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论语》取代莎士比亚名著，走进了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本科生高年级的课堂。这算是破天荒，毕竟，大学英语系有个“传统”根深蒂固：原著选读课向来是清一色的西语典籍，讲究原汁原味。

    “学好英语，不仅仅是把西方优秀的文化作品翻译过来，也应该把我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典籍介绍到国外去。”给学生们上《论语》课的教授，并不是上外英语学院请来的“外援”，而是在这个学院有33年教龄、长期从事莎士比亚、培根等西语典籍研究的史志康教授。

    采访史志康时，记者意外获悉，他目前正从事《论语》翻译。比起上课，他的译本更有“噱头”：在忠实原著、逐篇翻译的同时，史志康给译本增加了很多有趣的注脚。他尝试用西方人更熟悉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等众多先哲的思想，为中国传统文化圣人孔子的思想做注。

    为了让《论语》走出国门，给孔孟文化制定一个“西方思想参照表”——这种“借帆出海”的译法或许值得一试。

    教授“另类”讲《论语》

    和大学人文学院开设的《论语》精读课不同，史志康的课堂上，以英语为专业的学生重读《论语》，有一种异样的亲切。

    《论语》有云：“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按照字面解读前一句，温、良、恭、俭、让，被立为君子修为的重要标准，也是中国古代上流社会的处事智慧。

    可是，这样的“中国智慧”该如何让外国人理解？史志康把温、良、恭、俭、让依次翻译为“mildlymoderate,delightfully frank,properly respectful,reasonablytemperate and genuinelymodest”。但他说，除了逐字逐句翻译，还必须注意文本主旨的把握。这一句其实是强调君子应恪守中庸之道，切勿步入极端。

    倘若解释只停留在这里，中国人听了都很明白，外国人或许会感到一种文化上的隔阂：须知，西方的大量著作典籍中，备受推崇的是个人英雄主义。

    为此，史志康在他的翻译课上做了大胆尝试：从西方名著典籍里旁征博引，试图用西方人熟悉的“智慧”，为孔子的思想做一个“注脚”。

    比如中国人的“中庸之道”，在莎士比亚的作品《哈姆雷特》中，也能找到类似的“智慧”。《哈姆雷特》中，波罗涅斯曾叮嘱儿子雷欧提斯道：“你有什么思想不要说出口，不合时宜的思想更不可见诸实行。对人要和气，可是不要过分狎昵。”

    听起来，一中一西两位先哲的声音，确是遥相呼应。

    新译本注脚最有看头

    采访史志康时，记者有幸看到了他正在翻译的《论语》译本。课堂上的妙语连珠，不少来自译本中的注脚。事实上，译本在每篇末了增设的“赏鉴与批评”，更体现了译者的匠心独具。

    “在我之前，很多海外汉学家和国内译者都曾翻译过《论语》。但到目前为止，别说普通外国人，就连海外很多学者对中国的孔孟之道也似懂非懂。让孔子走向世界，或许我们在翻译方式上应有新的尝试。”

    如《论语》中强调的“孝悌”观念。悌，意指兄弟之间的友爱。听上去，这实在太简单。但史志康却告诉学生，翻译这类概念，同样需考虑中西文化传统的一些差异——做一个反面例证，也可以帮助外国人理解孔子。

    “悌在平时容易做到，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很多时候难以实现”。西方人熟稔的圣经中，就记载着一则兄弟相残的故事：哥哥该隐因为嫉妒，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亚伯。而在西方历史中，很多朝代的破灭更替，君主之间的战争也伴随兄弟相残。史志康认为，翻译《论语》时加上西方典籍故事作为知识背景，更有助于外国人理解孔子。“事实上，孔子倡导的孝悌，不仅是强调一种家庭人伦关系，也是出于让国家安定的考虑。”

    《论语》中还有一些名言，国人初读时也得看一眼注释，给外国人翻译更需要多费一番唇舌。

    如谈到君子修为，《论语》有云：“君子不器。”就是说，君子不应像器具那样，作用仅仅限于某一方面。真正有能力的人不会去做具体的事情。

    史志康把“君子不器”翻译为“Agentleman should not be amechanical device，”他继而引用诗人蒲柏《批评论》（AnEssay onCriticism）中的诗句作为此句注脚。所谓“君子不器”，即诗文中的反对读死书 （thebookfulblockhead），认为人应当有“灵动的优雅”（living grace）。

    再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英文字面翻译也不难，难在给外国人一个生动的解释。这里，史志康转而引述《培根随笔》中“论伪装与掩饰”一文中的一些看法：“当然，从来都是英雄豪杰做事坦荡明朗，富有信实无欺的名誉”，“狡猾的人和聪明的人有天壤之别，这区别不仅是在诚实上，而且也体现在才干的特点上。有人会洗牌，但打得不好；同样，有人擅长结党私营，但在别的方面却软弱无能。”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走出去’的迫切度也在提高。”谈及译作时，史志康有些感慨，尽管国人近年来在推广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上砸了不少钱，花了不少力，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前几年作家刘心武访问法国，发觉接待他的法国文化圈中，几乎没人知道鲁迅。可早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鲁迅的很多著作已被翻译到国外，英文、法文等几个语种的译本都有。

    是译本在用词上不地道，还是鲁迅在西方世界魅力不足？史志康的看法是：时机未到。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有一个阶段，要遵循文化交流的客观规律。”史志康说，从鸦片战争算起，国人向西方学习、大量翻译西方著作的历史已有百年。但西方世界对中华文明兴趣的提升，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这种时间差，客观上要求翻译讲究一些策略。当国人最初翻译、引进西方典籍时，首要追求“信、达、雅”，且多强调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用中国人听得懂的话把西方的思想翻译过来。比如英语中一句“活着的蠢驴比死掉的狮子要好”，翻译成中文，最初的译者多会在中文语境下写道：“好死不如赖活”。这种方法就是意译，好处是让中国的普通百姓一听就懂，没有阅读和理解障碍，还会产生一种中西智慧都有相同之处的认同感。

    但随着国人对西方文化渐渐熟稔，后来译界又有人提出“直译”，即照字面的意思翻译，无须过多演绎。因为文字是思想的载体，直译的好处是通过文字传递异国思想和本国的差异，从而增进对异国的文化理解。事实上，鲁迅就是直译派的倡导者。

    先接受意译作品，再追求直译作品，这是当初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典籍时走过的一条接受之路。“如今，很多西方人开始学习、理解中国文化，也会经历一个类似的阶段。”

    史志康翻译《论语》时，为译作添加一个“西方思想参照表”作为注脚，正着眼于文化推广的时间概念。(记者樊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