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善集（1900—1927）字义甫，笔名杨白。海南琼东（今琼海）人。

莫斯科东方大学旧址。

　　有一位琼崖革命先驱，让聂荣臻元帅念念不忘。聂帅不仅为他的故居题字，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数次提到这位同学——杨善集。

　　杨善集笔锋犀利、才华出众，有多篇政论及书信传世。这就让许多人疑惑，是什么，让这位文弱书生成长为琼崖革命武装的主要创建者？

　　在聂帅回忆录、相关回忆文章以及杨善集本人作品中，其实可以清晰地窥见他的军事背景以及创建革命武装的思想源头。

　　1981年，琼海党史机构派人到北京征集有关杨善集史料，很快与聂帅办公室取得联系，聂帅欣然同意。聂帅回忆，1924年10月他从法国前往莫斯科，先在东方大学学习三个月左右，学员中还有从国内直接来学习的杨善集等人。之后，聂荣臻、杨善集及其他一些同志被抽调去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为中国革命培养军事干部，为党掌握武装做准备，学军事的时间约半年。当时中国班学生都住在莫斯科的一个兵营里，也穿苏联红军军装。“那时苏联红军没有军衔，只有职衔”。

　　杨善集等人为什么被抽调去学军事？杨善集在红军学校学的是什么？聂帅回忆录里有清楚的记载。

　　聂帅回忆说：“1925年2月，根据共产国际的通知，我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抽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当时，共产国际，包括斯大林，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有识之士，开始看到在中国革命中，我们党必须掌握武装的重要性，提出不仅要为中国革命培养一般工作干部，还要注意培养军事斗争干部。同时，在国内，孙中山先生接受了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在黄埔办起了军官学校，党需要一批懂军事的同志去帮助办好这所学校。我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抽调学习军事的。这个中国班对外是保密的，与‘东大’没有什么联系，已纳入了红军的编制系统，同红军穿一样的衣服，过一样的生活。”

　　“军事学校设在莫斯科城里，很注意保密，我们尽量不出去。到野外演习，就去莫斯科郊外的森林。全体学员同红军一样，一律住帐篷，一个班一个帐篷，每人发一块草垫子，上面铺一块床单，再发一条毯子。军事学校要求很严，训练很紧张。经常在野外进行军事演习，学习战术、技术，有时也进行打靶。白天晚上，还轮流站岗放哨，过的完全是正规红军的生活。……军事学校的教官，全部是从红军各单位抽调来的，几乎都是苏联内战时期各个战场相当于将军级别的红军高级指挥官……给我们讲课的教员，他们有内战时期的实战经验，讲课的内容很实际，深入浅出，加上理论学习与实际训练互相穿插，近半年的学习，在军事知识方面还是有所收获的。”聂帅回忆得非常细致。

　　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锦爱说，有了这样的军事学习背景，杨善集回国后十分重视工农武装。他考察海丰的革命运动后，曾撰文称赞那里的农民武装为“东方的红军”。在他的倡导下，琼崖各地的农会在大革命中都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并在1927年琼崖“四二二”事变后迅速成立琼崖特委军事委员会，并组建琼崖讨逆革命军，拥有了自己的革命军队。

　　“1927年6月的宝墩会议，杨善集用通俗的语言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反动派手里拿着刀枪，我们手里空空如也，这个理是没法说的。我们也要拿起刀枪，以刀对刀，以枪对枪，以血还血，不要当书呆子。’”陈锦爱说。

　　能文能武、一身韬略。可惜，杨善集过早地牺牲，没能看到“二十三年红旗不倒”后胜利的光辉时刻。

　　一封穿透历史振聋发聩的信

　　这注定是一封穿透历史振聋发聩的信件。

　　写下这封信8个月后，信的作者即在一场对琼崖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战役中捐躯。

　　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名叫杨善集，是琼崖革命武装的重要创建人；那场战役叫椰子寨战斗，1927年9月23日，他牺牲的这一天，被正式定为琼崖革命武装诞生的日子。

　　“时隔84年，这封信依旧闪耀着思想光芒，透过它，我们可以窥见早期琼崖革命家的思想理论水平的高度！”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邢诒孔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十月革命的经验……很呆板的搬来中国用，是一个呆子……”

　　这封信写于1927年1月27日，署名“杨白”，正是杨善集的笔名，原载《少年先锋》二卷十三期。

　　《寄旅俄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注明是“为纪念列宁纪念日而作”。通读全文，曾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及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一年，而后回到广东领导青年运动的杨善集，针对有些同志迷恋苏联生活不思回国工作的思想，言辞恳切地写了这封信，巧妙地以设答及作者回应的形式，希望在东方大学学习的青年，学成回国“与污浊社会奋斗”，“在实际工作中去学习列宁主义”。

　　在这封信中，杨善集之才华横溢、思想睿智，尽显无遗。他写道：“……我们要学习列宁主义，来纪念列宁，是不错的。不过真正的列宁主义，不单单是在莫斯科，在苏俄。他由圣彼得堡至巴黎，由伦敦至东京，由纽约至上海，世界上处处都布满了列宁主义的种子，有些已开放几朵鲜艳的好花……”

　　杨善集列举了广东等地的例子说：“现在这个中国环境当中，随时随地都可撞见工农群众，以及被压迫的人们，随时随地都有列宁主义的真确材料——只要你是一个虚心好学的革命青年！”

　　苏俄是革命已经成功的国家，有些青年认为这里革命经验很好，将满载一车列宁主义经验然后东归。对此，杨善集说：“不错，十月革命的经验，是很宝贵的，但，这不过是一些重要的原则。至于英勇的方法和策略，非就地去找不可！很呆板的搬来中国用，是一个呆子，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真正的列宁主义者，要能够在革命运动中去找经验，去找到不背原则的革命经验！”

　　有些青年惯于安逸乐而忘返，对此，杨善集认为：“在莫斯科，真有许许多多的新建设、许许多多的新社会现象，特别是在‘东大’那里读书的朋友，有些颇有乐而忘返的倾向。然而这个新社会的射影，不过给革命青年以一种暗示，对于革命人生观，有相当帮助。要完全在那里去确定革命的人生观，将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需要的。试问在安稳的生活当中，能养成一个奋斗的革命人生观吗？不能来与污浊社会奋斗的人生，有什么用？”

　　杨善集最后说：“我不是说你们在莫斯科没有益处，但不要久留。要在实际工作中去学习列宁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学到真正的列宁主义，与革命的经验，去巩固革命的人生观。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纪念列宁主义！”

　　在1927年初，这样的表述，在党内，在理论研究领域，可谓石破天惊！

　　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黄振位认为：“在中共创建初期，在党的理论准备不足和实践经验欠缺的条件下，杨善集能提出体现马克思主义内涵的独到见解，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不仅对革命青年如何学习掌握马列主义，而且对如何灵活运用马列主义都具有指导作用。完全可以说，杨善集是中共党内提出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先导者之一。”

　　陶季邑、林鸿范、陈锦爱等多位粤琼学者及党史专家，也对这封信闪烁的思想光芒赞叹不已。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敢于质疑权威坚持真理，琼崖“三大旗手”一脉相承

　　邢诒孔曾经形象地把对琼崖革命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发挥关键作用的杨善集、王文明、冯白驹称为“三大旗手”。

　　“84年前，杨善集就敏锐地意识到不能照搬苏联经验和列宁主义，而应该将苏联经验、列宁主义与中国、与琼崖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摈弃本本主义，敢于质疑权威坚持真理，这三位旗手一脉相承！”邢诒孔说。

　　邢诒孔有鲜活的例子。1927年9月杨善集牺牲后，王文明接过红旗。他几上几下，无怨无悔，但对战斗策略却保持着异常清醒的头脑。1928年年底，时任琼崖特委书记黄学增执行中共广东省委“城市中心论”的“左”倾指示，将特委机关迁往海口，对此王文明持保留意见。当年12月，黄学增率特委机关迁入海口，王文明率领130多名红军和部分赤卫队、琼崖苏维埃直属机关等共600余人，向母瑞山转移，开辟母瑞山革命根据地。

　　1929年2月、7月，特委机关两次被敌人破获，主要领导人全部牺牲。如果当年王文明不是坚持从琼崖革命的实际出发，而是呆板地执行上级命令，“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历史可能就此改写。

　　邢诒孔告诉记者，在王文明之后担任琼崖党组织领导的冯白驹同样如此：1946年8月和10月，广东区党委两次派人抵琼传达指示，认为全面内战爆发后琼崖斗争将更加艰难，要求琼崖总队主力撤往越南。冯白驹从斗争的实际出发，怀疑指示的正确性，认为强行“南撤”可能将全部力量丢在海里，而紧紧依靠群众坚持孤岛斗争，是可以坚持下去的。他建议暂不执行指示，待后向中央请示。与中央的电讯联系接通后，毛泽东肯定了冯白驹的意见。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敢于质疑权威坚持真理，琼崖革命先驱们的优秀品格，与1978年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一样，令人长久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