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最新数据，2011/2012年度被美国高校录取的中国学生达到创纪录的194029人，同比增长23%，比2008/2009年度翻了一番，中国在所有派遣学生赴美国的国家中仍占据第一位。

　　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热持续高涨，申请者的履历造假问题也层出不穷。有报道引用了外媒提供的数字：“50%的中国申请者伪造他们的高中成绩单，10%的中国申请者提交了自己根本没有获得过的奖项和荣誉。”即使高贵如哈佛大学，也一样被中国学生忽悠。

　　听说有留学申请者欺骗美国名校的事情，读者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觉得丢人，笔者也有同感。不过，仔细思索一番，此事多出于诚信机制缺失，少缘于道德品质低下。

　　从熟悉的社会进入陌生的社会，人们常想当然地以为相似的事物具有相似的可信度。结果却常出人意料，因为不同社会依赖不同的信任指标。跨国交流中的这种信息不对称现象，在留学申请过程里尤为严重。媒体往往将美国高中的标准化测试SAT与中国的高考类比，其实这两种考试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更多属于认知能力的水平测试，后者则包含了大量知识考查成分。

　　因此，SAT只是美国大学录取学生的参考指标之一，成绩单、推荐信、学生简历和获奖证书等材料不只起到“辅助说明”的作用。由于SAT考试可多次进行，而且对于优秀考生难度不大，许多申请者都能拿到接近满分的成绩。学生的其他表现，如领导能力或文体特长，就显得尤为重要。而高考成绩在中国大学的录取程序中不仅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且每人每年只有一次高考机会。

　　美国的大学录取制度看上去更为科学全面，可其施行基础在于一整套诚信机制，并伴有相应的声誉奖惩功能。近年来，中国留美的本科生数量大幅上升，在考试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学生不难在SAT测试中取得像样成绩，但光有这个成绩还不够，于是他们便在美国学校看重的其他材料上大做文章。而美国招生工作人员并不了解如何挑选优秀的中国高中毕业生，也缺乏相应资源对申请者的材料进行有效评估。

　　在中国这边，唯分数是论的考评传统并不看重其他参考指标，本应发挥信号功能的机构或个人也就马虎行事。笔者当年申请到香港读研究生，曾请求一位老师为我写推荐信。不想他随口答道：“你写好让我来签字就可以了。”这样师生二人当然省事，可推荐信也就没有多少参考价值了。后来笔者申请赴美留学，又请求一位香港教授写信推荐。他写毕亲自封好交给我，我至今不知其中内容。有人说美国大学更信赖港台高校的毕业生，这除了因教学体系近似，恐怕还有制度上的细节考虑吧。

　　山姆大叔也不笨，面对中国留学生申请资料作假的问题，自会采取应对措施。

　　一是清退次货。据报道，美国西海岸一所名校不久前劝退了七名中国学生，其中一半“涉嫌申请材料造假”。笔者去美国报到后，本校的教务秘书曾经逐项复查笔者的申请材料，前后进行了一个学期之久，要蒙混过关并不容易。二是制度创新。比如启动“VeriApp”认证系统，该系统将美国高校与中国高中进行数据对接，将中国申请者的信誉记录在所有美国高校间共享。这类第三方提供的认证报告应比申请者本人提供的材料具有更高的诚信度。三是采用中国自己的信任指标，如澳大利亚的几所院校采取国内高考成绩作为中国学生的录取标准。就博士项目申请而言，笔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美国大学越来越倾向于录取中国重点大学的毕业生。

　　鲁迅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如果应对措施在短期内不见效，美方也有回避风险的措施。比如，招生官员无法分辩来自一所中学的十几位真假“学生会主席”，便将所有材料搁置一旁。另据报道，向中国学生提供全额无条件奖学金的美国高校已缩减到哈佛等几所名校。欺骗行为或东窗事发，或伤害整体信誉，这便是捣鬼的限度。

　　随着招生机构越来越了解中国的中学教育体系，美国大学甄别申请者优劣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笔者相信留学生申请资料作假问题的严重性会逐渐减小。但在诚信机制没有完善的情况下，学生、家长和中介公司都有强大的动机在材料中掺假。高等教育是人生竞赛的第一场重大战役，没有人愿意输在起跑线上。你不跟风作假，可能就被其他作假者挤出局。面对这种恶性竞争，一个渴望就读美国名校的高中毕业生该如何抉择？这不仅是利益问题，也是伦理问题。

　　学术属于求真的事业，任何弄虚作假都属于对学术事业的背叛。很难想象在人生重大问题上撒谎的学生，以后会一板一眼地钻研学问。尽管知晓作假的种种好处，笔者依然奉劝今年申请的各位学弟学妹：有一说一。否则，即使你蒙混过关，混到哈佛大学，又怎么好意思面对该校的校训“让真理与你为友”？对于那些急功近利的家长们，我只想引用鲁迅对捣鬼的一句评语：“……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