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养加圈养”，暑托班往哪儿走

　　“裸奔经营”，暑托班遭遇身份尴尬

　　由于经营项目横跨教育、家政、餐饮等方面，托管班性质难以界定。这也导致暑托市场在监管上处于教育、工商和劳动社会保障等部门职能范围的“真空地带”。

　　长期关注假期托管现象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认为，假期托管是家庭的“刚需”，也是一个发展趋势，但目前暑托班面临“合理不合法”的尴尬。

　　记者在北京走访的5个家庭托管班中，有4家是“发挥余热”的退休教师开办的。尽管这种暑托班深受家长欢迎，但由于没有正规的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他们中大部分都处于无制约的“裸奔”状态。

　　“‘裸奔’是薄利经营背后的无奈选择！”北京某家庭托管中心负责人赖女士告诉记者，“说实在的，我办的这个托管班每月的盈利和亏损都不会超过1000元，谁会愿意为了这1000元的外快费心劳力地办执照呢？”记者拨通赖女士电话时，她正在外地出差，托管班交给母亲打理。

　　另外，高昂的行政审批成本也让多数小本经营的托管班望而却步。覃中涛给记者算过成本账：“当年进入托管市场时的40万元启动资金，除去房租、教师工资和其他杂项，仅行政审批这一项就花了近8万元，耗去的时间成本还不算，最后只办下来一个教育咨询公司。”

　　实际上，除了薄利化经营和资金缺口等问题，“婆家难觅”才是托管班无法在规则里出牌的根本原因。由于经营项目横跨教育、家政、餐饮等方面，托管班性质难以界定。就监管而言，暑托市场正处在教育部门、工商和劳动社会保障部门职能范围的“真空地带”。

　　相关研究认为，绝大多数托管班都处于无证经营状态，除了一部分举办者故意逃避监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没有关于托管班管理的明确规定，也没有明确任何一个部门负责托管班的审批，导致举办者不知道该向哪个部门提出申请。

　　很多经营者只能依靠“踩过界”的方式游走于规则之间。比如，记者走访的家庭托管班基本都提供午休和午餐，却没有一家能拿出卫生许可证；而大部分有“名分”的机构暑托班，也在打“擦边球”：以门槛较低的教育咨询公司入局，却正儿八经地做着教育培训的业务。

　　覃中涛告诉记者，现在申办专门的中小学托管班很难，因为按照《北京市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设置管理规定》，“具有能够满足教学需要的相对稳定的办学场地和教学用房，校舍面积不低于500平方米，其中教学面积不少于80%。房屋产权清楚，租用期或使用期限不低于3年，适合办学，无安全隐患。不得使用居民住宅、地下室作为办学场所。教室和办公室应设在一处”。在此情况下，很多托管班要么无合法身份，要么是由教育培训机构顺势而为。

　　无照经营或者资质不全带来的问题显而易见。“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不能开发票！”送孩子入托的刘女士在交暑托费时，得到了某托管中心这样的答复。这让刘女士心里没底。“没有书面凭证，只依靠口头合同，万一出现纠纷要怎么处理呢？”刘女士说。

　　对家长来说，托管的底线是安全，刘女士的疑问道出了很多家长的心声。然而，在记者走访的托管班里，没有一家能够提供发票以及签订书面合同。当问及“入托责任书”时，几家托管班的工作人员均表示“没听说过”。记者在北京市工商局企业注册信息网上进行查询，也未发现这些托管班的注册信息。

　　“从法律上说，这类收费托管班均无经营资质，一旦出现争议，消费者无法找其主管部门维权，只能起诉到法院解决，这大大增加了维权成本。”北京昆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何早雪告诉记者。

　　在孙宏艳看来，根治暑托乱象，规范暑托市场，关键要给暑托班找到可以归属的“婆家”，并且建立这个行业的准入机制，还要有定期的监测和培训，对托管机构的工作内容、流程、效果等都应有所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