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海出水的海瓷中,绝大部分是历代民窑生产的外销瓷,这件清乾隆官窑缠枝菊花纹淡描青花折沿盘的神秘出水,曾引起人们的好奇和热议。
在南海出水的海瓷中,绝大部分是历代民窑生产的外销瓷,真正能够确定为官窑器的,极其稀少。海南藏家的这件出水清乾隆官窑缠枝菊花纹淡描青花折沿盘,曾引起人们的好奇和热议:
有人认为,官窑瓷只限宫廷使用,除皇帝赏赐外,即使皇亲国戚也不能直接从御窑厂中得到,私自流出御窑厂者,都有杀头之罪,古代沉船中不可能有官窑瓷器。
也有人认为,无论从工艺、绘画还是款识,这只青花盘都应是乾隆官窑之物,但从海里出水却让人费解。
还有人认为,该盘可能是景德镇落选官窑,被人偷出御窑厂,然后卖到国外,在外商回国途中,轮船失事,沉入海底。种种疑惑,诸多猜想,不一而足。
为弄清这件出水乾隆官窑的历史渊源,有专家查阅大量资料,试图梳理出它的传承脉络。
官窑瓷器,特征典型
何为官窑器?著名央视鉴宝专家蔡国声老师在《清代康雍乾官窑瓷器收藏与鉴赏》中指出:“所谓官窑器就是专指明清两代,在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精美无瑕的专供皇室享用的,或者供皇室来赏赐,或者馈赠的一种精美的瓷器,我们称之为官窑器。”
可见官窑器分两类,一类是皇宫陈设和皇室生活用瓷,称为御用器;一类是皇帝赏赐给皇亲国戚和文武大臣以及外国使团的,称为赏赉器。
中国的封建朝廷,往往把方国送来的物品称为“进贡”,而把自己回赠的物品称作“赏赉”,在用词遣名上也表现出“天朝上国”的思想。
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十三年,督陶官唐英在向皇宫上交1.9万余件上等瓷器的同时,还有7万多件落选的次等瓷器也一起送往京师“以备赏用”。乾隆时期管理内务府的庄亲王允禄曾有奏折说,次色瓷器虽有瑕疵,但在民间也算是上好的美器。这些记载,进一步佐证了皇帝赏赐给皇亲国戚和文武大臣以及外国使团的“赏赉器”,同样也是官窑器,只不过“赏赉器”是落选的次等官窑罢了。所以,外国使团得到赏赉官窑瓷器并搭乘贸易商船回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其次,乾隆一朝是清代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国力强盛,号称太平盛世。瓷器生产空前繁荣,官窑瓷器普遍精美,一是因为乾隆本人提倡,二是因为督陶官唐英的督造。唐英以内务府员外郎职到景德镇督办官窑30年,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他督造的瓷器,无论是工艺技巧还是装饰艺术,都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
清代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形容当时瓷器“至乾隆,精巧之至,几于鬼斧神工”。乾隆官窑青花瓷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既与清幽的康熙青花有别,又与淡雅的雍正青花不同,它是以纹饰繁密、染画工整、造型新奇取胜。特别是淡描青花,因笔触非常少,对画工要求非常高。所以,淡描青花在乾隆朝数量不多,流传下来的就更少。
再次,该盘为标准的八寸盘,盘折沿口,浅弧腹,矮圈足,通体纹样以淡描青花绘就,其发色青翠艳丽,浓淡有致。盘内外壁通绘缠枝菊花纹,折沿面绘6组牵牛花,其花朵或含苞,或绽放,风姿各异,气质清新。盘心绘以菊花纹样,委婉多姿、鲜活逼真、富有动感。足内有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款识规范工整、横平竖直、章法严谨、字体稳重,乾隆官窑款特征明显。
此盘造型秀雅,制作规整,胎体细腻,厚薄匀称,从尚存的一点釉可以看出白釉莹润,青花发色浓淡相间,浓则鲜艳,淡而素雅。修胎讲究,足根圆润,为清代足际最规整的“泥鳅背”,充分体现了乾隆朝制瓷工艺的巅峰水准。
国礼尚瓷,自古就有
礼品是忠信、义理的象征,是“礼貌”的物质具体化。《礼记》中说:“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所谓地财,是指本国土地的出产物,如稻粟谷黍、桑蚕柳植,甚至是掘山攻玉,抟土冶陶。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最高统治者莫不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地财的丰富,足已炫耀其领土的广阔、物质的丰裕、国力的强盛。
早在唐代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就提出了“物扬海外”的外事主张,其用意就是要凭借物扬海外的主张,力图实现万国来朝的政治目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设于地财”理念基础。瓷器,便就成了历代王朝物扬海外的首选品,并得到历代天家贵胄的共识,由此延伸,就形成了“国礼尚瓷”的传统观念。清朝康熙皇帝在接见罗刹国大使时就说过:“泱泱中华,物产王土,万国来朝,仅一瓷一布,足以令其为之膛目,惊羡不已。”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和自信心。
明代以前,宫廷用瓷和赏赉往往从民间征御。皇帝征御的瓷器,大致用于三个方面:一是供皇帝宫廷的“御用”,包括赏赐给功臣勋爵:二是作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回赠礼品;三是用于对外贸易的商品交换。
到明代设立了御窑厂制度后,宫廷用瓷和赏赉都由御窑厂专门烧制,不再从民间征御瓷器。
到清代,景德镇烧造的国家礼品瓷更是“形式奇巧妙,岁无定样”,而且是“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储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各务极其胜”。如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诏令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大量御用瓷中,有不少是用来赠送给觐朝贺喜的外国使团的,这也是为什么南亚和中亚很多国家皇室收藏不少“清三代”官窑瓷的一个重要原因。
回赐瓷器,乾隆朝最多
朝贡制度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之一,甚至在明清两朝厉行海禁时期成为中外交往的惟一模式。在朝贡制度中,与朝贡国“奉表纳贡”相对应的,是中国朝廷对朝贡国国王的册封和赏赐。
朝贡贸易是朝贡制度的物质基础。从经济角度看,贡、赐之间,即是一种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换关系。除此之外,朝贡贸易还包括朝贡制度下的互市在内,这才是朝贡贸易的主体部分。
清初秉承明朝前期的朝贡贸易政策,有贡才有市,非入贡不许互市。所以,朝贡国之所以朝贡,主要还是为了贸易,清廷对朝贡国的“赏赐”一直秉承“薄来厚往”的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雍正和乾隆两朝,清廷对朝贡国的赏赐逐渐增加,并通过加赐、特赐这两种方式,使“薄来厚往”的这一对外交往传统原则得以体现。这是雍正、乾隆年间朝贡国数量及朝贡次数有所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钦定大清会典》记载,清代雍正以前未看到赏赉瓷器的记录。从乾隆朝开始,瓷器为主要回赐物,而又以乾隆朝为盛,嘉庆朝则大减,以后回赐物中就鲜有瓷器了。这与乾隆皇帝的自信与爱瓷,以及清代官窑瓷自乾隆之后逐步走向衰落有关。因此在古代沉船中出现乾隆官窑瓷器的概率是最大的。
即便如此,尽管乾隆朝赏赐给朝贡国不少官窑瓷器,但相对于数量庞大的外销瓷来说,也只是九牛一毛,尤其是一艘载有几十万件瓷器的古代沉船上,也不过几十件官窑器,经碰撞、挤压和长期的海水腐蚀,能完整出水的更是少之又少。据此,可以推断这件出水青花盘的珍稀程度了。文本刊特约撰稿何 翔 李有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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