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北京做过学生的人，至少百分之六七十有逛书摊的嗜好。伙计们穿着灰大褂，出言谦逊文雅，那做派是典型的京派。

如今街头的旧书摊

　　捐与留

　　也是余秋雨先生的《文明的碎片》中，有两篇关于藏书的散文。一篇是《风雨天一阁》，讲的是著名藏书家范钦与他筹建的藏书楼———天一阁的故事，一篇是《藏书忧》，讲大量的藏书给藏书者带来忧愁的事。两篇文章我读过数遍，对《藏书忧》，当时没有多少感受，因为那时我的藏书不多，年龄也不算大。随着书的日积月累，我的藏书越来越多，藏书的忧愁慢慢出现了。1990年代中期我迁居海南时，一个集装箱里，一小半全是书。来海南后又搬了几次家，搬来搬去最折磨人的还是书。面对半房间的书，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言：“书架直达壁顶，一架架连过去、围起来，造成了一种逼人身心的文化重压。”这里应该说是书的重压了。为太多的书，我真的有忧愁了。

　　这个愁，内忧无非是两个，一，书这么多，自己也看不了，老放在家里怎么办？二，现在青年人大都在网上求知识，有的纸质书他们也不喜欢，我这堆书，不知以后留给谁？思考良久，得出两个结论：一，书是给人看的，自己不看，光藏着，那是糟蹋了书，书应该让更多的人看，让有读者的地方或能利用它的单位收藏。这就产生了“捐”。二，书必竟是自己所爱，藏书也是自己的乐趣，全捐了当然不舍得，而且有的自己还要看。因此又产生了选择性的“留”。

　　2007年9月，海南省图书馆开馆之前，在《海南日报》上发出了向社会募集图书的告示。我看到后，觉得这是个捐书的好机会好去处。我在自己的藏书中整理出马恩列斯选集全套、1976-1992年的《大众电影》、1980-1992年的《集邮》《三国志》《晋书》等一批史料性、古籍类图书，捐送到省图书馆，成为在告示后第一个向省图书馆捐书的个人。2008年夏，我了解到我省道德模范之一的定安县农民孙衍吾，自费坚持在村里办“知海书屋”，免费提供报刊图书给村民阅读，我便在自己的藏书中，又找出适合农民阅读的280多册图书，亲自送到在定安乡村中的“知海书屋”。

　　我这种捐书，对自己藏书来说是减负，但对社会来说，是提供图书资源，服务读者，这里有藏书的乐趣，捐书的快慰。“书传善缘，播种温暖”，捐书，既消除了藏书的烦忧，与人与己又有好处。人活一生，或绚烂，或沉静，或豪放，或婉约，会有多种“版本”，处置藏书，是藏书人生活中的大事，亦应有多种“版本”，不可苛求。

　　易与难

　　文人说道：藏书是大业，藏书家越多，卷帙越浩繁，社会越见雍容优雅，人也会有礼有节，文质彬彬。以前，我们以藏书多为荣，以有书房为骄傲。今日，为看书而藏书的不如以前多，书房改成了电脑房。一些人孜孜不倦去旧书店、旧书摊寻购书籍，其中为了读书而去的成了少数，更多人是为了收藏，一旦时机成熟，就卖出去。针对这种情况，有人说，选书藏书越来越难了。但我觉得，现在藏书应该说既难又易。

　　说“难”，固然难，现在想谋取一本古籍原版刻印本，那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些珍稀书籍，你就是花上重金，也不见得能到你手中。说“易”，也真是容易。网上兜售书籍的网吧、信息层出不穷，你要求购什么书，发出信息，很快就有反馈，再也不需要你一家家书店跑，一个个书城找了。藏书者都知道的《藏书报》，每期都刊出售书、求书的信息，兜售的书新旧如何，缺少几页或是哪里损坏，哪年哪个出版社出版，价格多少，等等，都说得清清楚楚。你想要，办个邮购即可。

　　藏书与字画、古玩收藏不同，由于古旧书本身缺乏观赏性，附庸风雅者绝不是藏书者主流，当下，也有一些藏书者主要目的是投资。著名藏书家韦力说：“藏书热背后掩藏了众多不理性因素，大多数藏书爱好者买书全凭个人兴趣，并不太懂得版本知识，所以其视若珍宝的古旧书也许并无太大收藏的价值。”我觉得，书与字画、邮票、瓷器、钱币等一样，不过是收藏的一种门类，藏书追求的主要是个人兴趣爱好，传承历史、文化、思想，对典籍做归纳、整理、研究，那是个人力量难以承担的责任，因此，略藏一点书，看看玩玩，既长学识，又为信息社会贡献徽薄之力，何尝不是人生一大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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