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有一些人不该忘记。他们已经离开人世，但他们生前的善念，让一些人的生命有了希望，让一些人见到了光明。如今，他们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他们是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孙永海、杨洪祥、帅远杰，让我们记住这三个名字。正是在他们的带动下，宁波市沉寂了一年的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得以启动，几十上百名热心人士签订了器官捐献自愿书。昨天上午，宁波市红十字会也来到遗体捐献纪念碑前，对他们进行了祭奠和缅怀。这几天，记者对他们的家人进行了探访。目前全市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161人，实现捐献3人。全市累计4582人加入造血干细胞“生命银行”，10人实现捐献，名列全省前茅。遗体（角膜）捐献登记454人，实现捐献53人（角膜捐献登记160人，实现捐献28人）。

张慧宽感到无助时，就拿出丈夫的照片来看一看。

    帅远杰：一双儿女学费还没着落

    帅远杰，贵州瓮安人，去世时54岁。2010年和妻子来宁波打工。今年1月13日中午，上班途中遇车祸。昏迷多天确定不治后，妻子张慧宽决定把丈夫两肾一肝一角膜捐献出去。

    傍晚六点，天色渐暗，五乡镇丰银电池厂，身穿蓝色工装的张慧宽站在门口向我招手。

    张慧宽是帅远杰妻子。前两天约她采访，她正上班，在厂房里扯着嗓子喊，说早上7点上班，上到晚上6点，中午也只有半小时休息时间。

    “请假？80块工钱就没了，加上扣掉的全勤奖，要少230块啊。”她说，要采访，只能是晚上。

    张慧宽颧骨突出，面颊瘦削。我开车捎她回邱隘镇的出租房，她不认路——每天都是沿着工厂边上的铁路步行回家的。她说，以前都是丈夫骑自行车带她上班。

    帅远杰一走，儿女的学费更没着落

    帅远杰夫妇俩有一儿一女，都在读大学。两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一年就要3万多。为支付高昂的学费，帅远杰才来宁波打工。

    孩子念大学，张慧宽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即使丈夫在，两人的收入也只是勉强应付孩子的花销；丈夫去世后，她每月2000元根本不够三人的支出，为此不得不举债。但另一方面，张慧宽自豪地对我说，贵州老家穷，村里上得起高中的孩子不多，但他们却供起了两个大学生。

    帅远杰一直重视孩子的教育。女儿去年高考成绩不理想。张慧宽的意思是不如就让女儿出去工作吧。帅远杰一听火了，跟她吵了一架。

    “他坚持要女儿继续读下去，还叫弟妹来劝我，”张慧宽说，丈夫非常勤快，一分钟都不肯停下。

    “他辛辛苦苦一辈子，就是希望两个孩子能读好书，以后赚钱轻松些，”说完，张慧宽又叹了口气，现在儿女的学费都很困难，不知道该怎么办。儿子已经大三了，学的是铁路工程专业，这几天正在四川实习，也不知道毕业后能否找个好工作。

    器官捐献，妻子得不到亲友理解

    作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家属，张慧宽得到了社会上的赞誉，但不少家人却误会她，甚至是恨她。

    她接到老家侄子的电话，问她器官捐献的事。在老家瓮安，不要说器官捐献，连火化都还没有普及。张慧宽不敢说实情，支支吾吾地说丈夫还在治疗。电话被挂断了。

    “侄子一直生我的气，”张慧宽说，丈夫在老家下葬那天，侄子没有来。不仅是他，族里以前关系挺好的一些叔伯现在对她都有意见，以为她把丈夫的器官拿去卖钱了。

    想起这些烦心事，张慧宽甚至有些后悔当初的决定。她说，现在丈夫那边的亲戚再也不愿借钱给她了。

    感到苦闷了，张慧宽就看看照片

    张慧宽的出租房是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房子。照张慧宽的说法，条件还没她家猪舍好。房子里仅有的电器是风扇和电饭锅，电饭锅还是从老家带过来的。

    “在外面打工，一心想着赚钱，买电视机还得付每月10块钱的有线电视费和电费，太浪费了。”张慧宽说。

    张慧宽的生活几乎没有娱乐。她7点钟上班，晚上到家6点半左右。一番洗刷后，已是7点，然后上床睡觉。第二天6点多起床沿铁路走去上班。每天周而复始。

    对于张慧宽来说，丈夫的去世，失去的不仅是一根顶梁柱，更是一个平时疼她爱她的亲人。

    “他在的时候，会买我喜欢的东西给我吃，夹到我碗里，我不喜欢的，他自己吃。”张慧宽喃喃地说，周末轮休时，丈夫会骑自行车带她去五乡、邱隘兜风。他说，她走的地方少，要带她去宁波城里看看。有一次，夫妻俩坐公交车去看飞机场，丈夫说，这辈子要让她坐一回飞机。

    而现在，没有人再带她出去兜风，也没有人陪他说话。内心苦闷了，张慧宽会蒙着被子流泪，有时看看床边布袋中的照片。照片中，女儿挽着丈夫，丈夫清秀，女儿漂亮。

    “我最怕的是，哪天我生病了怎么办，孩子也都不在身边，”张慧宽黯然地说，等孩子毕业找到工作了，她也不打算在宁波打工了，回去跟孩子一起住，多少有个照应。

黄永珍出租房里满是零件，生活贫困，但脸上从不缺少笑容。

    杨洪祥：家人以他为荣

    杨洪祥，1968年生，云南昭通人，和妻子来宁海打工已11年。今年1月11日，因交通事故颅脑重度损伤，再也没醒过来。第二天，家人找到宁波市红十字会，提出把杨洪祥器官捐献出来。家人说，6年前有亲属因心脏疾病急需医药费，走投无路的杨洪祥找到宁海红十字会，获捐2000元。杨洪祥对此念念不忘。1月15日，杨洪祥捐献了两肾一肝两副角膜。

    杨洪祥家里亲戚很多在宁海打工。他去世后，亲戚们招呼他的妻子黄永珍住到宁海县桃源街道上金村，好有个照应。

    黄永珍的出租房不到十平方米，里面只有一张床、一把凳子、煤气灶和各种零配件。墙壁上挂着杨洪祥的黑白照。

    杨洪祥夫妻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杨均20岁，在另一个村住，小儿子杨忠19岁，住在黄永珍出租房一路之隔的竹板房里。出租房每月一百元，竹板房免费。

    虽然经济拮据，但黄永珍爱笑，每次说话前，都会习惯地笑一笑。我问她家里有什么困难。黄永珍说很多，但具体一件也没说。

    接受采访时，她坐在床头，手里不停干活。这是一种金属装配的活。老板按完成的零件斤两给她发钱，每公斤6毛，一天她能做二三十公斤。

    黄永珍说，丈夫在世时，两人在同一个建筑工地干活。连续工作20多天，那天可以休息，她觉得有些累，就没去干活，但丈夫想多赚点，仍然去了。谁知等到的确实噩耗。

    家人：宁波人对我们很好

    杨洪祥因颅脑重度损伤，一直深度昏迷，家人们守着他一个多星期，直到医生说，情况不可挽回。

    一家人悲伤之余，想起一个多月前，电视里放孙永海捐献器官事，当时杨洪祥深受感动，感叹说：“世上还是好人多，我死后，也要把器官捐献出去。”因此，家人决定完成他的遗愿。

    黄永珍说，他们一家曾受过宁波人不少帮助。10年前春节前夕，她外出，孩子在出租房里玩火引发火灾，将餐具衣物和9000元现金烧损。事发后，房东不仅没让他们赔偿两万元的房屋财产损失，还给他们送来吃的穿的，房东女儿还托人把她家烧损的9000元纸币拿去银行换了1800元。

    2004年，黄永珍的妹妹得了心脏疾病，走投无路之时，宁海县红十字会向他们捐助了2000元。

    “我们在宁波打工获得了很多，宁波人对我们很好。哎，与这些比起来，我们一家所做的这点又算得了什么呀？”黄永珍说。

    儿子：父亲是我的大玩伴

    杨洪祥大儿子杨均说，家里人都认为，父亲死后还能帮助别人，是件好事。他为爸爸感到骄傲。

    在杨均的印象中，父亲和蔼可亲，很少打骂孩子，像是一个大玩伴。父亲在世时，每次回家，老远他就会喊爸爸，听到儿子喊声，杨洪祥就会笑咪咪地出来。看到儿子手里有好玩的东西，他会拿过去自己把玩一番。

    吃完晚饭，杨洪祥会放些音乐，一家人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他喜欢养鸟，父亲空闲了，会跟他一起去山里抓鸟，鸟笼坏了，他也会修。自从爸爸去世后，这样的日子再也没有了，一下子感觉家里冷清了很多。

    杨均说，爸爸性格开朗，别人也很乐意跟他相处。有一次，杨均去修车，修车师傅得知父亲去世，很惋惜地说，这么好一个人，怎么就走了，上天真是太不公平了。

孙明星坐在床上，墙上挂着父亲孙永海照片。

    孙子上幼儿园、小学都有好心人帮忙

    孙明星说，过完年后，他带着母亲和儿子来到了宁波。7岁的孩子对他说：“爷爷喜欢这座城市，我也喜欢。”

    宁波人没有忘记孙家人。

    孙明星和儿子还在老家时，有一天他接到个电话，是鄞州一家幼儿园打来的，说孩子来宁波，可以去他们幼儿园上学。幼儿园老师还组织同学寄来很多明信片。儿子乐坏了，捧着这些明信片睡觉。

    “来宁波定居，主要是希望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孙明星说，2月份刚到宁波时，因为不知道怎么联系孩子上小学，他一度想过回黑龙江老家。

    3月初，他参加鄞州区一次会议，有很多领导到场。孙明星鼓足勇气，找到一位面容和蔼的副区长反映情况。巧得很，这位副区长正好主管教育。她笑着说，这件事她会处理。

    半个月后，孙明星收到副区长秘书短信，说孩子上小学的事已安排妥当。说到这里，孙明星兴奋地拿出手机给我看短信，他说，遇到这么多好心人，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感谢他们。

    最大的心愿是买一套房子

    孩子的事安排妥当，孙明星的心定了一大半。但他坦言，毕竟来自东北，在宁波还是有许多不适应。

    孙明星在床上盘腿而坐，那架势好似坐在东北炕上，但床远没有炕头暖和。被褥是从老家带来的，晚上不够暖和，两张床上都铺着电热毯。

    “不插电热毯，晚上太冷，”孙永海妻子叶淑华皱着眉头，摇摇头说，宁波冬天太冷，夏天太热，实在不习惯。这个季节还好，她最担心的是夏天，老家哪有这么热？

    孙明星现在利时百货团购部上班，主要推销购物卡。他说，单位待他不错，可这份工作的压力真不小。一个外地人，没有人脉，推销的活能好干吗？除了维持以前留下来的老客户，孙明星只能挨家挨户地跑单位。

    “为了工作的事，我常常睡不好，”孙明星说，不过，当有人知道他是孙永海的儿子时，都对他十分客气。

    带着母亲和儿子，孙明星说，经济压力很大，赚的钱仅够一家人开支。儿子傍晚放学后经常喊饿，有一天，孙明星买了箱饼干回来，儿子看到后高兴地说：“老爸，你发财了？”

    孙明星说，父亲去世后，社会各界捐了一些钱，现在他希望用这些钱买一套小一些、便宜点的房子，但宁波的房价高，不知道哪里有这样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