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环节，我们还是没有想到，”肖作宏说，由于专家们大都个头高大，身材魁梧，农场原来准备的床，规格都不够大，这让农场有点措手不及。他当时急中生智，找来木工，加班加点，把床临时进行了加宽和加长，才使专家能睡得下。好在专家们到西联，大多只住三五天，调研完了就离开，还没有造成多大不方便。
“为了这个临时办法，场长还表扬了我呢！”肖作宏很自豪。
肖作宏还回忆，苏联专家们很和蔼，问起问题也很虚心，所以大家对他们都很尊重。
专家楼见证苏联援建历史
在如今的红光农场场部，还残存着一栋小楼，就是当年专门为苏联专家建的专家楼。因为红光农场的前身，就是一个拖拉机站。好几位当时的苏联专家，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过。
与苏联专家共过事的彭省修，如今已去世。他儿子彭道生，仍清晰记得父亲的回忆。他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说苏联专家很有权威，权利也很大，很多事情都要听他们的。
开始时，苏联专家也不把中方人员当回事，觉得自己有技术，了不起。但时间久了，他们也开始佩服起中方人员。彭省修原来是小车司机，就因为他曾用自己的土办法，解决了连洋专家也头痛的机械问题，使苏联专家对他竖起大拇指。
“苏联专家们，驾驶着大马力的拖拉机，把这里的参天大树一一锯倒，连根拔起，然后指导种植防风林和橡胶树，”彭道生指着如今已破旧的专家楼说，当时的苏联机械，确实为开垦胶园，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当时的机务专家，有巴里索夫、特列吉亚柯夫等。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军垦，则从另外的角度评判当时的苏联专家。他认为，苏联专家在橡胶育种方面，作用并不明显，相反还走过弯路。比如他们主张种植国内品系而反对从国外引进品系，而且观点中充满政治味道和意识形态色彩。
苏联专家中负责选育种技术指导的叶尔玛尔夫，是位年轻人。1955年1月，在华南垦殖局召开的第一次橡胶树育种生产会议上，中国专家徐广泽，就和叶尔玛尔夫产生观点交锋。
“摩尔根？那是唯心主义的遗传学派，”苏联专家严肃地说，“我们应相信唯物主义，相信米丘林的伟大学说，”他认为无产阶级应靠自己，培育自己的品系，引进品种是向资本家摇头乞怜，是可耻的。
徐广泽虽然不服，但苏联专家在当时具有权威地位，会议最后采纳了叶尔玛尔夫的方案。徐广泽只能在实践中背着苏联专家，暗地里坚持引进国外优良品系与选育国内优良品种相结合，终于取得成功。
多年后，我国优秀选育种专家刘松泉感慨道：“洋专家一句话，害我们吃了3年苦，浪费了8年时间！”
到了六十年代初，中苏交恶，这些来到海南的苏联专家，纷纷受命撤回。
（编辑：谢军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