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东山再起陈济棠

　　陈济棠(1890-1954)，广东防城(后改隶广西)人。1936年前的七八年间，他在广东集国民党的党政军权于一身，成为权倾一时的“南天王”，是闻名全国的地方实力派。自1936年在发动反蒋的“两广事变”中失败下台后，一蹶不振，几成政治僵尸。至任海南行政长官之前，基本上处于赋闲的“寓公”状态。

　　陈济棠出长海南，正如李汉魂2月23日日记所记，是李宗仁的决定：“今午行政院业已发表改派陈济棠接充，闻系李德公日前抵粤时，偶受请求决定。”当日，行政院在广州召开第四十五次例会，通过了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兼建省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汉魂免职，遗缺由陈济棠接任。3月7日，行政院的临时会议，又通过了任命陈济棠为海南特区警备总司令。

　　陈济棠在其《自传稿》中回忆如此：“民国卅八年初，中央以海南地位重要，划为特别行政区。先后委派张向华、李伯豪为行政长官，均辞不就。邹海滨等诸元老，以大局如此严重，应遴选革命性强而富于经验与服务热情者担任，并认为余最为适合。先未征求余同意，即向孙哲生院长提出。孙先生深表同意，发表后乃约晤谈，余以见危受命，义不容辞，慨然接受。”

　　而李汉魂在他的日记中，则评价陈济棠是“提得起放得下”：“抗日战起，中央授以农林部长，戡乱末期，当局发表任为海南特别区行政长官，陈伯南，都是不嫌闻曹，不辞艰危，朝闻令，夕就道，唯命是从，盖棺定论，无怪其能领袖群伦，为三伯之首。”三伯即陈济棠、李汉魂、薛岳。

　　对于陈济棠最终出长海南这件事，林桧材以其亲耳所闻这样回忆：“政治圈里的人当时都盛传陈济棠是‘拿钱买官做’的。1949年7月，我曾就这个问题询问过李宗仁的近随林茂。他说：‘这是代总统联合两广实力派系，反共反蒋的基本措施。据代总统说：海南长官的人选，哲生(孙科)、子文和礼卿(吴铁城)属意筹硕(陈策);幄奇(余汉谋)、向华(张发奎)、伯陵(薛岳)极力推荐伯南(陈济棠);伯豪(李汉魂)则推荐剑泉(邓龙光)。但在目前局势下，政府财政支绌，新设一个机构在在需财，向华要有权、有兵、有粮才愿意搞;伯豪、剑泉也是这样，因为这些问题不易解决，他们都坚决拒辞。因此，与哲生、子文、健生(白崇禧)、敬之(何应钦)、幄奇等研究后，征求伯南的意见。伯南认为海南大有可为，表示愿意自筹经费，不需中央财政负担，自供自给;不需中央一兵一卒，但保自卫。时局至此，谁愿输将，共赴时艰。连子文等也准备到海外作寓公去了，除了借重伯南，还有什么办法?所以，连蒋总裁也只好点头默许了。”这说的都是实情，从中也可看出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激烈程度。

　　陈济棠出长海南，往明里说是邹鲁等国民党元老的建议，而暗中更有国民党实权人物宋子文的支持。这是粱国武在《陈济棠、薛岳在海南的最后统治见闻》中的说法，“在海南改为特区，长官人选因经费、兵粮不易解决而难产时，陈济棠便因获得宋的支撑、为蒋所属意。”此说得不到更多材料的佐证，但陈济棠相拉紧与宋子文的关系，却是他的算盘。

　　自1936年发动“两广事变”反蒋倒台以后，陈济棠总结了失败的原因，就是“我过去所以失败，原因固多，而以政治上的失败为主”，“广东有地位的军人如薛伯陵(岳)、余幄奇(汉谋)等，所以能站稳脚跟，都因会走政治路线。伯陵依附陈诚，幄奇投靠何应钦，都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要想“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站住脚”，也必须有个强有力政治靠山。因此他下定决心与宋子文拉紧关系，由其老部下何荦(广东徐闻人)通过宋子文的文昌老乡、蒋介石的特务头子郑介民和香港富商周文治进行。

　　宋子文支持、蒋介石属意陈济棠，“其原因，除蒋介石需利用陈与李宗仁、白崇禧及当时的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都有嫌隙，实行‘分而治之’，使互相牵制，以拆散李宗仁策划的‘两广大团结’，反共又反蒋的阴谋外，宋子文的从中撑腰，亦起了重大作用。”粱国武这个说法如果成立，则蒋介石同意起用陈济棠，目的是为了分化“两广合作”。而李宗仁任命陈济棠出长海南，就是桂系谋求“两广合作”的部署。陈济棠成为两种势力争相拉拢的对象。

　　李宗仁上台后，提出一系列和平主张。蒋介石为阻挠和谈，唆使行政院长孙科擅自将行政院迁往广州，使李宗仁成了“空头”总统。2月21日，李宗仁在任职的第二天，即从南京飞抵广州，解决行政院擅自南迁的问题。这一天正好是陈济棠的生日，李宗仁获悉后，当即写了一副“如冈如陵”的寿屏送给陈济棠，当晚又亲临陈公馆致贺。这样一来，李宗仁对陈济棠突然有了新的发现，他觉得“陈氏那时虽然仅有国民党中委一个空衔，并无实权，但他在广东的人缘不错，广东将领如余汉谋、徐景唐、李扬敬、李汉魂均出门下，潜势力依然很大，在西南半壁，摇摇欲坠的情况下，陈先生也是个可与有为的人物。”曾经的李宗仁幕僚梁升俊后来在《蒋李斗争内幕》中回忆说，当晚李、陈两人闭门长谈了两个小时，“对华南的防务，和陈氏的出处，有了一个完满的决定”。

　　桂系希望通过广东实力派控制广东及海南，与广西互为犄角，实现两广合作，同时对抗蒋介石和共产党。以陈济棠出任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就是桂系实现两广合作的重要一着棋。

　　10.海南“新生”

　　陈济棠出任海南行政长官的命令发表后，琼籍国民党人士因“琼人主琼”主张未能实现，分别在广州和海口开会，强烈反对陈济棠出长海南。

　　陈济棠不愧是政界“耆宿”，赴琼前夕虽处境尴尬，但为了缓和海南人士的反对情绪，做了很多安抚工作，最后提出“安定”海南人心的四大治琼方针。粱国武《陈济棠、薛岳在海南的最后统治见闻》中说：“陈棠济出长海南的任命发表后，曾受到主张‘琼人主琼’的国民党人士反对。陈在赴任前，曾在其梅花村公馆召见海南留省各界人士廿余人，提出治琼四点方针：1、原广东第九清剿区司令兼行政督察专员韩汉英任用的各县县长一律照旧供职，不予更动;2、地方税捐全部归公，用于建设地方事业;3、希望琼籍人士向南洋华侨鼓吹，投资建设琼崖，开办矿务;4、准备建筑环海公路，并继续完成榆林港的建设。”

　　文中还说，散席后，陈济棠并授意当时的临高县长陈炜章，联络琼山、文昌、定安、澄迈等县长，联衔发表“拥护陈济棠赴任”的通电，作为他扬帆赴琼履职的东风。陈接电后，才到海南就职。

　　林荟材的回忆也说：“陈济棠为了缓和海南人士的反对情绪，曾分访陈策、王俊等以结欢海南籍国民党军政要员。对海南特区的人事，亦进行分赃，除财政、税收、矿务、建军等方面大权由陈济棠独揽外，行政、教育等部门，则由海南人士中遴员充任，让海南籍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也能分到一杯羹。”

　　自受任命至3月29日赴海南正式上任，陈济棠进入“长官”角色，做了这些事：3月2日，呈请任命林时清、黄麟书、程辟金等7人为海南建省筹备委员会委员。3月3日，招待记者时称，他战后视察过琼崖，知道琼崖人比其他地方人生活更困难。他去琼崖主政后，将先安定琼崖秩序和民心，关心他们的生活，运用琼崖地方人才。3月18日，由南京回穗。说此行去南京是谈海南建省的具体问题，结果很圆满，国民党第六十四军容有略部即调海南整训。3月20日，与陈纳德及美国总领事，商谈美机开辟穗——琼航线事。

　　3月29日，“奉总统府简派状任命”的陈济棠，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宣誓就职。随即，搭乘陈纳德的专机飞往海南。到海口时，受到民众热烈欢迎，盛况空前。陈济棠在自传稿中回忆说：“三月廿九日，即飞赴海南。到海口之日，欢迎之群众三万余人，沿机场至长官官舍，列队盈路，足见民众望治之殷，盼余到海南之切也。”

　　“民众望治之殷”，说的也是实情。李汉魂在日记中曾这样评价陈济棠治粤建树：“其治粤八年，闭关自守，与民休止，整军经武，锐意建设，自成小康之局，亦为民国以来粤省所仅见。”今人或谓陈济棠治粤时代，是老广州的黄金时代。

　　现在，历史已给陈济棠以宽容。这已是陈身后二十多年的事情。1980年9月10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陈济棠的第十个公子陈树柏夫妇。在与这位美国圣克拉州大学任电子计算机工程系主任叙旧中，邓小平盛赞其父：“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怀念他。”并手书鲁迅诗联：“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陈济棠治粤的“建树”至今还有痕迹。比如商业方面，广州惠爱路(今中山五、中山六路)、上下九路和西濠等处，今天仍是广州的中心商业区;市政建设方面，连贯珠江两岸的海珠大桥，以及中山纪念碑、中山纪念堂、广州市政府大楼等，至今仍是重要的建筑物;教育方面，中小学学生激增，著名的中山大学等高等学府成立等等。

　　陈济棠治粤“确有建树”，给他十足的“底气”，在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仍想在海南“大展鸿图”。

　　陈济棠在4月1日的就职中，提出军事新生、政治新生、社会新生、经济新生，为建设新海南之方针。这个“新海南”，当是他治粤时“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广东”的主张，在海南的翻版。

　　“见危受命”，却是大势已去。一年后的4月20日前后，在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的炮声中，陈济棠从榆林逃到台湾。

　　说起来，陈济棠人生“起点”还是从海南开始，却是失意离开。那是1914年前后，他刚从陆军速成学校毕业，来到海南，投入琼崖镇守使黄志桓部当教练员。有一次，黄志桓到操场阅操后，对人说：“陈叫口令叫得鸡声鸡气，怎能当教练呢?”弄得陈济棠因此辞职，返回广州。三十多年后的“海南王”，又是从海南败逃台湾，但这一去却是客死他乡，不再回来，历史的戏剧性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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