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双色球不存在作假问题 3544万包中头奖

　　倍投博彩 被逼的？

　　周六，晚8点，张宇与一众朋友聚集在北京丰台区一家彩票投注站。今天是张宇的生日，几个朋友决定送他一份特殊礼物——10张彩票，都是50倍倍投，都是机选。

　　这是几个人商量的结果，10张机选是为了增大中奖几率，50倍倍投是为了能清空奖池。类似场景，正在全国范围内各个彩票投注站中发生。不断涌现的亿元大奖，刺激着彩民的神经。

　　巨奖诱惑的另一面，对彩票的质疑从未停止，巨奖诞生的真实性、公益金的分配、发行的“垄断”……诸多问题加于彩票一身。带着彩民的爱与痛，本报记者对话了中国彩票行业沙龙创始人、2009年曾被民政部聘为彩票行业专家的苏国京。

　　倍投弱化了彩票的公益性、娱乐性，强化了博彩性”

　　新闻观点：每逢大奖，公众都会发出质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苏国京：我认为这与目前社会大环境很有关，百姓不仅在质疑彩票，包括食品、水等多个社会领域，百姓已有一种习惯性质疑。彩票业发展26年并未有实质性问题出现。同时，产生质疑也与彩票的中奖概率有关。以双色球为例，中头奖的概率大概是1772万分之一，这样小比率，在概率上属于超小概率事件。简言之，如果你想包中头奖，就要花3544万。对于百姓而言，这种全包投注形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但是彩票“盘子”越来越大，销量也屡创新高，原来双色球单期销量超不过亿元，现在每期销售额都在3亿元至5亿元，如此大销售额之下，中头奖人数逐步呈现，并由于奖池的累积而迅速增加。实际上我们用目前每期双色球销售数量和中头奖概率进行计算和比对，是基本符合理论，并不存在什么作假问题。

　　新闻观点：公众质疑的另个一焦点是，中大奖的人为何用“倍投”这种非常理方式去博大奖？

　　苏国京：这个问题，职业彩民和从业者与大众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职业彩民觉得倍投属于彩票正常投注行为之一，很合理。但是你问一个大众彩民或者白领，他们会觉得这个事情根本无法理解。他们会认为：谁会把一注号码买20倍、100倍去投注？那不是有病吗？

　　其实大家去任何一个彩票投注站点问一问就明白了，有很多彩民很多年前就在使用倍投方式进行彩票购买。有些彩民完全是按照当期彩票奖池总金额来计算，清空当期奖池需要多少倍，他们就会投注多少倍。

　　我个人的表态是，不赞成倍投购买数字彩票这种形式，尤其是双色球这些有大奖池的彩种。彩票的核心是公益、娱乐，倍投的行为是在弱化彩票的核心属性，强化了彩票的博彩性。

　　“500万元封顶是在逼老百姓用倍投博头奖”

　　新闻观点：彩民为何会选择“倍投”？

　　苏国京：倍投的根源，在于我国彩票制度中500万元封顶的限制。国外的彩票大部分没有封顶奖金，如果一个人中大奖，这个人就可以清空奖池，如果多人中奖就多人平分。

　　500万元封顶的不合理还有通货膨胀的因素。20年前，500万元可以完全改变你的人生，如今500万元还能做到吗？

　　两元钱买一注彩票，对于一个普通市民不算什么，也不会对生活品质有任何影响。如果拿出十元、一两百元去倍投，不少人也能接受。那么在头奖有封顶的情况下，彩民就会倾向于用倍投去博大奖。长此以往，将助长一种不理性的心态。因为无论你倍投多少倍，头奖中奖概率都不会增大。投一次两百元没中，投十次两百元没中……久而久之，未中奖彩民很可能会随着奖池的变化而“赌红了眼”，积怨也会逐步增加，随之产生一些社会问题。

　　换个说法，传统500万元封顶的政策是在逼老百姓用倍投去赌头奖！因此我们呼吁尽快取消部分彩种头奖奖金封顶的制度，从根源上杜绝倍投这种非理性购彩形式。

　　新闻观点：彩票发行机构通常会渲染倍投获大奖的“奇迹”，你怎么看？

　　苏国京：这是个宣传导向问题。一个倍投成功案例的背后，一定有无数次倍投失败为代价，但我们媒体对这方面却少有报道。当然这与彩票发行机构也有关系，各省市之间也有差异。例如北京，相对很少做这方面的宣传。

　　其实无论中多大的奖，都是彩票销售中必然发生的事情。中500万元和5亿元并没有理论上的差异，没有必要刻意去渲染和宣传，更不应鼓动彩民为中头奖去购买彩票。这次北京出现5亿元大奖，彩票中心没有进行过度的宣传，应该也有这个考虑。

　　“彩票公益金的使用应公开征集意见、及时公示去向”

　　新闻观点：这可能是彩民最关心的问题——买彩票的钱到哪儿去了？

　　苏国京：福利彩票发行宗旨是“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赈灾”，这十字方针目前都做到了，只不过彩票管理和发行部门并没有把这个情况向大众公示清楚，所以彩票的公益性只被少数人知晓。大部分彩民不知道，他们买的两元钱彩票中，有7毛钱是拿去做公益了。

　　中国彩票销售其中50%用于返奖，35%是公益金，15%是发行费(其中7%给彩票销售站点)。现在最具争议的就是这35%公益金。彩票具有广泛的群众参与性，因此我们希望彩票的公益金使用更能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新闻观点：彩票公益金目前都被用在什么地方？

　　苏国京：彩票销售的公益金收入50%地方留成，50%上缴中央，上缴中央的绝大部分上缴财政部。当然财政也会将其中小部分公益金拨付给非民政和体育系统。但问题是财政将公益金收入的大部分拨付给了社保基金，而社保基金被认为是应该由政府承担的财政计划内支出。关于用公益金冲抵社保基金这种做法，在行业内部一直有着严重的分歧和争议。

　　虽说存在争议，但用到社保基金中，终归是有利于大多数百姓，道理上也说得通。只是我们希望能将彩票公益金使用到更多公众性、百姓了解认知度更高的项目和领域中去。

　　中国彩票销售的35%用于公益，截至2010年已经筹集2818亿元人民币公益金用于福利事业、体育发展及各类公益事业。但是这几千亿花出去了，我们的管理发行机构又很少做宣传解释，老百姓并不知道你做了这么多好事，自然会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

　　所以，在彩票公益金使用方向的问题上应该公开征集社会大众的意见，在公益金的使用及去向问题上更应做到及时地公示和宣传。

　　“国家彩票和区域彩票是各国普遍推崇的发行形式”

　　新闻观点：从政策上更合理地引导彩民购彩，这就提出了一个彩票发行机制改革的问题。近段时间最为红火的一个概念就是“国家彩票”，或者说“彩监会”。“国家彩票”究竟是什么？

　　苏国京：国家彩票其实是个宏观概念，简单说，一个国家负责发行彩票，然后把彩票募集的公益金划归国家所有，然后国家按照各个行业、区域的需求和当期重点扶持项目等因素进行跨行业、跨区的公益金分配，同时针对某一行业或者某一特殊事件可以单独发行事件或行业彩票，这就是大国家彩票概念。

　　目前世界各国彩票的状况不一样，有国家彩票，有区域彩票(比如美国按照州进行划分)，有行业彩票，有私人承包彩票等各种形式存在。但是国家彩票和区域彩票一直是各国普遍认可和推崇的发行形式。

　　在中国，根据最新实施的《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彩票的监管机构是财政部，彩票的管理机构只有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彩票的发行机构是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和国家体育彩票发行中心。任何其他部门是不允许进行彩票发行的，如发现将视为非法。由此可见，就中国彩票而言，部门彩票痕迹明显。

　　新闻观点：从我国彩票的历史发展来看，由两个部门发行彩票，当年并不是一个“香饽饽”，而是“烫山芋”，如今要推行“国家彩票”的概念，是否具有可行性呢？

　　苏国京：《彩票管理条例》是今年开始实施的，里面明确规定了彩票最高监管机构、唯一管理机构和发行机构，这可以看做一种定性。所以我认为在短期内，再提这个国家彩票机构的设想暂时不太可能了。毕竟一个“条例”刚刚实施，不可能立即就进行大的修订。从目前阶段来看，我认为四五年后“国家彩票”才能重新提上日程。

　　这也与彩票的发行规模有关，今年我们彩票的预计年销量为2800亿元，以35%公益金计算，也就是不到1000亿元。一个可以使用资金不到1000亿元的行业，算不上一个行业，还比不上一个中石油呢。它受关注的程度自然有限，想有话语权恐怕都排不上队。

　　但是，如果彩票业保持目前高速发展态势，2016年预计年销量会超6000亿元，公益金规模将超2000亿元，那时这个行业受国家重视程度就会不一样。届时《彩票法》的推出将具备可行性，国家彩票概念的推出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彩民“赌性高”？

　　改改玩法呢？

　　博彩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可着全世界比较，华人好赌人尽皆知。

　　不管说法有没有公允，光是看彩民动辄几十倍投的架势，这话听着就像是那么回事。

　　遗憾的是，光有彩票很难满足彩民的赌性，尤其是返奖率50%的设置，让不少彩民流入境外与地下博彩。有业内人士估计，每年流入地下博彩业的非法赌资达6千亿元甚至1万亿元。

　　如何把这些资金拉回正规渠道，让“赌性高”的彩民回归？用试点的方式，逐步推进彩票发行改革势在必行。以返奖率为例，在国外博彩游戏和赌球类的返奖率是85%起，国内不妨也进行试点，适当提高返奖率，修改相关游戏规则，试试效果。如果效果良好，可以再考虑进行大范围逐步的推广，这种尝试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当然，不仅仅在返奖率问题上，数字彩票、即开彩票的玩法设计、品种创新都有待提高。彩票创新可以有很多，这需要一个完善的市场机制去引导。彩票监管机构可以做好监督，放开发行，让企业更有参与彩票行业的积极性。

　　彩票发行机制的改革，博彩区域化、限制性的适度放开将成为一种趋势和方向，在人尽皆知的天性面前，我们也要正视现实，学学大禹治水，疏堵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