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青年惯于安逸乐而忘返，对此，杨善集认为：“在莫斯科，真有许许多多的新建设、许许多多的新社会现象，特别是在‘东大’那里读书的朋友，有些颇有乐而忘返的倾向。然而这个新社会的射影，不过给革命青年以一种暗示，对于革命人生观，有相当帮助。要完全在那里去确定革命的人生观，将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需要的。试问在安稳的生活当中，能养成一个奋斗的革命人生观吗？不能来与污浊社会奋斗的人生，有什么用？”
杨善集最后说：“我不是说你们在莫斯科没有益处，但不要久留。要在实际工作中去学习列宁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学到真正的列宁主义，与革命的经验，去巩固革命的人生观。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纪念列宁主义！”
在1927年初，这样的表述，在党内，在理论研究领域，可谓石破天惊！
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黄振位认为：“在中共创建初期，在党的理论准备不足和实践经验欠缺的条件下，杨善集能提出体现马克思主义内涵的独到见解，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不仅对革命青年如何学习掌握马列主义，而且对如何灵活运用马列主义都具有指导作用。完全可以说，杨善集是中共党内提出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先导者之一。”
陶季邑、林鸿范、陈锦爱等多位粤琼学者及党史专家，也对这封信闪烁的思想光芒赞叹不已。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敢于质疑权威坚持真理，琼崖“三大旗手”一脉相承
邢诒孔曾经形象地把对琼崖革命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发挥关键作用的杨善集、王文明、冯白驹称为“三大旗手”。
“84年前，杨善集就敏锐地意识到不能照搬苏联经验和列宁主义，而应该将苏联经验、列宁主义与中国、与琼崖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摈弃本本主义，敢于质疑权威坚持真理，这三位旗手一脉相承！”邢诒孔说。
邢诒孔有鲜活的例子。1927年9月杨善集牺牲后，王文明接过红旗。他几上几下，无怨无悔，但对战斗策略却保持着异常清醒的头脑。1928年年底，时任琼崖特委书记黄学增执行中共广东省委“城市中心论”的“左”倾指示，将特委机关迁往海口，对此王文明持保留意见。当年12月，黄学增率特委机关迁入海口，王文明率领130多名红军和部分赤卫队、琼崖苏维埃直属机关等共600余人，向母瑞山转移，开辟母瑞山革命根据地。
1929年2月、7月，特委机关两次被敌人破获，主要领导人全部牺牲。如果当年王文明不是坚持从琼崖革命的实际出发，而是呆板地执行上级命令，“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历史可能就此改写。
邢诒孔告诉记者，在王文明之后担任琼崖党组织领导的冯白驹同样如此：1946年8月和10月，广东区党委两次派人抵琼传达指示，认为全面内战爆发后琼崖斗争将更加艰难，要求琼崖总队主力撤往越南。冯白驹从斗争的实际出发，怀疑指示的正确性，认为强行“南撤”可能将全部力量丢在海里，而紧紧依靠群众坚持孤岛斗争，是可以坚持下去的。他建议暂不执行指示，待后向中央请示。与中央的电讯联系接通后，毛泽东肯定了冯白驹的意见。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敢于质疑权威坚持真理，琼崖革命先驱们的优秀品格，与1978年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一样，令人长久敬仰。
（编辑：谢军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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