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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海南博物馆赏“扬州八怪”书画精品

来源：新华网海南频道作者：王祝华郭立友时间：2012-08-09 15:06:05 星期四

海口网8月9日消息（王祝华）风雅自古是扬州。形胜东南的扬州古郡，凝聚了江南风致，荟萃了往古人文。为了再现清代扬州这一特殊时期、特殊地域书画艺术的灿烂多姿，海南省博物馆从南京博物院院藏中，挑选了石涛及扬州八怪的29幅书画精品，奉献于海南观众。

清代中叶，一群深受石涛（1630—1724年）影响、锐意变革的艺术家翕然纷至，景从云集于扬州。他们切磋砥砺，纵横驰骋，冲破藩篱，为中国艺术史改换出新的面貌。他们惊世骇俗的艺术创作，以其“怪”著称，深受崇敬和喜爱，遂有“扬州八怪”之美名流传后世。

“八怪”其实非止八人，亦迄无定论。画展以清人李玉棻《瓯体罗室书画过目考》所列金农、郑板桥、李鱓、黄慎、李方膺、罗聘、高翔和汪士慎八家为准。

“八怪”作品以泼墨写意花鸟画为主，并以金石书法入画，诗、书、画、印融会贯通，开一代之新风。气势雄强，朴茂奇崛，至今余音袅袅，足见其艺术生命之悠长。

相信海南广大观众将从此次展览中领略到民族书画的魅力与精粹。画展展出时间8月9日——9月9日。

(图：罗聘芭蕉佛像图轴纸本设色 78.5×30.7cm)

“淮扬韵墨——扬州八怪书画精品展”8月9日在海南省博物馆开展。郭立友摄

赏析背景：

“扬州八怪”形成因素

扬州自隋唐以来，即以经济繁荣而著称，虽经历代兵祸破坏，但由于地处要冲，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战乱之后，总是很快又恢复繁荣。进入清代，虽惨遭十日屠城破坏，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发展，又呈繁荣景象，成为我国东南沿海一大都会和全国的重要贸易中心。富商大贾，四方云集，尤其以盐业兴盛，富甲东南。经济的繁荣，也促进文化艺术事业的兴盛。各地文人名流，汇集扬州。在当地官员倡导下，经常举办诗文酒会。诗文创作，载誉全国。有些盐商，堪称豪富，本身亦附庸风雅，对四方名士来扬州者，多延揽接待。扬州因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许多名士，其中有不少诗人、作家、艺术家。所以，当时的扬州，不仅是东南的经济中心，也是文化艺术的中心。

富商大贾为了满足自己奢侈生活的需要，对物质和精神上的产品也就大量地需求，如精美的工艺品、珍宝珠玉、鲜衣美食，在书画方面更是着力搜求。流风所及，中产之家乃至平民中稍富有者，亦求书画悬之室中，以示风雅，民谚有“家中无字画，不是旧人家”之说。对字画的大量需求，吸引和产生了大量的画家。据《扬州画舫录》记载，本地画家及各地来扬州的画家稍具名气者就有一百数十人之多，其中不少是当时的名家，“扬州八怪”也就是其中的声名显著者。

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的作品，无论是取材立意，还是构图用笔，都有鲜明的个性。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画坛上的创新潮流和人们审美趣味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绘画至明末清初受到保守思想的笼囿，以临摹抄照为主流，画坛缺乏生气。这一萎靡之风激起有识之士和英才画家的不满，在扬州便出现了力主创新的大画家石涛。石涛提出“笔墨当随时代”、“无法而法”的口号，宛如空谷足音，震动画坛。石涛的理论和实践“开扬州一派”，稍后，终于孕育出了“扬州八怪”等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画家群体。

(图：郑燮托根乱岩图轴纸本墨笔 106.8×51.7cm )

“扬州八怪”怪在何处

坎坷波折的身世

“扬州八怪”究竟“怪”在哪里，说法也不一。有人认为他们为人怪，从实际看，并不如此。八怪本身，经历坎坷，他们有着不平之气，有无限激愤，对贫民阶层深表同情。他们凭着知识分子的敏锐洞察力和善良的同情心，对丑恶的事物和人，加以抨击，或著于诗文，或表诸书画。这类事在中国历史上虽不少见，但也不是多见，人们以“怪”来看待，也就很自然的了。但他们的日常行为，都没有超出当时礼教的范围，并没有晋代文人那样放纵--装痴作怪、哭笑无常。他们和官员名士交流，参加诗文酒会，表现都是一些正常人的人。所以，从他们生活行为中来认定他们的“怪”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只有到他们的作品中，来加以研究。

独辟蹊径的立意

“八怪”（金农、郑板桥、李鱓、黄慎、李方膺、罗聘、高翔、汪士慎）不愿走别人已开创的道路，而是要另辟蹊径。他们要创造出“掀天揭地之文，震惊雷雨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来自立门户，就是要不同于古人，不追随时俗，风格独创。他们的作品有违人们欣赏习惯，人们觉得新奇，也就感到有些“怪”了。正如郑板桥自己所说：“下笔别自成一家，长于诗文。”在生活上大都历经坎坷，最后走上了以卖画为生的道路。他们虽然卖画，却是以画寄情，在书画艺术上有更高的追求，不愿流入一般画工的行列。他们的学识、经历、艺术修养、深厚功力和立意创新的艺术追求，已不同于一般画工，达到了立意新、构图新、技法新的境界。

不落窠臼的技法

中国绘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中文人画自唐宋兴盛起来，逐步丰富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留下大量的作品，这是中国绘画的骄傲。明清以来，中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画派，各具特色，争雄于画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四王”为首的虞山、娄东画派，而在扬州，则形成了以金农、郑板桥为首的“扬州八怪”画风。这些画家都继承和发扬了我国的绘画传统，但他们对于继承传统和创作方法有着不同的见解。虞山、娄东等画派，讲求临摹学习古人，以遵守古法为原则，以力振古法为己任，并以“正宗”自命。他们的创作方法，如“正宗”画家王珲所说，作画要“以元人笔直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他们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作品多为仿古代名家之作( 当然在仿古中也有创造)，形成一种僵化的局面，束缚了画家的手脚。

挥洒自如的笔锋

“扬州八怪”诸家也尊重传统，但他们与“正宗”不同。他们继承了徐渭、石涛、八大山人等人的创作方法，“师其意不在迹象间”，不死守临摹古法。如郑板桥推崇石涛，他向石涛学习，也“撇一半，学一半未尝全学”。石涛对“扬州八怪”艺术风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他提出“师造化”、“用我法”，反对“泥古不化”，要求画家到大自然中去吸收创作素材，强调作品要有强烈的个性。他认为“古人须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人肺腑，不能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石涛的绘画思想，为“扬州八怪”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扬州八怪”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扬州八怪”从大自然中去发掘灵感，从生活中去寻找题材，下笔自成一家，不愿与人相同，在当时是使人耳目一新的。人们常常把自己少见的东西，视为怪异，因而对“八怪”那种抒发自己心灵、纵横驰骋的作品，感到新奇，称之为怪。也有一些习惯于传统的画家，认为“八怪”的画超出了法度，就对八怪加以贬抑，说他们是偏师，属于旁门左道，说他们“示崭新于一时，只盛行于百里”。赞赏者则夸他们的作品用笔奔放，挥洒自如，不受成法和古法的束缚，打破当时僵化局面，给中国绘画带来新的生机，影响和哺孕了后来像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潘天寿等艺术大师。

特立高标的品行

他们对当时盛行于官场的卑污、奸恶、趋炎附势、奉承等作风深恶痛绝。八人中除郑板桥、李方膺做过小小的知县外，其他人均一生以“鲁连”、“介之推”为楷模，至死不愿做官。就是做过官的郑板桥也与常官不同。他到山东上任时，首先在旧官衙墙壁上挖了百十个孔，通到街上，说是“出前官恶俗气”，表示要为官清廉。 “扬州八怪”一生的志趣大都融汇在诗文书画之中，绝不粉饰太平。他们用诗画反映民间疾苦、发泄内心的积愤和苦闷、表达自己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向往。郑板桥的《悍类》、《抚孤行》、《逃荒行》就是如此。 “八怪”最喜欢画梅、竹、石、兰。他们以梅的高傲、石的坚冷、竹的清高、兰的幽香表达自己的志趣。其中罗聘还爱画鬼，他笔下的鬼形形色色，并解释说“凡有人处皆有鬼”，鬼的特点是“遇富贵者，则循墙蛇行，遇贫贱者，则拊膺蹑足，揶揄百端”。这哪是在画鬼，分明是通过鬼态撕下了披在那些趋炎附势、欺压贫民的贪官污吏身上的人皮，还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在封建制度极端残酷又大兴文字狱的时代，他们却敢于与众不同，标新立异，无怪乎当时一督抚摇头直称“怪哉、怪哉”。邓拓在咏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时曾写道“歌吹扬州惹怪名，兰香竹影伴书声”，可以算作对他们“怪”之特点的总结吧。

（图：李鱓土墙蝶花图轴纸本设色 115×59.5cm 1727年2月）

金农

金农(1687—1764年)，字寿门、司农、吉金，号冬心，又号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金农博学多才，五十岁后始作画，终生贫困。他长于花鸟、山水、人物，尤擅墨梅，所作梅花，枝多花繁，生机勃发，还参以古拙的金石笔意，风格古雅拙朴。其书法取法于《天发神忏碑》、《国山碑》、《谷朗碑》。写隶书古朴，楷书自创一格，号称"漆书"，另有意趣，又谓金农体或冬心体，笔画横粗竖细，撇飘逸而捺厚重，字体多呈长方形，头重脚轻，甚为好看。篆刻得秦汉法。诗文有《冬心先生集》，《冬心先生杂著》。

郑板桥

郑板桥(1693—1765年)，名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

应科举为康熙秀才，雍正十年举人，乾隆元年进士。官山东范县、潍县知县，有政声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作官前后，均居扬州，以书画营生。擅画兰、竹、石、松、菊等，而画兰竹五十余年，成就最为突出。取法于徐渭、石涛、八大山人，而自成家法，体貌疏朗，风格劲峭。工书法，用汉八分杂入楷行草，自称六分半书。并将书法用笔融于绘画之中。主张继承传统十分学七要抛三，不泥古法，重视艺术的独创性和风格的多样化，所谓未画之先，不立一格，既画之后，不留一格，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诗文真挚风趣,为人民大众所喜诵。亦能治印。著有《郑板桥全集》、《板桥先生印册》等。

李鱓

李鱓（1686—1762年），字宗扬，号复堂，又号懊道人，江苏兴化人。

康熙五十年中举，五十三年以绘画召为内廷供奉，因不愿受正统派画风束缚而被排挤出来。乾隆三年以检选出任山东滕县知县，以忤大吏罢归。在两革科名一贬官之后，至扬州卖画为生。早年曾从同乡魏凌苍学画山水，继承黄公望一路，供奉内廷时曾随蒋廷学画，画法工致；后又向高其佩求教，进而崇尚写意。在扬州又从石涛笔法中得到启发，遂以破笔泼墨作画，风格为之大变，形成自己任意挥洒，水墨融成奇趣的独特风格，喜于画上作长文题跋，字迹参差错落，使画面十分丰富，其作品对晚清花鸟画有较大的影响。

高翔

高翔（1688—1753年），字凤岗，号西唐，又号樨堂，江苏扬州人。

终身布衣，善画山水、花卉。其山水取法弘仁、石涛，所画园林小景，多从写生中来，秀雅苍润，自成格局。画梅皆疏枝瘦朵，全以韵胜。亦善于写真，线描简练，神态逼真。精刻印，学程邃。亦善诗，著有《西唐诗钞》。

黄慎

黄慎(1687--1768年)，字恭懋，一字恭寿，号瘿瓢子、东海布衣等，福建宁化人。

擅长写意人物，间作花鸟、山水，笔姿荒率，设色大胆。黄慎的写意人物，创造出将草书入画的独特风格。怀素草书到了黄慎那里，变为"破毫秃颖"，化联绵不断为时断时续，笔意更加跳荡粗狂，风格更加豪宕奇肆。以这样的狂草笔法入画，行笔“挥洒迅疾如风，”气象雄伟，点画如风卷落叶。黄慎的人物画，多取神仙故事，对历史人物和现实生活中樵夫渔翁、流民乞丐等平民生活的描绘，给清代人物画带来了新气息。

李方膺

李方膺(1695--1755年)，字虬仲，号晴江，又号秋池、抑园、白衣山人、借园主人等，江苏通州（今南通）人。

出身官宦之家，曾任乐安县令、兰山县令、潜山县令、代理滁州知州等职，为官时"有惠政，人德之"，后因遭诬告被罢官，去官后寓南京，常往来扬州卖画。善画松、竹、兰、菊、梅、杂花及虫鱼，也能人物、山水，尤精画梅。作品纵横豪放、墨气淋漓，粗头乱服，不拘绳墨，意在青藤、白阳、竹憨之间。喜欢画狂风中的松竹，画梅以瘦硬见称，老干新枝，欹侧蟠曲。工书，能诗，后人辑有《梅花楼诗草》，仅二十六首，多数散见于画上。

汪士慎

汪士慎（1686—1759年），字近人，号巢林，别号溪东外史、晚春老人等，安徽歙县人。

工花卉，随意点笔，清妙多姿。尤擅画梅，常到扬州城外梅花岭赏梅、写梅。所作梅花，以密蕊繁枝见称，清淡秀雅。五十四岁时左眼病盲，仍能画梅，工妙腾于示瞽时,刻印曰：左盲生、尚留一目著梅花。六十七岁时双目俱盲，但仍能挥写狂草大字，署款心观，所谓盲于目，不盲于心。善诗，著有《巢林诗集》。

罗聘

罗聘（1733--1799年），字遯夫，号两峰，又号衣云，别号花之寺僧、金牛山人、蓼洲渔父、师莲老人等，安徽歙县人。

为金农弟子，画人物、佛像、山水、花果、梅、兰、竹等，无所不工。其造型准确，笔调奇创，超逸不群，别具一格。善画鬼，描写形形色色的丑恶鬼态，无不极尽其妙，藉以讽刺当时社会的丑态。兼能诗，著有《香叶草堂集》。亦善刻印，著有《广印人传》。

石涛

石涛（1630—1724），号髡残，弘仁，八大山人被称为“清初四僧”。本姓朱，名若极，小字阿长，明宗室靖江王朱赞仪十世孙，落发为僧后，更名元济、超济、原济、道济，自称苦瓜和尚。游南京时，得长竿一枝，因号枝下叟，别署阿长、钝根、山乘客、济山僧、石道人、一枝阁。他的别号很多，还有大涤子、清湘遗人、清湘陈人、靖江后人、清湘老人，晚号瞎尊者、零丁老人等。

石涛工诗文，善书画。其画擅山水，兼工兰竹。作画构图新奇，作品具有一种豪放郁勃的气势，以奔放之势见胜。对清代以至现当代的中国绘画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有《淮扬洁秋图》、《竹菊石图》等传世。著《苦瓜和尚画语录》，阐述了他对山水画的认识，提出一画说，主张“借古以开今”、“我用我法”和“搜尽奇峰打草稿”等，在中国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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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韩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