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拐婴儿不再寄养“买主”家

　　 公安部破获两起特大贩婴案，解救被拐儿童89名，抓获疑犯369名，将进一步打击“买方市场”

　　公安部昨日发布消息称，7月15日和7月20日，破获两起特大贩婴案，分别是“2·21特大贩卖婴儿案”和“6·8特大跨国拐卖儿童案”。目前已解救被拐儿童89名，抓获犯罪嫌疑人369名。

　　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表示，为进一步打击“买方市场”，使买主“人财两空”，公安部将不再沿袭以往把被解救的被拐婴儿寄养于买主家中的方式，而是在找到亲生父母前，婴儿一律由民政部门统一安置，不得留在“买主”家。

　　目前，公安部正与国家民政局协商，若通过DNA比对，实在无法查找到被拐儿童亲生父母的，由国内公民有条件领养。

　　 “2·21”蛰伏半年收网

　　7月20日零时，公安部专案指挥部下达抓捕命令，河北、福建、广西、广东、云南、山东等14省区联合行动， 2600余名公安民警雷霆出击，彻底摧毁了这一横跨14省区的特大拐卖儿童犯罪团伙，解救儿童81名，抓获犯罪嫌疑人330名。

　　贩婴者从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湖南、浙江、海南等地收集婴儿，然后分两条路线贩卖。

　　一是邯郸线，他们乘坐长途车，从广州到河南鹤壁。再坐出租，至邯郸。

　　二是长治线，他们乘坐长途车，从深圳到山西晋城、长治。运送人每次报酬为5000元。他们以每名儿童约4万元的价格贩卖。

　　邯郸市公安部副局长王毅林说，“2·21”专案的主要嫌疑人李海军、黄声华、苏爱红等已“悉数落网”，审讯工作正在开展。

　　由公安部提供的资料显示，“2·21”专案源起于今年2月河南警方的一次打拐行动，两名犯罪嫌疑人携带3名婴儿在高速公路出口处被逮捕，交代出一个涉及广东、山西、河南、河北等14个省区的特大犯罪链条。

　　“6·8”切断越中贩婴通道

　　7月15日14时，公安部统一指挥广西、广东两地警方联合行动，破获“6·8”特大跨国拐卖儿童案，切断了这一从越南向中国境内拐卖儿童的通道，目前已解救儿童8名，抓获犯罪嫌疑人39名，其中越南籍犯罪嫌疑人8名。

　　“6·8”专案源起于2010年广西东兴市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有越南犯罪嫌疑人贩婴，他们跟踪侦查后发现，这个贩婴团伙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是越南籍，也有部分中国人参与。

　　该犯罪团伙作案手段十分专业和隐蔽，组织者阿张和阿兰在广东揭阳，用手机指挥其他团伙成员。这个团伙在越南境内收集婴儿后，从中越边境的北仑河通过竹排过境。然后乘坐摩托车，从田间绕过边检站，来到广西东兴和防城港。他们一般从防城港坐长途大巴到南宁，从南宁再转乘交通工具途经广州将婴儿贩卖到广东的汕尾、揭阳一带。

　　 跨地区合作加强打拐

　　据陈士渠介绍，该两起贩婴案件的规模是近年来罕见的，为公安部督办大案。此案引起了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的高度重视，亲自批示、组织了这两起案件的侦破工作。

　　7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部署，中国将建立跨部门、跨警种、跨地区工作机制，加大打击拐卖未成年人犯罪力度，尽最大努力发现、解救失踪被拐未成年人。

　　对此，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刘安成受访时表示，打拐需要很多的资源，公安机关将在人力物力上向这方面倾斜。

　　据他介绍，目前警方推出国内儿童失踪快速查找机制、来历不明儿童摸排等机制，以及湄公河次区域反拐进程等合作机制，加强打拐。

　　  2·21专案细节

　　卖一个婴儿获利千元

　　一名犯罪嫌疑人称其共卖9名女婴，警方将严格追查贩婴者是否虐待婴儿

　　“刘秋环”，约莫2个月大，籍贯可能为广西，她被从邯郸市肥乡县的一个村里救出后，送到邯郸社会福利院。

　　在福利院，和“刘秋环”一同被解救出来的还有12名婴儿，他们都被起了“秋”字辈的名字。福利院长李俊海说，他们在院里哭了一整晚。

　　卖个婴儿获利千元

　　41岁的永年人苏某被收押于邯郸市永年县看守所。警方表示，他因贩卖儿童已三次被抓。他的老婆也被同案羁押。

　　苏某供认，在一年半时间里，他共贩卖9名女婴，每个约获利1000元。苏某说，“我没有工作”，人口贩子会打电话问他“有活你干不干？”“我要是想过那些孩子和自己的女儿一样，就不会在这里了”，苏某承认，那些婴儿在他手中，只是“货物”。

　　被关押于邯郸市第二看守所的李某在问询中表示，自己曾卖过5个女婴，每个约获利500元，通常是“先找好买家再订购”。

　　 曾有贩婴者丢弃病婴

　　公安部打拐办的陈士渠表示，警方会严格追查犯罪团伙上线与下线交接的孩子数目是否一致，如果下线接到的孩子数目少于上线，就有可能在中途发生针对孩子的命案。

　　陈表示，有的孩子生病后，犯罪分子因为成本考虑而不愿给其治病，直接找个偏僻角落或者山沟里扔掉婴儿。

　　他说，有的犯罪分子会在贩婴路途中给孩子喂食过量安眠药，根据公安部门的观察，这将对孩子大脑的发育以及智力产生严重损害。

　　陈士渠还表示，他并不提倡网民用微博报警，那样可能会耽误解救时机，希望人们第一时间拨打110。

　　本报记者 吴伟 邯郸报道

　　 6·8专案现场

　　特警撬开房门抓住越南籍人贩

　　组织者运送者为越南籍妇女，另有中国籍疑犯负责运输，将越南婴儿贩至广东

　　7月13日晚上12点，广东省揭阳市公安局的指挥中心大厅里灯火通明。

　　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刘安成与广东、广西两地公安厅相关负责领导围坐在办公桌旁，作为6·8专案的总指挥部，他们需要在三个小时内，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原定凌晨3点的抓捕行动是否推迟。

　　疑犯临时换行程

　　根据广西东兴方面传来的信息，14日凌晨，将有两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越南籍）送两名婴儿，进入广西。6·8专案组决定，广西广东两省同时行动，将分布各地的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

　　但临近行动时，东兴公安机关又传来消息：因为暴雨，这两名主要犯罪嫌疑人推迟行程。

　　总指挥部面临两难选择：“若行动，会漏掉重要疑犯；不行动，又有暴露的风险。”

　　总指挥部最终决定“再等一等”，“等大鱼咬钩”。

　　对于潜伏在前方的警察而言，这种等待并不轻松，他们一刻都不能休息，不仅要继续盯住犯罪嫌疑人，还要警惕自己不被暴露。

　　“庞大”的抓捕网

　　7月15日上午，广西方面传来消息，两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在中午送两名婴儿过境。广东揭阳市公安局的指挥中心立刻进入备战状态。

　　一张抓捕网拉开。

　　13点20分，广西方面部署好警力，等犯罪嫌疑人过北仑河，便实施抓捕。

　　同时，广东揭阳公安机关的两支抓捕小组已集合完毕，负责抓捕“阿张”和“阿兰”，他们在揭阳，是贩婴团伙的组织者。

　　另外两支解救小组一早在广东的汕尾郊区和揭东县埋伏就位，他们负责解救已经贩卖给当地居民的越南婴儿。

　　并且，还有警力抓捕在广西负责运输的犯罪嫌疑人和在揭阳的贩婴中间人。

　　 民居内控制越南人贩

　　14点10分，刘安成一声令下，各路警力同时出击。

　　“阿张”和“阿兰”住在揭阳老城区一处民宅。警车从两个方向封住狭窄的巷子。特警手持撬棍，打开房门。屋里没有床，只铺了三张席子，住着5名女子。

　　三名是越南妇女，有一名不会讲汉语；两名中国妇女坚称自己是本地人，来自揭东县。

　　经照片比对，特警确认其中两名越南女子是“阿张”和“阿兰”，随后三名越南女子被拘留。

　　广西警方分7个行动小组，分别盯不同犯罪嫌疑人。其中两名主要犯罪嫌疑人是越南人，而剩余8名是中国人。

　　两名主要越南籍犯罪嫌疑人在东兴市某宾馆，准备交接婴儿时，被抓获。同时，参与运输的中国籍犯罪嫌疑人也被抓获。

　　解救小组与抓捕小组同时行动。揭东县郊区一处工厂，警方从厂老板的房间里找到一名只有几个月大的被贩卖婴儿。跨国贩婴案终于告破。

　　本报记者 孔璞 广东报道

　　“100个孩子找回99个，也是100%伤害”

　　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刘安成表示,今后将加大打拐的投入，凡有孩子失踪立即立案侦查

　　 对话

　　行动前，保密做到极致

　　新京报：对于这两起案件，你有什么感受？

　　刘安成：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不仅引起社会公愤，还伤及许多家庭，这种创伤很难抹去。丢100个孩子，找回99个，那对丢掉孩子的那个家庭就是100%的伤害。

　　新京报：针对这两起特大贩婴案的行动，都表现出哪些特点？

　　刘安成：这两次行动都是联合行动。6·8专案为广西、广东联合行动，2·21专案为河北、广东、云南等14个省区联合行动。

　　新京报：还有其他特点？

　　刘安成：保密几乎做到了极致。为保密，我们甚至没有事先通知民政部门，让他们都感到措手不及。

　　新京报：作为6·8案件的总指挥，你如何评价广西和广东两地公安的合作？

　　刘安成：我认为这一案件的破获，是两地公安机关合作的典范。此外，这一案件的切入点非常准，本来前天（7月13日）准备行动，但是为了一举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我们选择等待一天。

　　 “越南贩婴者很专业”

　　新京报：这是中国公安部门破获的第一起跨国贩婴案吗？

　　刘安成：这并非第一个，但这是第一次打掉了一个完整地下贩婴的网络，从越南籍的组织者，到越南籍的贩婴人员，以及国内参与协助的不法分子；此外还解救了一批婴儿。

　　新京报：越南籍的贩婴者有些什么特点？

　　刘安成：手段比较专业。比如偷渡北仑河时，他们不打电话，而是利用手电的灯光打信号，确认安全后，再过境。有时送婴儿时，他们不下船，不登陆中国的领土，直接就回去。公安边防检查站的地理位置，他们也很熟悉，他们会选择走边境山村小路，坐摩托车或者步行，绕开边检站到东兴搭乘长途客车。

　　新京报：打击跨国贩婴有哪些困难？

　　刘安成：许多侦查措施很难在两国同时实施。法律也有差异，需要不断的磨合。语言上也有困难。

　　新京报：为何越南人贩会选择将婴儿卖至广东？

　　刘安成：越南人在长相上接近广东、广西一带的人，负责运送婴儿的是越南人，如果运往北方很容易露馅。

　　新京报：解救出来的越南婴儿怎么处理？

　　刘安成：这又是一个难点。我们需要和越南警方合作，需要越南警方提供越南丢失儿童的记录，找孩子的父母，并化验DNA样本。现在，我们先为他们找一个条件比较好的抚养单位，再联系越南方面，找他们的父母。

　　   “群众介入打拐是好事”

　　新京报：公安部在打拐方面有些什么新的部署？

　　刘安成：首先，今后增加对打击拐卖犯罪的投入。在侦查经费、人员编制、技术装备上，各级公安机关都在充实打拐队伍，

　　其次，公安部在全国实行“一长三包”制，就是公安局长必须当打拐专案组的组长，包破案、包解救、包安抚。

　　新京报：公安部在今年6月1日启动全国失踪儿童快速查找机制，这是个怎样的机制？

　　刘安成：以前儿童失踪，我们的工作程序是要先判断是走失了，还是被拐卖，然后才立案侦查。

　　但24小时是查找儿童的黄金时间，超过24小时就事倍功半了。所以就推出这个机制，只要有儿童丢失，报案后公安机关立即列为刑事案件，动用一切侦查资源追查。

　　新京报：怎么会想到推出这个机制？

　　刘安成：各级公安机关对拐卖犯罪的认识愈加深刻，我们都要求民警站在失踪儿童家长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如果是自己孩子失踪怎么办，是否会调动各种资源寻找。

　　新京报：在打拐方面还有些什么新举措？

　　刘安成：公安部将在全国范围内摸排来历不明的儿童，通过DNA与全国失踪儿童数据库比对寻找。这主要依靠各级党委政府，通过村民委员会，用综合治理的方式，推动工作进行。

　　新京报：如何看待越来越多的公众通过网络等形式，参与打拐？

　　刘安成：群众介入是好事，首先在舆论上提供支持。其次也提供更多线索，使公安机关解救出更多的孩子。但要诉诸合法的行动。

　　本报记者 吴伟 孔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