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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学者“腐败”量化分析 初生牛犊闯入学术界
来源:新京报  作者:  时间:2012-10-28 16:52:35

  新闻背景:24岁的涂谦是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他选取十六大召开以来被查处的72名省部级腐败官员的案例进行研究,他的调查分析成果于去年完成,并发表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上,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52岁至62岁为腐败高发年龄段

  在查处的72名省部级官员中,有近五成官员被查处时的年龄在56至62岁期间,共31人,占43.1%;49至55岁者19人,占26.4%;63至69岁者20人,占27.8%;70岁以上为2人,占2.7%。55岁和62岁的人数都分别为6人和7人,多于其他年龄段人数,整体平均年龄为59.71岁。

  分析可看出,我国查处的省部级腐败官员大部分为副部级官员,所占比例近七成。

  近八成官员腐败期间职务能得到晋升

  在55个有明确的腐败时间跨度的样本中,时间跨度为10年以上者21人,占38%;5至9年者25人,占45%;5年以下者9人,占12%;平均时间跨度为8.5年。这意味着腐败官员在第一次做出贪污或受贿等腐败行为后将近9年才东窗事发。这其中,跨度最长者为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达18年;跨度最短者是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仅为两个月。

  从官员在腐败时期内担任的职务来看,除辽宁省原副省长刘克田、湖南省高院原院长吴振汉、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少数人外,其余高官在腐败期内的职务均有变动,甚至有近80%的腐败官员职务得到了晋升。

  政府部门发案率最高纪委最低

  72名省部级腐败官员大部分来自地方,人数为52人,占72.2%;来自中央部门的人数为20人,占27.8%。

  依据横向权力即权力类型分析,各部门腐败率差异较大,当前腐败现象已渗透于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委、司法、国企、军队及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其中政府部门发案率较高,有19人,占26.4%;党委部门13人,占18.1%;人大与国企各9人,各占12.5%;政协与司法同为8人,各占11.1%;高校及科研机构2人,占2.8%;纪委发案率最低,仅有1人,占1.4%。

  政治领域腐败主要是买官卖官

  72名高官中,经济领域发案率最高,有60人。

  省部级高官在政治领域的腐败主要表现是为他人职务升迁变动、人事录用和干预案件处理等提供便利。在所有案例中,有31人涉及政治领域腐败,接近半数。政治领域的腐败主要集中于买官卖官。不少腐败高官同时渗透于经济和政治领域,“复合型”腐败现象明显。此外,“钱、权、色”是腐败高官的共同特征。

  据《深圳晚报》

  闯入学术界的初生牛犊

  多数人对腐败的态度,常常是模糊定性的义愤,而非精确定量的技术分析。而这对反腐倡廉的制度性建设,意义不大。当下社会需要的,恰是涂谦这种清晰冷静的研究方式。

  24岁的涂谦是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他选取十六大召开以来被查处的72名省部级腐败官员的案例进行研究,他的调查分析成果于去年完成,并发表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上,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涂谦研究成果受到关注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所研究的课题涉及当下中国社会最值得关注的腐败问题,而被查处的72名腐败官员的案例,其“省部级”的头衔具有很强的引爆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涂谦的年纪和资历与他所要研究的课题的沉重性和艰巨度相比,1988年出生的他,无论从学识和经验度的积累,都显得“轻”了些。

  但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氛围之下,一个研究者的勇气可以说是战胜经验和学识积累而取得成就的关键因素。初生牛犊最有力的武器不是经验,而是勇气和斗志。尽管这种斗志,可能建立在对“老虎”的厉害认识不足的基础上。但这一点,恰是“小牛犊”最值得尊敬的地方。

  涂谦这位生于1988年的学子,让人看到了一些清新和鲜亮的色彩。就如同申请公开“表哥”杨达才工资的同龄人刘艳峰一样,涂谦这样的年轻学者,让我们眼前一亮。他们没有如某些前辈那样,躲进小楼去研究“马王爷究竟有多少只眼”这样的远离现实的“安全”课题;也没有像被利益化了的学者们那样,到处去为官员和机构提供能挣来真金白银实惠的“课题研究”;他们甚至不像多数同龄人一样,抱定“天下事关我屁事”的态度闭上眼睛和耳朵埋头于个人的小世界;更没像一些网友那样,凭着一腔热情对腐败狂骂一些有激情但没意义的粗话。

  他就那样淡定平和地用数字和证据说话,不意气用事,也不主题先行。以“只谈问题,不说主义”的方式,很技术地挖掘出许多规律性的东西。当然,这种做法,是囿于他所做的课题本身的特殊性,同时,也受限于一些可以想象的阻力,而且,得出的许多结论,大致是耳熟能详,甚至正确得像废话。但是,它的意义却在于,这些结论是基于事实,而非想象。这恰是当下社会对腐败问题的认知局限多数人对腐败的态度,常常是模糊定性的义愤,而非精确定量的技术分析。而这对反腐倡廉的制度性建设,意义不大。当下社会需要的,恰是涂谦这种清晰冷静的研究方式。

  在涂谦的研究过程中所搜集的腐败官员样本资料均来自人民网、新华网等权威媒体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年度工作报告》及各级纪检机关的公开资料。这一点可以表明两层意义,其一,是表明他的态度是谨慎和庄重的;而另一层意思,则是小心和拘谨。这两点足以表明,年轻的涂谦,并非单纯的初生牛犊,而多少有些老牛的沉稳与谨慎。

  曾颖(作家)

(编辑: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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