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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学在内地录取工作风头正旺，内地高校为抢生源不遗余力，一场没有硝烟的状元争夺战愈演愈烈。高额奖学金、世界排名等一系列因素成了高等学府竞争的“武器”，17名省、市状元集体转投港大后，社会对“状元”话题的关注再次掀起高潮，然而“状元”能全面反映我国的教育质量吗？这种社会舆论是否过于畸形？

　　前几日,记者下乡时目睹了这样一个场景:

　　湖南省宁乡县洞庭村唐笑埋头坐在堂屋门槛上,手里的报纸被他撕成了碎片,母亲李桂花坐在坪里的小板凳上使劲地搓衣服。

　　“人家状元同样读十年书,北京的大学都看不上,拿着几十万奖学金去香港读书了。可你呢?体育成绩才刚上二本。”李桂花说罢,愤愤地提着衣服去池塘边清洗。

　　唐笑对记者说:“知道成绩后很崩溃。我妈喜欢把我和成绩好的同学比较,尤其和媒体报导的高考状元比。我妈希望我能像报纸上说的那样,考个状元,拿奖学金去香港读书,天天念叨,我很烦。”

　　唐笑的烦恼,在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状元”情节在中国由来已久,且越来越严重。

　　不能承受的“状元”之重

　　“状元”作为中国特产,堪称古代科举制度最为闪亮的一个词。如今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再大肆炒作“状元”,引起了多方人士的反思与抵制。

　　康毅,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现在长沙晚报就职,她尤为反感状元文化。“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念,状元一举成名天下知,进入体制内,光耀门楣。可人才的概念是多维度的,学术知识早已不是衡量人才的主流价值观,大量各行各业的人才都考不了所谓的高分。”

　　“圈定人才、张贴标签”的状元文化对考生个人并不能产生良性影响,在现代教育大环境下,“状元情节”又有什么弊端呢?

　　在一些高校的宣传手册中,十几年前的高考状元事迹仍被大肆宣传,校方希望依此招揽生源、鼓舞考生,可前后十年的办学实力能否划等号需要被划上大大的问号。已走下高等教育教学岗位十余载的老教师陈厚民说:“状元的产生有很大的随机性,排名靠前的考生学习能力并没有很大差异,状元花落谁家不能说明办学实力的问题。而且推崇状元并没有实际意义,高校的价值是培养人才,既然是培养,进入大学校门之前的成绩并不能成为今后人才培养的先决条件,这有失大学的价值。或许你还记得唐代落榜考生张继的那一首流传千古的《枫桥夜泊》,可你还记得当年与他同考的状元吗?”

　　为何是你是你还是你

　　教育部三令五申禁止炒作状元,然而各地状元名单依旧“如期”公布,为何状元和状元的去向备受关注?

　　高考成绩公布后,唐笑很少出去,因为只要一出家门,叔叔、婶婶、伯父、伯母,甚至邻村的老奶奶都会问他成绩如何。在农村,高考成绩是衡量一个考生成败与否的唯一标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城区考生身上。湘潭市一中包揽市理科前三,高考成绩公布后,学校立马在校门口悬挂横幅,该校毕业生杨同学说:“学校历年都重视高考成绩,尤其是状元的数量,没考好的学生好像不是这所学校的,有种被忽视的感觉。”

　　状元成了家长、校方心头的宝,媒体的追捧热点。据观察,二、三线城市的都市媒体尤其热衷本地状元花落谁家的新闻报导。湖南某晚报丁记者分析,一方面是中学花钱买版面、博关注,另一方面,出于惯性,都市媒体十分偏好类似新闻,“这是因为国人本身就有一种状元情节,目前来说,这种情节将继续在都市媒体发挥作用。”

　　学校、家长热捧“高考状元”折射出的,固然是整个社会教育评价体系的缺失。但是在全社会热炒“状元”的背后,却处处可以见到“利益”这只隐形的手。

　　政府看重政绩、商家看重利益,原本只应拥有社会属性的“高考状元”却拥有了政治属性、商业属性。在部分地区,多少名考生考入北大、清华已成为部分官员的政绩工程,“本科硬上线率居全省前列,圆满完成了上级政府布置的艰巨任务”已成为一些地方教育部门汇报材料中固定的用语;状元商业化也已成为一种趋势,湖南宁乡县六中高二学生韩果就曾是状元商业化的受害者。“我妈以前看到过五个状元给内裤做代言的广告,就马上跑去给我买了几条,我不穿,她骂我,我穿了没效果,她怪我读书不用功,真是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