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乐章 苦
苦的是筋骨苦的是心志苦是成长的学校
鹦哥岭磅礴恢宏的美,让人震撼。但初来乍到的年轻人起初没想到,大美背后有大苦。
首先,爬山很苦。热带雨林覆盖的大山,看上去不似内地的高山陡峭奇峻,葱茏平缓的绿意之下,却是一个连着一个的沟谷。刚爬上了山,又要下到谷底;刚下到谷底,却又要爬另一个山峰。
管理站社区科的李国,是从深圳一家银行跳槽到鹦哥岭的。他是海口人,因为热爱家乡,热爱自然,最终选择上鹦哥岭。但刚上山时,有恐高症的李国,对爬山有说不出的畏惧。在经历很长时间的磨炼后,爬山依然是李国的弱项。他笑说,之所以选择社区科的工作,是以为这个科室的工作会爬山少一点儿。
“最苦的还是鹦哥岭划界定桩的时候。”王伟锋,河南来的小伙子,白净、瘦小,看上去有些单薄,很难想象他是怎么捱过他所陈述的艰苦的。
2007年,王伟锋毕业来到鹦哥岭,和王合升一样,他是保护区管理站招来的第一批大学生。王伟锋学的是林业地理信息技术。2008年7月,省林业局在全省林业系统启动数字化保护区建设,通过实地采集信息,把保护区的地形地貌、动植物资源等各种资料数字化,对保护区资源进行动态的监测与管理。
数字化保护区建设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保护区划界定桩,只有清晰地界定了保护区的界线,并将其地界标示出来让周边村民知晓,才能更好地保护。
划界定桩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大的界碑有三四百斤重,小的标桩也有120斤重。”当时的鹦哥岭保护区几乎无路可行,别说汽车,连摩托车都开不进山。王伟锋告诉记者,那些标桩,全靠大学生和220多名护林员一起,肩扛、手抬、背负,一步步费尽千辛万苦弄进山。
“路宽的地方,还可以抬;路窄的地方,只能用绳子绑住标桩,大家一起喊着‘号子’往山上拖。”那些日子,每个人的肩、背上,满是火辣辣的勒痕,双手的虎口也被绳子勒得生疼。
200多公里边界上,他们埋了12个界碑、120个标桩,这么大的工作量,仅仅用了一个多月就完成了。可以说,这些年轻人用脚丈量出了鹦哥岭的边界。
皮肉之苦可以忍受。心志之苦,却难以忍受。4月15日上午,采访王合升时,记者问到他从山东那么远到海南工作,父母是否支持他。没想到,小伙子突然红了眼眶,哽咽难语,以至于采访都难以进行下去。
他躲进洗手间,冲洗泪水。
下午,记者问王合升一年回家几次,他说两次,“家里有事情”。男儿有泪不轻弹,王合升的泪水里,一定藏着对亲人很深的牵挂和思念,还有他不想诉说的痛苦。
这些大学生,绝大部分是80后、90后,在他们父母的眼里,还是没长大的孩子,还是捧在手心的心肝宝贝。如今远离亲人,在偏远的大山工作,要学会吃苦,学会成长,他们自是面临一番心志的历练。
社区科科长王云鹏是海南昌江人,毕业在外工作两年后,最后选择了鹦哥岭。他是家中长子,家里还有一个小他好几岁的弟弟。王云鹏几乎常年累月驻扎在南开乡道银村开展社区工作,帮助村民建环保旱厕、软床猪圈,引导村民发展稻鸭产业、林下经济等。
道银村没有手机信号,也没有与外界联络的通讯工具。有时候,实在担心父母了,他就在当地护林员的指点下,跑到山上一处空旷的制高点打电话,这里勉强能接收到信号,断断续续和家人互报一声平安,又回到村里继续工作。
就这一声平安,王云鹏得来回走1个小时的山路!
收入也很低,2007年,科研人员、管理员每月工资1000元,护林员440元。这样的收入,男孩子们舍不得买一件好衣服,女孩子们舍不得买口红、护肤品。尽管每日野外调查,很伤皮肤,女孩们还是舍不得买防晒霜。在27名年轻人身上,没有名牌,甚至连简单的首饰,都几乎没人戴。
五年里,这些年轻人就是这样,忍受着寂寞、清贫,重复着在外人看来很枯燥的巡护、调查、社区宣传工作。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苦难是催人成长、促人成熟的最好学校。”周亚东把鹦哥岭保护区称作“鹦哥岭School”。他说,大家因为有信仰,所以,捱过了保护区最艰难的那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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