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礼尚瓷，自古就有

　　礼品是忠信、义理的象征，是“礼貌”的物质具体化。《礼记》中说：“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所谓地财，是指本国土地的出产物，如稻粟谷黍、桑蚕柳植，甚至是掘山攻玉，抟土冶陶。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最高统治者莫不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地财的丰富，足已炫耀其领土的广阔、物质的丰裕、国力的强盛。

　　早在唐代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就提出了“物扬海外”的外事主张，其用意就是要凭借物扬海外的主张，力图实现万国来朝的政治目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设于地财”理念基础。瓷器，便就成了历代王朝物扬海外的首选品，并得到历代天家贵胄的共识，由此延伸，就形成了“国礼尚瓷”的传统观念。清朝康熙皇帝在接见罗刹国大使时就说过：“泱泱中华，物产王土，万国来朝，仅一瓷一布，足以令其为之膛目，惊羡不已。”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和自信心。

　　明代以前，宫廷用瓷和赏赉往往从民间征御。皇帝征御的瓷器，大致用于三个方面：一是供皇帝宫廷的“御用”，包括赏赐给功臣勋爵：二是作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回赠礼品;三是用于对外贸易的商品交换。

　　到明代设立了御窑厂制度后，宫廷用瓷和赏赉都由御窑厂专门烧制，不再从民间征御瓷器。

　　到清代，景德镇烧造的国家礼品瓷更是“形式奇巧妙，岁无定样”，而且是“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储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各务极其胜”。如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诏令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大量御用瓷中，有不少是用来赠送给觐朝贺喜的外国使团的，这也是为什么南亚和中亚很多国家皇室收藏不少“清三代”官窑瓷的一个重要原因。

　　回赐瓷器，乾隆朝最多

　　朝贡制度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之一，甚至在明清两朝厉行海禁时期成为中外交往的惟一模式。在朝贡制度中，与朝贡国“奉表纳贡”相对应的，是中国朝廷对朝贡国国王的册封和赏赐。

　　朝贡贸易是朝贡制度的物质基础。从经济角度看，贡、赐之间，即是一种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换关系。除此之外，朝贡贸易还包括朝贡制度下的互市在内，这才是朝贡贸易的主体部分。

　　清初秉承明朝前期的朝贡贸易政策，有贡才有市，非入贡不许互市。所以，朝贡国之所以朝贡，主要还是为了贸易，清廷对朝贡国的“赏赐”一直秉承“薄来厚往”的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雍正和乾隆两朝，清廷对朝贡国的赏赐逐渐增加，并通过加赐、特赐这两种方式，使“薄来厚往”的这一对外交往传统原则得以体现。这是雍正、乾隆年间朝贡国数量及朝贡次数有所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钦定大清会典》记载，清代雍正以前未看到赏赉瓷器的记录。从乾隆朝开始，瓷器为主要回赐物，而又以乾隆朝为盛，嘉庆朝则大减，以后回赐物中就鲜有瓷器了。这与乾隆皇帝的自信与爱瓷，以及清代官窑瓷自乾隆之后逐步走向衰落有关。因此在古代沉船中出现乾隆官窑瓷器的概率是最大的。

　　即便如此，尽管乾隆朝赏赐给朝贡国不少官窑瓷器，但相对于数量庞大的外销瓷来说，也只是九牛一毛，尤其是一艘载有几十万件瓷器的古代沉船上，也不过几十件官窑器，经碰撞、挤压和长期的海水腐蚀，能完整出水的更是少之又少。据此，可以推断这件出水青花盘的珍稀程度了。文本刊特约撰稿何 翔 李有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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