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翩一绘

　　开栏的话

　　是救人呢，还是肇事后装救人？

　　近段时间以来，这类真假难辨的事屡屡见诸报端。是不是见义勇为，分辨起来为啥这样难？

　　网络上“撑腰体”的流行，无疑反映了公众的一种集体诉求——除了给予见义勇为者道德声援，更盼望能够调动制度、法律等诸多资源的优势，给见义勇为者以鼓励、以依靠，让更多的人在见义勇为的时候，能够挺直腰板。

　　见义勇为认定难在哪？相关赔偿卡在哪？本版从今日起推出“谁来为见义勇为撑腰”系列报道。

　　10月18日，云南省大理市政府见义勇为基金会决定颁发一个荣誉。这个荣誉来得似乎晚了些：距离义举，已经过去了10年。

　　10年前的某天晚上，李春云骑摩托车带着朋友途经下关苍山路时，看到一劫匪正在抢拉一女子的挎包。在追赶劫匪的过程中，李春云不幸受伤，并经抢救无效死亡。

　　10年来，李春云的父亲刘兴福奔波在大理州市相关部门之间，为死去的儿子讨名分，却因证据不足等原因，屡屡受阻。

　　李春云“见义勇为”得到认定时，老汉泪流满面：“10年了，总算给地下的儿子一个交代！”

　　步履蹒跚，荣誉迟到整10年

　　了解李春云的事情后，有人感叹：荣誉的腿脚难道被打瘸了？不然，为啥迟到了整整10年？

　　“李春云之死发生在2001年10月，但大理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多次拒绝认定。由于案件一直未获侦破，既难以提起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也难以提起行政诉讼，只能想别的办法。”李春光说。

　　李春光，西南林业大学副教授、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本案的代理律师。漫长的认定之路，为何近期迎来转折？他介绍了事件的最终几步。　　

　　接手这一案件后，李春光制作了一份法律建议书，于10月12日分别寄发给省、州、市三级“综治办”，并于同日将此事向媒体披露。次日，多家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10月13日，媒体报道的当天，大理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再次强调，“李春云见义勇为行为认定存在较大的困难，认定工作一直难以推进”。

　　同日下午，云南省综治办有关领导见到报道后，表示会予以认真研究。事情似乎出现了转机。

　　10月15日，大理市政府见义勇为基金会、大理市政法委、祥云县政法委、镇民政部门等来到刘兴福家里慰问，了解核实了相关情况，还给他们捐助了2000元钱。

　　10月18日下午，大理市见义勇为基金会通知刘兴福，同意认定李春云为见义勇为。10月21日，刘兴福收到见义勇为荣誉证书及3万元奖金。

　　10年悬案，一周了结。荣誉认可过程中，舆论无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此间，李春光没有提供新证据，政府也并没有细说认定的证据。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认定见义勇为，调查取证有多难。

　　证据缺乏，高不可攀一道关

　　近期，有关见义勇为认定难的相关事件，不断见诸报端。

　　7月初，广州军区某测绘大队下士小刘将一位晕倒在路边的老人送到医院，可老人亲属赶来后，却坚称小刘是肇事者。后来，经过小刘所在大队的走访调查，寻找目击证人，证实了小刘确属见义勇为。

　　8月底，在江苏如皋，一位称自己是见义勇为扶起了被撞倒的老人的巴士司机，被老人称是撞倒自己的肇事者。幸运的是，巴士上装载的摄像头记录了事件发生的全过程，这才为司机证明了清白。

　　引发了官司的天津许云鹤案、更早以前的南京彭宇案，真相至今扑朔迷离。

　　归纳这些事件可知，缺乏证据是见义勇为认定的第一道门槛。事后，想找出做好事的证明，难！

　　“见义勇为，原本就是针对于突发事件的一个突发性行为。即使见义勇为者有这个证据收集的法律意识，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在行为过程中收集证据。”南开大学法学专家向波说道。

　　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杨波指出：“很多时候，受益人和旁人往往不愿或者不敢提供证据。大多数人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者‘站出来对我没有什么好处’。这进而导致目前社会上形成了一些不良风气：受益人不愿意陈述真实情况；在他人见义勇为帮助自己后，出于个人私利考虑，害怕承担赔偿责任，一走了之；目击证人有的目睹了事情的一部分，有的目睹了事情的全过程，但出于人身安全考虑，他们也往往不愿意出面作证。”

　　当真相消散在风中，事实无法证实或者证伪时，裁决却还要下，那么，这时，裁决者应该怎么办？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柳经纬说，不应该由行为者去自证清白。“司法工作人员应该严格审查，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要求原告提供被告有侵权行为的证明。举证不了就败诉，从而避免见义勇为者被受益人反告的现象。”

　　机制缺失，有了证据照样难

　　“空口无凭，当然办不了事。可是，有了证据又如何？”一位网友说道。

　　华东政法大学庄建伟教授说：“我国对见义勇为的法律概念缺乏明确的、统一的规定，但认定条件却比较苛刻，见义勇为的壮举不少，但能被认定的却不多。”

　　杨波解释说：“见义勇为的认定只是第一个环节，随之而来的还有后续的赔偿、补助等问题。尤其是当见义勇为者、受益人乃至于第三方受到侵害时，就必然会存在利益的冲突。比如说，见义勇为者受伤后应该由谁赔偿、由谁承担责任，这就是一个问题。在法律上应该由肇事者来承担赔偿责任，但如果肇事者逃走后该如何赔偿？如果由政府赔偿，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财政负担，短期、少量的补偿尚可，但长期、大量的补偿势必会产生问题。鉴于此，有些地方认定机构有意识地‘控制’见义勇为的规模。”

　　专家表示，见义勇为是一个道德上的概念，在法律实践中没有一部全国统一的法律。庄建伟指出：“近年来，突发事件不断增多，英雄模范也屡屡出现，应该从更高的层次推进统一性法规的出台，从立法上保障见义勇为申请、认定及后期赔偿、补助等程序的有法可依，维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具体而言，在认定机构上，要改变目前地方政府认定机构不统一甚至缺失的情况，或者专门设置机构，或者将认定职能设置在现有的某个部门中。在认定标准上，要开展一定的调研，根据日常生活中见义勇为的情节、事后损害情况等制定科学的认定标准。”庄建伟说。

　　对于认定机构的职责，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周泽说：“当申报见义勇为出现认定尴尬时，除了要见义勇为者、受益人等提供证据之外，有关政府部门更应该主动去搜集证据，并且对见义勇为者等人所提供的证据进行核实。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解决证据认定难的问题。但是，我国目前法律还没有对此给予明确规定或说明。”（张洋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