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礼尚瓷,自古就有
礼品是忠信、义理的象征,是“礼貌”的物质具体化。《礼记》中说:“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所谓地财,是指本国土地的出产物,如稻粟谷黍、桑蚕柳植,甚至是掘山攻玉,抟土冶陶。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最高统治者莫不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地财的丰富,足已炫耀其领土的广阔、物质的丰裕、国力的强盛。
早在唐代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就提出了“物扬海外”的外事主张,其用意就是要凭借物扬海外的主张,力图实现万国来朝的政治目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设于地财”理念基础。瓷器,便就成了历代王朝物扬海外的首选品,并得到历代天家贵胄的共识,由此延伸,就形成了“国礼尚瓷”的传统观念。清朝康熙皇帝在接见罗刹国大使时就说过:“泱泱中华,物产王土,万国来朝,仅一瓷一布,足以令其为之膛目,惊羡不已。”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和自信心。
明代以前,宫廷用瓷和赏赉往往从民间征御。皇帝征御的瓷器,大致用于三个方面:一是供皇帝宫廷的“御用”,包括赏赐给功臣勋爵:二是作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回赠礼品;三是用于对外贸易的商品交换。
到明代设立了御窑厂制度后,宫廷用瓷和赏赉都由御窑厂专门烧制,不再从民间征御瓷器。
到清代,景德镇烧造的国家礼品瓷更是“形式奇巧妙,岁无定样”,而且是“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储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各务极其胜”。如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诏令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大量御用瓷中,有不少是用来赠送给觐朝贺喜的外国使团的,这也是为什么南亚和中亚很多国家皇室收藏不少“清三代”官窑瓷的一个重要原因。
回赐瓷器,乾隆朝最多
朝贡制度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之一,甚至在明清两朝厉行海禁时期成为中外交往的惟一模式。在朝贡制度中,与朝贡国“奉表纳贡”相对应的,是中国朝廷对朝贡国国王的册封和赏赐。
朝贡贸易是朝贡制度的物质基础。从经济角度看,贡、赐之间,即是一种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换关系。除此之外,朝贡贸易还包括朝贡制度下的互市在内,这才是朝贡贸易的主体部分。
清初秉承明朝前期的朝贡贸易政策,有贡才有市,非入贡不许互市。所以,朝贡国之所以朝贡,主要还是为了贸易,清廷对朝贡国的“赏赐”一直秉承“薄来厚往”的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雍正和乾隆两朝,清廷对朝贡国的赏赐逐渐增加,并通过加赐、特赐这两种方式,使“薄来厚往”的这一对外交往传统原则得以体现。这是雍正、乾隆年间朝贡国数量及朝贡次数有所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钦定大清会典》记载,清代雍正以前未看到赏赉瓷器的记录。从乾隆朝开始,瓷器为主要回赐物,而又以乾隆朝为盛,嘉庆朝则大减,以后回赐物中就鲜有瓷器了。这与乾隆皇帝的自信与爱瓷,以及清代官窑瓷自乾隆之后逐步走向衰落有关。因此在古代沉船中出现乾隆官窑瓷器的概率是最大的。
即便如此,尽管乾隆朝赏赐给朝贡国不少官窑瓷器,但相对于数量庞大的外销瓷来说,也只是九牛一毛,尤其是一艘载有几十万件瓷器的古代沉船上,也不过几十件官窑器,经碰撞、挤压和长期的海水腐蚀,能完整出水的更是少之又少。据此,可以推断这件出水青花盘的珍稀程度了。文本刊特约撰稿何 翔 李有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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