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送给刘长贵的驳壳枪。
农垦博物馆文物、刘长贵用过的拐杖和帽子。
刘长贵捐赠给海南农垦博物馆的1950年颁发的“革命军人荣誉证书”。
驳壳枪的主人、老红军刘长贵。
今年新春刚开馆的海南农垦博物馆,到目前已征集到各类文物文献2万多件。它们或实物,或图片,或文字,都以庄严的姿态,诉说着当年解放军复转官兵、归国华侨、知识青年、社会民工以及科技工作者,为了祖国橡胶事业,用热血铸成绿色丰碑的光荣历史。
海南日报记者近日走访了相关知情人,截取博物馆中的某些文物或图片背后的故事片段,尝试还原那些鲜为人知的趣闻故事和历史瞬间。我们的故事就从一支朱总司令送出的驳壳枪开始,驳壳枪的主人,是今年92岁的老红军刘长贵……
在刚开馆的海南农垦博物馆里,文物柜里展示着一支驳壳枪。驳壳枪的主人,是今年92岁的老红军刘长贵。驳壳枪的来历更有说头,那是刘长贵给朱德当警卫员时,总司令送给他的。
刘长贵一生戎马生涯,后来加入海南农垦开荒大军,成为橡胶大会战中的一员,为祖国的橡胶事业继续奉献。
作为海南农垦如今唯一健在的、参加过长征、走过草地的老红军,刘长贵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文物,捐赠给海南农垦博物馆,勉励后人。
朱德送给他驳壳枪
刘长贵1919年出生在陕西汉中,原名叫刘长娃。小时候因为家庭贫寒,曾被父母卖给别人换口粮。
1933年,14岁的他,参加了红军队伍。因为当时有好几个叫刘长娃的,部队首长给他改了名,叫刘长贵。“红小鬼”们参军没几天,他们就参加了黄花岭战斗。战斗很惨烈,与他一起参军的好几个伙伴都牺牲了。他内心充满了对敌人的仇恨,暗下决心,一定要英勇杀敌,为伙伴们报仇。
后来,他来到红军第四方面军,在王树声手下当勤务兵。由于他的机灵、勇敢和忠诚,1935年到1939年间,他被派到红军总司令部警卫团,在朱德总司令身边当起警卫员。
“长征的时候,与敌人打仗并不觉得可怕,倒是最怕下雨、过河、没饭吃,因为许多人被冻死、饿死,还有战友被草地吞没。”说起长征的岁月,刘长贵感慨万分。
他特别强调说,别人都只过了一次草地,他却过了两次。原因是当时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与中央闹分裂,朱德总司令特别派他回去,执行了一次特别任务。所以,再次赶回大部队时,他又过了一次草地。
因为心里一直惦记着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他总希望能有机会亲自杀敌。于是他多次向朱德总司令请求,要去前线部队参加战斗。总司令虽然舍不得他,但经不住他软泡硬磨,便答应了他。临别时,朱德把那支自己用过的驳壳枪,送给刘长贵。
从中央警备团一团12连的班长、排长、代理连长,到新四军15旅的侦察排长,再到解放军汉口军校的中队长,期间参加过无数次战斗,刘长贵一直在用这支驳壳枪。
一直到后来参加到海南垦荒大军,他也把驳壳枪当做宝贝,保留在身边。
错过与总司令会面是他永远的痛
1951年,中共中央与苏联签署协议,共同合作在中国华南开垦橡胶园。刘长贵作为垦荒大军中的一员,来到华南垦殖局海南分局,先后在第12拖拉机站当人事股长、在乐会垦殖所当劳资股长。1954年到1958年,他在农垦加来干校学习。后来又分别担任过红岗农场副场长、兵团6师一团副团长。
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来到海南视察。朱德打听到刘长贵在临高的加来干校学习,决定要顺便去看他。
而听说总司令来到了海南,刘长贵更是迫不及待要去见首长,便自作主张,自身一人跑到海南区党委。他看到一队车开过来,以为是总司令的车队,便不顾一切上前去拦,被工作人员以为是破坏分子,把他控制起来审问。
“我是朱总司令的警卫员,要见首长!”他大声申诉。工作人员经过调查,证实他确实曾经是总司令的警卫员,便对他实情相告:总司令已经到了澄迈的红光农场,而且很可能去加来干校看他。
等他急忙返回学校,校长告诉他说,总司令确实来学校找他,但找不到,现在已经去了儋县的西联农场。
刘长贵难受得哭了起来。
这时,校长递过来一支派克钢笔,说是总司令留给他的,还特别嘱咐说,要转告他好好学习文化,因为没有文化,是干不好革命的。
“这是解放后我唯一能见到总司令的机会,却被我自己错过了,这是我永远的心痛。”刘长贵老人回忆起这段往事,仍然是满腔惋惜。
博物馆是文物的最好归宿
离休后,刘长贵先是回到汉中,后随女儿一起生活在珠海。
虽然离休时他的级别仅为副团,但由于他的资历特殊,中共中央组织部在2009年的一份通知中,把刘长贵与另外15人一起,列为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
听说筹建中的海南农垦博物馆要来征集文物,刘长贵老人与86岁的老伴,在凳子上正装而坐,庄重地迎接“客人”。老人要迎接的“客人”,是海南农垦博物馆负责文物征集的林旭飞一行。
“你们是娘家来的人啊,我感到很亲切,”老人动情地对林旭飞说,“我对海南农垦很有感情,我知道新疆和黑龙江的农垦,都有自己的博物馆。海南也应该有啊,要记住历史,要让后人继承农垦的文化和精神。”
老人的女儿刘伟莉说,以前也经常有人来征集历史文物,但老人始终舍不得拿出来,特别是那个1950年颁发的“革命军人荣誉证书”,他保存得非常完好,上面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印章,有林彪、罗荣桓、邓子恢、谭政、陶铸的名字。
为了决定这次是否捐赠,老人整整想了一夜,最后还是忍痛割爱,把一些照片、文字、军帽和用过的拐棍,也一并捐了出来。
“放在家里,只有我们自己看,放在博物馆里,可以让更多的人缅怀历史。”老人觉得,博物馆是文物的最好归宿。
说起战争年代的其它一些纪念物,老人不无惋惜地说,当年在海南开荒时,经常会遇到台风。由于居住的是茅草屋,条件差,有被风吹走的,有被水浸坏的,不断遗失,非常可惜。
但他认为,那段开荒的岁月一样值得纪念。拿他自己来说,从硝烟弥漫的战场,来到荆棘丛生的荒野,管理起苏联老大哥支援的拖拉机,为祖国的橡胶事业做贡献,他的内心很是自豪。
“以前不知道什么叫铸剑为犁。我自己结束戎马生涯,放下枪杆,拿起锄头开荒,这就是真正的铸剑为犁呀!”老人慈祥的目光中,充满了一位老红军特有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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