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的冯白驹与王文明雕像。 记者 张杰 摄
8个多月,对于我们来说一晃即过,但对于身处深山、缺食少穿、寒病交加,外加蛇兽为害、又被敌人“围剿”的人们,那将是怎样艰苦卓绝的200多天!
而在200多个日日夜夜,当死神肆虐,100多人的队伍仅剩下25人时,人的意志面对的是怎样的磨砺和考验?!
1928年3月，广东国民党蔡廷锴师和谭启秀独立团对琼崖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是年冬，琼苏领导人王文明率领红军及革命群众共600余人，向定安母瑞山转移，开辟革命根据地，第一次保存了琼崖革命的火种。
红军得到发展壮大，也引起了敌人的恐慌。1932年8月，国民党对琼崖苏区展开了第二次“围剿”。从此开始，一直到1933年4月，在琼崖革命最为艰苦的8个多月里，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带领红军队伍辗转母瑞山，创造了人类在极端环境中生存的奇迹，第二次保存了琼崖革命的火种。
饿饿饿,饥饿是最大的敌人
那是怎样艰苦的岁月?当记者走进母瑞山脉的棺材沟，摘下一根野芭蕉咬一口时，一股苦涩顿时麻痹了舌头。而当年，野芭蕉果与芭蕉心曾是红军的主食。
在这形似棺材的山沟里，长眠着200多位红军的英魂。他们是在战斗中牺牲的吗?不，他们大多是饿死病死的。
在第二次“围剿”中，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将红色村庄划为“无人区”，对母瑞山进行层层包围，还放出200多条猎狗进行搜山。“当时的母瑞山基本上失去了人类生存的条件，”定安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崔开勇这样判断。
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困，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琼崖特委决定，由王文宇、冯国卿率红军主力1800多人突围，向乐会转移；冯白驹和琼苏政府主席符明经带领特委和琼苏政府机关以及警卫连100多人继续留在母瑞山坚持斗争。
饥饿，成了山中红军最大的敌人。
饿到什么程度？饿到将尿桶当饭桶。当年的琼苏政府经委副主任李汉事后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有一次到山下买粮时，借老百姓的一对木桶挑米上山。战士连夜做稀饭，饭煮熟后就装在那对木桶里。当大家吃到一半时，觉得有臭味，点火一看，原来木桶竟是尿桶。但这时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饭照样吃下去。
不过很快，米饭就吃不上了。于是红军开始挖山薯、摸鱼虾、摘树果，掏鸟蛋、采磨菇、掘竹笋。当这样的食物也不容易找到时，芭蕉心、百花菜、革命菜便成了餐桌上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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