宋子文的默契、与李汉魂、邓龙光为拜把兄弟并同属第四军袍泽的现任广东省第九区(海南)行政督察专员韩汉英;(2)蒋介石的心腹人物，军统的琼籍首要郑介民和黄珍吾;(3)孙科的“太子派”中坚、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陈策和何应钦派的王俊。

　　尽管海南籍国民党人士对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席位的争持很激烈，但最终谁都无缘于家乡。当中的原因，林荟材回忆的记载如此。握有军事实权的桂系首要李宗仁和白崇禧，却认为上述人选都不是他们的合作对象。当邓龙光谢绝出长海南的任务以后，他们的目光，便落到广东军界“耆宿”陈济棠身上。因此，李宗仁在接见邓龙光之后，接着于(2月)22日接见了陈济棠，密谈了约两小时。当晚，又偕孙科到东山梅花村的陈济棠公馆作私人拜会。次日，行政院在穗举行第四十五次例会，便爆出了大出一般人意料的“冷门”——通过了孙科的提案，任命陈济棠为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兼海南建省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9.东山再起陈济棠

　　陈济棠(1890-1954)，广东防城(后改隶广西)人。1936年前的七八年间，他在广东集国民党的党政军权于一身，成为权倾一时的“南天王”，是闻名全国的地方实力派。自1936年在发动反蒋的“两广事变”中失败下台后，一蹶不振，几成政治僵尸。至任海南行政长官之前，基本上处于赋闲的“寓公”状态。

　　陈济棠出长海南，正如李汉魂2月23日日记所记，是李宗仁的决定：“今午行政院业已发表改派陈济棠接充，闻系李德公日前抵粤时，偶受请求决定。”当日，行政院在广州召开第四十五次例会，通过了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兼建省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汉魂免职，遗缺由陈济棠接任。3月7日，行政院的临时会议，又通过了任命陈济棠为海南特区警备总司令。

　　陈济棠在其《自传稿》中回忆如此：“民国卅八年初，中央以海南地位重要，划为特别行政区。先后委派张向华、李伯豪为行政长官，均辞不就。邹海滨等诸元老，以大局如此严重，应遴选革命性强而富于经验与服务热情者担任，并认为余最为适合。先未征求余同意，即向孙哲生院长提出。孙先生深表同意，发表后乃约晤谈，余以见危受命，义不容辞，慨然接受。”

　　而李汉魂在他的日记中，则评价陈济棠是“提得起放得下”：“抗日战起，中央授以农林部长，戡乱末期，当局发表任为海南特别区行政长官，陈伯南，都是不嫌闻曹，不辞艰危，朝闻令，夕就道，唯命是从，盖棺定论，无怪其能领袖群伦，为三伯之首。”三伯即陈济棠、李汉魂、薛岳。

　　对于陈济棠最终出长海南这件事，林桧材以其亲耳所闻这样回忆：“政治圈里的人当时都盛传陈济棠是‘拿钱买官做’的。1949年7月，我曾就这个问题询问过李宗仁的近随林茂。他说：‘这是代总统联合两广实力派系，反共反蒋的基本措施。据代总统说：海南长官的人选，哲生(孙科)、子文和礼卿(吴铁城)属意筹硕(陈策);幄奇(余汉谋)、向华(张发奎)、伯陵(薛岳)极力推荐伯南(陈济棠);伯豪(李汉魂)则推荐剑泉(邓龙光)。但在目前局势下，政府财政支绌，新设一个机构在在需财，向华要有权、有兵、有粮才愿意搞;伯豪、剑泉也是这样，因为这些问题不易解决，他们都坚决拒辞。因此，与哲生、子文、健生(白崇禧)、敬之(何应钦)、幄奇等研究后，征求伯南的意见。伯南认为海南大有可为，表示愿意自筹经费，不需中央财政负担，自供自给;不需中央一兵一卒，但保自卫。时局至此，谁愿输将，共赴时艰。连子文等也准备到海外作寓公去了，除了借重伯南，还有什么办法?所以，连蒋总裁也只好点头默许了。”这说的都是实情，从中也可看出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激烈程度。

　　陈济棠出长海南，往明里说是邹鲁等国民党元老的建议，而暗中更有国民党实权人物宋子文的支持。这是粱国武在《陈济棠、薛岳在海南的最后统治见闻》中的说法，“在海南改为特区，长官人选因经费、兵粮不易解决而难产时，陈济棠便因获得宋的支撑、为蒋所属意。”此说得不到更多材料的佐证，但陈济棠相拉紧与宋子文的关系，却是他的算盘。

　　自1936年发动“两广事变”反蒋倒台以后，陈济棠总结了失败的原因，就是“我过去所以失败，原因固多，而以政治上的失败为主”，“广东有地位的军人如薛伯陵(岳)、余幄奇(汉谋)等，所以能站稳脚跟，都因会走政治路线。伯陵依附陈诚，幄奇投靠何应钦，都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要想“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站住脚”，也必须有个强有力政治靠山。因此他下定决心与宋子文拉紧关系，由其老部下何荦(广东徐闻人)通过宋子文的文昌老乡、蒋介石的特务头子郑介民和香港富商周文治进行。

　　宋子文支持、蒋介石属意陈济棠，“其原因，除蒋介石需利用陈与李宗仁、白崇禧及当时的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都有嫌隙，实行‘分而治之’，使互相牵制，以拆散李宗仁策划的‘两广大团结’，反共又反蒋的阴谋外，宋子文的从中撑腰，亦起了重大作用。”粱国武这个说法如果成立，则蒋介石同意起用陈济棠，目的是为了分化“两广合作”。而李宗仁任命陈济棠出长海南，就是桂系谋求“两广合作”的部署。陈济棠成为两种势力争相拉拢的对象。

　　李宗仁上台后，提出一系列和平主张。蒋介石为阻挠和谈，唆使行政院长孙科擅自将行政院迁往广州，使李宗仁成了“空头”总统。2月21日，李宗仁在任职的第二天，即从南京飞抵广州，解决行政院擅自南迁的问题。这一天正好是陈济棠的生日，李宗仁获悉后，当即写了一副“如冈如陵”的寿屏送给陈济棠，当晚又亲临陈公馆致贺。这样一来，李宗仁对陈济棠突然有了新的发现，他觉得“陈氏那时虽然仅有国民党中委一个空衔，并无实权，但他在广东的人缘不错，广东将领如余汉谋、徐景唐、李扬敬、李汉魂均出门下，潜势力依然很大，在西南半壁，摇摇欲坠的情况下，陈先生也是个可与有为的人物。”曾经的李宗仁幕僚梁升俊后来在《蒋李斗争内幕》中回忆说，当晚李、陈两人闭门长谈了两个小时，“对华南的防务，和陈氏的出处，有了一个完满的决定”。

　　桂系希望通过广东实力派控制广东及海南，与广西互为犄角，实现两广合作，同时对抗蒋介石和共产党。以陈济棠出任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就是桂系实现两广合作的重要一着棋。

　　10.海南“新生”

　　陈济棠出任海南行政长官的命令发表后，琼籍国民党人士因“琼人主琼”主张未能实现，分别在广州和海口开会，强烈反对陈济棠出长海南。

　　陈济棠不愧是政界“耆宿”，赴琼前夕虽处境尴尬，但为了缓和海南人士的反对情绪，做了很多安抚工作，最后提出“安定”海南人心的四大治琼方针。粱国武《陈济棠、薛岳在海南的最后统治见闻》中说：“陈棠济出长海南的任命发表后，曾受到主张‘琼人主琼’的国民党人士反对。陈在赴任前，曾在其梅花村公馆召见海南留省各界人士廿余人，提出治琼四点方针：1、原广东第九清剿区司令兼行政督察专员韩汉英任用的各县县长一律照旧供职，不予更动;2、地方税捐全部归公，用于建设地方事业;3、希望琼籍人士向南洋华侨鼓吹，投资建设琼崖，开办矿务;4、准备建筑环海公路，并继续完成榆林港的建设。”

　　文中还说，散席后，陈济棠并授意当时的临高县长陈炜章，联络琼山、文昌、定安、澄迈等县长，联衔发表“拥护陈济棠赴任”的通电，作为他扬帆赴琼履职的东风。陈接电后，才到海南就职。

　　林荟材的回忆也说：“陈济棠为了缓和海南人士的反对情绪，曾分访陈策、王俊等以结欢海南籍国民党军政要员。对海南特区的人事，亦进行分赃，除财政、税收、矿务、建军等方面大权由陈济棠独揽外，行政、教育等部门，则由海南人士中遴员充任，让海南籍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也能分到一杯羹。”

　　自受任命至3月29日赴海南正式上任，陈济棠进入“长官”角色，做了这些事：3月2日，呈请任命林时清、黄麟书、程辟金等7人为海南建省筹备委员会委员。3月3日，招待记者时称，他战后视察过琼崖，知道琼崖人比其他地方人生活更困难。他去琼崖主政后，将先安定琼崖秩序和民心，关心他们的生活，运用琼崖地方人才。3月18日，由南京回穗。说此行去南京是谈海南建省的具体问题，结果很圆满，国民党第六十四军容有略部即调海南整训。3月20日，与陈纳德及美国总领事，商谈美机开辟穗——琼航线事。

　　3月29日，“奉总统府简派状任命”的陈济棠，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宣誓就职。随即，搭乘陈纳德的专机飞往海南。到海口时，受到民众热烈欢迎，盛况空前。陈济棠在自传稿中回忆说：“三月廿九日，即飞赴海南。到海口之日，欢迎之群众三万余人，沿机场至长官官舍，列队盈路，足见民众望治之殷，盼余到海南之切也。”

　　“民众望治之殷”，说的也是实情。李汉魂在日记中曾这样评价陈济棠治粤建树：“其治粤八年，闭关自守，与民休止，整军经武，锐意建设，自成小康之局，亦为民国以来粤省所仅见。”今人或谓陈济棠治粤时代，是老广州的黄金时代。

　　现在，历史已给陈济棠以宽容。这已是陈身后二十多年的事情。1980年9月10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陈济棠的第十个公子陈树柏夫妇。在与这位美国圣克拉州大学任电子计算机工程系主任叙旧中，邓小平盛赞其父：“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怀念他。”并手书鲁迅诗联：“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陈济棠治粤的“建树”至今还有痕迹。比如商业方面，广州惠爱路(今中山五、中山六路)、上下九路和西濠等处，今天仍是广州的中心商业区;市政建设方面，连贯珠江两岸的海珠大桥，以及中山纪念碑、中山纪念堂、广州市政府大楼等，至今仍是重要的建筑物;教育方面，中小学学生激增，著名的中山大学等高等学府成立等等。

　　陈济棠治粤“确有建树”，给他十足的“底气”，在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仍想在海南“大展鸿图”。

　　陈济棠在4月1日的就职中，提出军事新生、政治新生、社会新生、经济新生，为建设新海南之方针。这个“新海南”，当是他治粤时“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广东”的主张，在海南的翻版。

　　“见危受命”，却是大势已去。一年后的4月20日前后，在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的炮声中，陈济棠从榆林逃到台湾。

　　说起来，陈济棠人生“起点”还是从海南开始，却是失意离开。那是1914年前后，他刚从陆军速成学校毕业，来到海南，投入琼崖镇守使黄志桓部当教练员。有一次，黄志桓到操场阅操后，对人说：“陈叫口令叫得鸡声鸡气，怎能当教练呢?”弄得陈济棠因此辞职，返回广州。三十多年后的“海南王”，又是从海南败逃台湾，但这一去却是客死他乡，不再回来，历史的戏剧性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