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生过程到底有多乱？

    “一言难尽”，徐海鹰说，“打电话已经是最文明的方式，不少高校还是有底线的。但是一些高校的做法只能用‘下作’形容。”

    “连哄带骗，为了拉住学生，什么招都能出”。徐海鹰告诉记者，“有找高中老师做工作的，有从身边人发动的，有诋毁别的学校的，有吓唬考生说‘不报我们学校就退档，让你什么也报不了’。这在一些实力比较薄弱的高校比较常见。”

    “这也可以理解，这些高校生存压力比较大。我曾经到江西一所高校去调研，这所学校号称每年招2000名学生，那么推算起来四年在校生应该有差不多8000人。但是当我中午吃饭时间走进他们食堂时，却看到冷冷清清一片，学生都去哪了？他们说不出来。我了解到有的高校学生早早就出去打工了，只要交学费学校就给注册。学校领导总要把学校支撑下去吧，所以每年拼命争抢生源。”徐海鹰说。

    除了普通生源的争抢，更热闹的是高分生源的竞争。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不许炒作状元，但每年各省市的高考头名总会一分钟不耽误地被“挖”出来，而他们的抉择更成为舆论衡量学校实力的一个标志。

    在争夺生源的问题上，如果说一些高校的方式是“连哄带骗”，那么用一个词形容港校和内地高校之间的高分争夺战，不少人脱口而出的是“不择手段”。记者在采访中，不止一次地听到“不择手段”这四个字，除此之外，还有“摘桃”。

    为什么内地高校和港校在生源竞争中屡显劣势？清华大学招生办主任于涵分析道：“当然港校有诸如办学国际化、高额奖学金等优势，但内地高校的‘劣势’实际上是被‘不平等’的招生政策给强化了。这‘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对内地高校的政策约束和给予港校的政策优惠。和港校相比，内地高校背负了更多社会责任。港校不需要考虑教育机会公平的问题，不需要考虑中西部落后地区的生源问题，也不需要在意高考分数对基础教育的导向，他们只要放手‘摘桃’就好了。港校没有具备实质约束力的‘招生计划’，好学生可以放开了招，当然，如果生源不好，也可以一个都不招。而内地大学除了要严格按照招生计划来录取外，在高考面前只能认‘分’，分够了必须招，分不够就是考生再优秀也不能招。另一方面，港校还拥有招生政策上的‘最惠待遇’：港校可以享受真正意义上的‘提前批次’录取，考生档案是可以在内地高校录取前提走的；可以对看上了的学生‘诱之以利’，许以高额奖学金，这在内地高校是被明令禁止的；还可以在盘点招生成果时放开了宣布招到了多少状元，而这是内地高校这些年来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的。”

    北京籍考生李菁今年考了663分，她说尽管这个分数能让自己上内地最好的高校，她依然会选择港大。“港大在国际上的排行比内地高校高，港大描绘的图景是我们没经历过的，奖学金会高很多，对我们来说，吸引力确实大。”她说。

    2 “我们目前招的是‘分’”

    对于人才的渴求本无可厚非，但一味争抢生源意味着什么？争夺高分生源与招生工作的目标不能直接画等号，但是，招生过程乱象频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于涵向记者解释了其中的因由：“目前的大学招生是‘以考代招’，除了考试之外没有别的评价方式。虽然高中学业成绩、综合素质评价可以当参考，但是影响有限。现在的情况是，学生、高校甚至中学都被捆绑起来，由高考分数一元评价。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中，高校无法全面科学地评价和选择学生，高校和学生也都无法不接受分数的‘评价’，所以不是大家非要抱着高分情结，而是因为我们目前招的是‘分’，不是‘人’。”

    于涵认为，评价方式单一只是招生过程纷乱的一个内在因素，还有外在因素推波助澜。“在目前评价方式单一的基础上，绝大部分的省份又选择出分报志愿，还有平行志愿，无异于雪上加霜。我认为，从长远看，这不是一个成功的制度设计。这是用一个看似以人为本的手段，造成了一个更‘唯分数论’的结果。把分数用到极致，把过程和结果割裂开，考生为了把每一分都用上，会在选校选专业时放弃很多真正要考虑的因素，诸如本人兴趣、特点、发展目标、与大学及专业的契合度等，这无异于舍本逐末；同时，大学做招生咨询也成了‘花架子’，因为讲了也没用，反正都是分数说了算，还不如花多点工夫在招高分学生上。”

    北京交通大学招生办主任王化深对此也深有感触：“有了平行志愿以后，就没有什么争抢了，也争不了。因为平行志愿是电脑直接按分数排序的，招生老师能做的极其有限，高校没有什么自主权。学生早按分数排好了，学生的扁平化很严重。我们学校在江苏省录取的最低分和最高分之间只差了6分。”

    于涵打了个比方，在这种情形下，高考招生更像个市场，“填报志愿是游戏规则，商品是学生，价格是高考分数，买方是大学，卖方有一堆（学生自己、家长、老师、中学等），还有人做中介。目前我们不像在选拔学生，倒像是在做买卖。大家的心态都发生变化了。”于涵对此十分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