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士诒，广东三县水人，前清进士出身，曾任铁路总局局长，邮传部大臣，是袁世凯心腹重臣。

　　邓铿，名士元，字仲元，广东嘉应人。1913年1月任琼崖镇守府镇守使，是年3月来海南之前，曾任广东都督府参谋长。

　　8、三条驳议

　　《琼州改设行省理由书》对琼州改省三大原因、五大理由，披沥详陈，似尚嫌不够，于是再设置三大驳议，力求将改省的理由阐述得更为完整而有说服力。驳议是设置别人的悖论，再一一加以反驳。

　　驳议之一：“琼州土地狭小，财力不足，不宜改省者一。”理由书反驳说：“夫台湾一岛，其幅员与琼州相等，自日本经营之后，每年岁入数千万。倘琼州改为行省，数年经营之后，其收入必有可观，无庸疑也。且欧美诸小国，其面积不如琼州之广，人口不如琼州之多，尚自立为一国，以数百万之住民，十万方里之土地，而不能划为一省直隶中央者，断无是理。是第一之驳议，不足信也。”

　　驳议之二：“（琼州）一改为行省，恐各省纷纷效尤，何所底止，不宜改省者二。”

　　理由书反驳说：“琼州宜改行省，既有上陈五大理由，他省之欲效尤者，无从藉口。是第二之驳议，不足信也。”

　　驳议之三：“昔江北改省之议，不能通过，琼州与江北，何异其选，不宜改省者三。”

　　理由书反驳说：“琼州与江北不同，查江苏面积最狭，江北改为行省，则江苏必受其影响，而琼州改省，广东不受其害，反得其益，其不同一也。琼州系海外孤岛，文明各国，其政府皆重视岛地，诚以岛地有特别视之理由在焉。美国诸岛，皆自为一州，若夫落利大、檀香山等岛，其面积不若海南，而自为一州，其故可知。而江北则非岛也，其不同二也。前清时代，张之洞督粤时，尝倡琼州改省之议，后岑春萱（煊）督粤，亦有是议。夫以前清因循苟且，尚因琼州地理重要，不能漠视，况民国成立，凡百设施，在发奋有为之时代乎？而江北则不然，其不同三也。由是观之，第三之驳议，亦不足信也。昔唐贞观五年置都督府于琼州，是改省之说，乃所以复古制，非创议也。”

　　由此三驳，足见琼州改省理由之充分，他地无法“复制”。诚如书中所言，这些质疑琼州改省的观点“似是实非”。

　　行文至此，理由书以请求的话语这样结尾：“民国百度维新，行政区划宜亟改良，以固边防而启利源，兴文化而奖殖民，乞诸位先生赞成琼州改设行省。琼州幸甚！民国幸甚！”

　　由是观之，《琼州改设行省理由书》，充分发挥孙中山的琼州改省思想，深刻阐述琼州改设行省的理由而充分富有远见，尤其列数巩固海防、启发天然富源、文化政策、国内移民殖民政策、行政之便宜五大理由，又列举江北改省不能通过的理由为显明之例，更以琼州为岛地而“文明各国，其政府皆重视岛地”和“美国诸岛，皆自为一州”为参照对比，对琼州改省如此用心，实有史以来所罕见。

　　9、贞观之误

　　不能不感动于海南先辈们的用心，为了琼州能改省，非但阐述五大理由、设置三大驳议，还搬出前清时代两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在任时间1884-1889）、岑春萱（煊）（在任时间1903－1906），皆倡琼州改省之议，甚至更将海南改省的历史，上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唐朝，意以“复古制”，以期获得更多支持。

　　若论张之洞时代的海南改省事，那又是一篇大文章。这里无暇顾及，仅想指出理由书中“昔唐贞观五年（631）置都督府于琼州，是改省之说，乃所以复古制，非创议也”的史实小瑕。

　　《琼州改设行省理由书》起草者的用意是：早在唐太宗时代，海南就设置都督府，就直属中央政府了，现在动议改省仅是恢复旧制而已，并非新的创议。国内其它地方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海南改省不必担心引起其它地区群起仿效。

　　但史实表述欠准确。在《新唐书》地理志中，“琼州琼山郡，下都督府。贞观五年（631）以崖州之琼山置”这句话，很容易读成琼州为下都督府，是贞观五年析崖州之琼山置。又由于这句话语焉不详，至使该书接下的琼州“自乾封（666-667）后没山洞蛮，贞元五年（789），岭南节度使李复讨复之” 这句话也不完整，即省缺了此时置琼州都督府的史实。《新唐书》还缺少此前设置崖州都督府的记载。理由书“复古制”之说的小疵瑕，可能缘于此。

　　唐朝前期与“复古制”说相关的史实，是在海南置“两府一州”，即置崖州都督府、琼州都督府和琼州。依《旧唐书》并依时间顺序，则（一）崖州都督府，那是在唐太宗贞观元年（627）置，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因唐时的崖州在今之琼山境内，故崖州设都督府，实为在今琼山境设都督府。（二）琼州，置在唐太宗贞观五年（631），析崖州之琼山置琼州，至是海南始有琼崖之称，迄今一千三百七十多年。（三）琼州都督府，这已是琼州之名出现一百五十八年之后，唐德宗贞元五年（789），从岭南节度使李复之请，设置琼州都督府，而取消崖州都督府。“琼州”之所以能指称海南全岛，就开始于此时。

　　海南历史之曲折复杂，由唐初的这点事就见一斑。贞观年号与贞元年号、贞观五年与贞元五年皆一字之差，再加上崖州与琼州之混淆，很容易造成差误。窃以为，理由书的那句话，应更正为“昔唐贞观元年（627）置都督府于崖州”。但这一改，又带来问题，就是时人概念中的“崖州”地望，是在南部的崖县，而非北部的琼山县。这又多了几分疑惑与茫然，难达词意。如果改为“昔唐贞元五年（789）置都督府于琼州”，则改省“历史”又缩短了一百五十八年。真难为我们的先贤了。

　　最先于627年设置的崖州都督府，先是领有岛上的崖州、儋州、振州共三州，待琼州（唐太宗贞观五年即631年置）、万安州（唐高宗龙朔二年即662年置）出现后，一并领焉。后于789年废崖州都督府，新置的琼州都督府，一并领有当时海南岛上的琼州、崖州、振州、儋州、万安州等五州。

　　海南历史上两置都督府，采取由中央直接统治的方式，表明唐朝对海南岛的重视，及统治的加强。

　　10、模范试验

　　海南改省的理由已经说得无以复加，而且又有孙中山的带头推动，更有袁世凯的心腹红人梁士诒襄助，那么这次改省为什么不能如愿而流产呢？

　　很有些文献，将原因归结于1913年3月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被刺案。略谓孙中山先生领衔发布理由书不久，袁世凯指使人暗杀宋教仁，欲用武力镇压革命，致使国民党人多数亡命海外，琼籍国会议员陈发檀等也南归，议案遂告落空，改省方案无从实施。实际上，宋教仁被杀，只是对琼州改省造成初步影响，而非决定性影响。

　　1913年3月，“二总统”梁士诒回广东三水老家。通常认为，他这次回家名为七十岁父亲做寿，实际还肩负为袁世凯在政治上进行活动的任务。而从他在广东，与广东都督胡汉民的几次谈话中，我们得知，海南改省之事，此时仍在谋划进行中。

　　３月４日至６日，梁士诒与胡汉民等谈话，内容涉及财政、盐政、振兴商务、琼州开埠、维持纸币、建设大学等问题，还讲到孙中山的铁路计划及海南建省问题。

　　梁士诒云：“琼州一埠，孤悬海岛，非开埠实难绥守。去年某君有一条陈呈大总统，论琼州宜速改行省事，颇中款要。当时省馆会议某君提出，旅京粤人亦经赞同。以此件交由财政部筹划需费若干，年限几何，始得成效。但在京各人不如吾粤自己筹画之亲切，且情形也较彼悬揣者为切实。此事本来大借款成立后，则中央资助开办甚快。”

　　从此段话，我们才知道，“颇中款要”的《琼州改设行省理由书》，是条陈给袁世凯的，而且此事也已交财政部筹划，看看费用多少。至于海南改省所需经费若干问题，也是后来动议海南改省，屡次遇到的问题。梁士诒此时期望“大借款”事成之后，由中央资助，则筹办琼州改省事会甚快。“大借款”之事，早在1911年袁世凯作为清朝新任内阁总理大臣时就提出，并以“善后”为名，实际是用以对付革命。他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为临时大总统后，立即把善后大借款提上了日程。经过长达一年多的复杂谈判，到1913年4 月，终于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合同签署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震动，全国一片斥责之声。

　　胡汉民则云：“台湾一埠，从前收入不过八十余万，自日本整顿后，收入顿加数倍。琼州视台湾土地较腴，各项矿业、森林也复不菲。从前外人游历皆极艳羡。但吾粤矿学科及精于测绘人员，尚不免乏才之叹。故历年所勘某地可以开矿、某地可以垦荒，皆不能有实在算出。而从前于保护实业上皆未著成效，故华侨到此领地开荒或办矿者，皆成画饼。此事催促进行，系端吾辈责成。将来征集意见，筹划端绪，必须中央助力，以速其成。”比较海南与台湾，而且结论是琼州土地较台湾丰腴，也都是为琼州尽快改省说词，颇能打动人、说服人。

　　梁士诒又云：“中山从前所提议平均赋税一事，先从田土入手。大总统（即袁世凯）及少川（即唐绍仪）先生皆力赞此议。若琼州开埠，从此处办起似较他处着手为易。俟有成效，则各处视为模范，岂不甚善!”梁士诒此际，联想到孙中山从前提出平均赋税一事(按似指平均地权)，认为从琼州建省办起试验，较他处着手为易，待有成效，则多处视为模范。这亦真是历史的巧合，时至1980年代，海南开放、建省、办经济特区，亦肩负着“试验”以成示范之使命。

　　胡汉民表示，“一切有梁先生在内维持，实吾粤之幸。”彼此晤谈良久，欣然而散。

　　11、改省张本

　　到了3月6日，国民党广东支部举行欢迎梁士诒大会。梁士诒在会上发表演说，主张兴办实业，以厚民生，建设铁路，开发海洋，讲求森林，发展林业。又谈到移民东三省及建省之事，赞成在海南先设镇守，后为改省张本，

　　梁士诒说：“广东前议移民东三省及将琼州改省两问题，均关切要。盖广东人口繁多，谋生不易，消纳于外，均甚相宜。但琼州未能改省之故，因条约所载系二十二行省，欲行加入琼州一省，颇费商量。现胡都督拟于琼州先设镇守，后为改省张本，用意甚善!”至此，我们始知，紧锣密鼓进行的琼州改省，现在未能即改的原因，牵涉到对外交涉。而省未改成，胡汉民则计划在海南先设镇守，以做为改省的准备。

　　演说完毕之后，梁士诒等便离开广州，返三水故里祝寿去了。祝寿事毕，梁士诒又回到广州。

　　3月23日下午，出席由广州总商会及广州商团公所联合举行的茶会。梁士诒发表演说，强调此行除为家君祝寿外，还承大总统命令，“察政治之良否，视人心之向背。”他还报告在广州与胡汉民、陈炯明协商决定的问题，事实上讨论了全省政治、金融、实业、裁兵、剿匪等项。又提到“将琼州开作镇守府，实行殖民政策。”至此，在海南先行设镇守府，以此为改省张本，已成事实。

　　1913年1月8日，北京政府公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等，规定地方官厅由省、县两级改为省、道、县三级。省设民政长，道设观察使(道尹)，县设县知事。广东设六道：广肇罗道、南韶连道、惠潮嘉道、高雷阳道、琼崖道、钦廉道。广东省民政长由胡汉民兼任。但是，此时却由袁任命邓铿为琼崖镇守府的镇守使，表明北京政府的上述地方官厅制度，暂时还通行不到海南。

　　镇守府不在地方官厅系列，显然与北京政府官厅制度不同，实际是民初海南改省之动议的衍生物。就是说，先设镇守府这个过渡性机构，为海南建省预先做好安排，奠定基础。这与后来1949年国民党政府将海南先行改为特别行政区，以作为海南建省的筹备一样，都是异曲同工的事情。而1984年成立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1986年对海南实行计划单列，这些都是海南建省的铺垫。海南建省上下百年，真的好不容易。

　　12、鼎新革故

　　1913年6月，《琼崖镇守使条例》发布。《条例》共有二十一条，从中的确可窥见这个镇守府的部署不同凡响的一面。

　　前面八条依次是：“设琼崖镇守使于琼崖镇守府，管辖琼崖”，“镇守使于委任范围得管辖军队、民政及统理诸般之政务”，“镇守使关于军政军人之事项，受都督监督；关于民政事项受民政长监督”，“镇守使掌其管辖区域内防备之事”，“镇守使认其必要，维持其管辖区域内安宁秩序时得使用所属部队。关于重大事项仍须同时报告都督”，“镇守使于认为必要之地域内，可以使用其地方之守备，队长或驻在武官兼掌民政事项”，“镇守使于下级官厅之命令或处分，认其违犯本规及防害公益时，可以停止或取消其命令或处分”，及“镇守使统督所部之官吏，如何荐任，官之进退，由都督经由国务总理呈请大总统施行，如系委任官则专行之”。由此观之，镇守府的始作俑者，似真的想在海南有一番作为。

　　镇守使的职权极大，甚至于袁世凯所鼓吹的“军民分治”，在这里已改为军民合治了。据广东都督兼民政长申明琼崖镇守使权限训令：“查琼崖为海疆要地，情势与内地迥殊，现已特设镇守府，总理军政民政，自当因地制宜，均归该府直接办理，至特别事项，无通令可查照办理者，则呈由本督核办。”这项训令，几乎可以说是为权力至大的琼崖镇守使背书。

　　1913年1月29日，袁世凯任命邓铿为琼崖镇守府镇守使，兼理军民两政事务。因罢了此前的琼崖绥靖处，改设琼崖镇守府，于是原绥靖处的正副处长古应芬、李福隆俱免，改委邓铿为琼崖镇守使兼办民政事宜，实即掌理军民两政。古应芬后来成为广东名重一时的人物，此时在海南的头衔一说绥靖处总办。

　　而此时出任琼崖镇守府镇守使的邓铿，在民初广东、海南，更是值得一书的人物。邓铿（1886－1922），名士元，字仲元，广东嘉应（今梅县）人。1911年4月参加著名的黄花岗之役，失败后匿居香港，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13年3月来海南之前，身份先是广东都督府陆军司长，不久因都督府改制，改任都督府参谋长。斯时邓铿实际是以幕僚长资格，周旋于胡汉民与陈炯明之间。1913年，“都督府旋以琼崖为国防重地，决定设置镇守府，胡汉民特保仲元为镇守使,并保授陆军中将。”时与邓铿相契较深的罗翼群，1962年在追记文章中这样说。

　　罗翼群又说：“邓仲元先生为广东军界中之杰出人物，与朱执信、廖仲恺两先生并世，同有中山先生股肱心膂之目。”“论政治，朱执信、廖仲恺两先生对中山先生之翊赞独多；论军事，则仲元先生运筹帷幄，建立革命武装之贡献特大。”这虽说是邓铿离开海南后的一段史事，但亦足见其在民国的历史地位。同时也反观出，此时他在海南意欲“革固鼎新”，也是“基因”使然。

　　邓铿3月到海南后，鼎新革故，致力于交通垦殖、开发利源、移兵为工、建设国防。镇守使署设有军务、实业、内务、教育、军需等科。据当时任镇守使署军务科长的陈国伦后来回忆：“邓当时很有抱负，准备开发琼崖和加强保卫祖国的南大门，带去一班参谋和幕僚人员以及陆军马永平、邓拔的两个步兵团。第一步计划把原来的的旧防营、师船全部遣散，一切重新布置。”

　　但是，邓铿于海南，留下的还是6月份发生严禁“卖猪仔”的佳话。以致于民国初期官海南者多如过江之鲫，而惟邓铿能扬名至今。

　　13、禁“卖猪仔”

　　何谓“猪仔”？“华侨之初往外洋也，实乃被卖为奴，广东语谓之‘猪仔’。从前有古巴招工、南洋招工，澳门等处以此买卖为业者，谓之‘猪仔馆’。”（孙中山语）

　　光绪元年（1875）海口通商，这是延续十六年前琼州开港的历史，而“猪仔”也出现于此后。据记载，清光绪二年至二十四年(1876-1898)，从海南出洋的有24万余人，其中大多数是“猪仔”苦力。当时稍有见识的人，都反对这种罪恶勾当，但由于畏惧殖民主义者，从不敢过问。如清末琼崖兵备道郑潆，明知道海口市每年大约有过万“猪仔”出口，但始终不敢干涉。

　　晚清之世，孙中山在海外华侨间奔走革命时，目击贫苦无告之同胞，被贩至西欧、美洲、南洋等地当“卖身工”，从事奴隶劳动，被贱称曰“猪仔”之苦况，尝叹为“惨绝人道”。为此曾许下宏愿，俟国事鼎革，禁止“猪仔”出口，为刻不容缓之事。故就职南京后，民国元年2月2日即颁令外交部及广东都督，从速妥筹禁绝贩卖“猪仔”及保护华侨办法。邓铿在海南严惩“猪仔栏”，一时成为美谈，实际上他就是果敢实行孙中山的指令。

　　邓铿到职后，6月破获“猪仔贩子案”一宗，处决人贩子四名。五百多名华工，被遣送回高、雷、钦、廉原籍。而驻海口德、法领事为此提出抗议，并要求赔偿，但遭邓铿严词拒绝。胡汉民、陈炯明起初都对邓铿这样处理此案，表示惊愕不安，认为这班小伙子少不更事，外人招募华工是有条约关系的，事前不请示，就冒失处理，将会惹起交涉，那不是自找麻烦了么？颇有不满之意。后来知道此案了结，并未惹起什么外交麻烦事端到他们头上来，而且海口市两领事都被撤换了，便又常常谈起琼崖镇守使署这班小伙子，是初生之犊不畏虎，敢作敢为。要知道，邓铿这时才二十七八岁。

　　邓镇守使怒打“猪仔栏”的事，在当时影响实在太大，罗翼群追记说：“仲元下车伊始，即出令严禁‘卖猪仔’（即贩卖人口出南洋、美洲各地为资本家作苦工，琼崖自清季此风最盛，民初仍未能绝），并严惩为虎作伥之‘猪仔头’———即贩卖人口之把头，一时‘卖猪仔’之风稍戢。”又民国海南人王家槐著《海南近志》，记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有令严禁贩卖猪仔，以保护华侨。铿到任，访悉海口得胜沙，有船行营此，大怒，派员将船行封闭，严惩行主，释出被卖者若干人，琼人称快。为之语曰：邓镇守使怒打‘猪仔栏’，遍传各县。”人贩子设立机构，拐骗“猪仔”，在海口设有“猪仔栏”，主要为法国人所控制。

　　邓铿在海南意欲“鼎新革故”。不过，形势比人强。正值军阀混战，各据一方的年代，邓铿纵有抱负，也无济于事。是年7月“二次革命”失败，他只得弃职逃离海南。

　　14、弃职离琼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至22日身亡。这是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震动全国的政治阴谋大血案。

　　到了4月26日，袁世凯不经参议院通过，便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善后大借款”合同，举债二千五百万英镑，年利五厘，以盐税作抵。全国闻之大哗。袁试图以扩充军队，准备彻底消灭南方革命党人。这时孙中山沉痛地说：“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感到非去袁不可，于是这年7月在上海发布讨袁通电，发动江西、安徽、广东等省革命党人，进行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举兵讨袁，“二次革命”爆发。这个李烈钧后来还指挥了1918年的光复海南之役。

　　两个月后，讨袁的“二次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失败，宣告结束。９月１５日，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李烈钧、廖仲恺、朱执信、邓铿等人。袁世凯令：琼崖镇守使、中将邓铿褫职拿办。因此邓铿只得弃职，避往香港。当时，讨袁军事失败，不少军官也弃职潜逃。

　　邓铿弃职逃走，此时方可认定民初琼州改省努力落空。罗翼群追忆说：“仲元之出镇琼崖，其始颇抱开发实业、建设国防之宏图，曾积极罗致不少文武人员随以俱往，然终以时局不靖，百废未兴，而二次革命之变起，不得己而去职出亡。”邓铿后由粤军参谋长兼任第一师师长，他从各方面极力罗致人才，使成劲旅，后来的陈铭枢、李济深、陈济棠等辈都出自其麾下或门下，在邓铿1922年遭暗杀之后，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名重一时的军事领袖。

　　很明显，终结民初海南改省进程的事情，不是宋案的发生，而是“二次革命”的失败。１９２５年４月１５日徐成章发表《中山先生逝世后与琼崖》的文章回忆说：“在民国元年的时候，中山先生辞大总统后，游行北京，即列名与陈发檀、陈发英（均琼人）等发起将琼崖改为行省。后因宋案发生，二次失败，党人多数亡命海外，此琼崖改省问题因之沉默，没有人再提及了。”又海南文昌人陈宗舜（1893－1965）《海南建省运动纪要》记述说：“民国肇造，国会成立，众议员林格兰、陈发檀、陈治安诸先生，先请示国父，并征得粤当局同意，发起建省运动，获得海内外同乡热烈响应支持，经将案提出参众二院，列入议程，惜以二次革命失败，遂告停顿。”大势如此，民初的海南改省只枉有时运不济之叹了。

　　“二次革命”失败，非但终结了海南改省之事，而且由于讨袁军失败，更导致袁世凯的爪牙龙济光入粤。三年后龙济光又以督办矿务的名义“移驻”海南。所以，自此以后的几年内，海南面对的就是军阀龙济光的时代。

　　自邓铿海南弃职逃往香港后，继之而来的是龙济光的部将、钦州人陈世华。是年秋，琼崖设绥靖督办，以陈世华任之。海南民主革命先辈林文英，第二年就是死在陈世华的屠刀之下。

　　自1913年3月袁世凯上台，到1916年6月6日他在北京病逝，这三年多间，海南历史面对的是袁世凯时代。这时不只是海南先辈积极运动琼州改省，而且众多的琼崖革命志士追随孙中山，前赴后继，发起“讨袁之役”。

　　待袁世凯一命呜呼之后，延至1921年5月，孙中山开府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琼籍国会议员王斧及广东省议会议长郑里铎、江海防司令陈策等琼人，又发起设立琼崖改设行省筹备会，聘胡汉民、廖仲恺、吴铁城诸人为顾问。当时孙中山听取筹备情形，指示琼州改省可名为“广南省”。于是，海南改省运动，才又面临新的一轮勃兴。

　　谨以此文纪念海南建省廿周年

　　作者谨志

　　2008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