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回应式改革，或能在一定时段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但缺乏其他配套制度的支撑，能否实现立法目的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连日来，有关儿童保护的舆论热议持续不散。尤其是温岭虐童案和毕节五童非正常死亡案，深深刺痛了天下父母的心。

　　同步进行的反思多聚焦于立法，比如“虐童”的入罪等等。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发展研究院院长陆士桢提供了另一个思路，他在接受采访时公开呼吁：成立副部级的儿童局，全面负责政策的制定、儿童综合协调、儿童保护及发展等工作。

　　当然，这只是陆士桢诸多建议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处。事实上，他建言的核心更多是从系统论出发，强调应“建立一个完整的儿童工作机制”。“这个机制以政府为主导，民间组织和社区为两翼，学校和家庭为基础，儿童为中心。”

　　沿着这一思路分析，我们在儿童保护上的欠账还真不少。不但现有立法难称科学，现有机构难称健全，现有的社会建设也难以堪当大任。作为基础的学校和家庭也都有自身的问题。而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各自为战或零敲碎打式的改革显然并非最佳的路径选择。如因虐童案发，就立个“虐童罪”。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回应式改革，或能在一定时段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但缺乏其他配套制度的支撑，能否实现立法目的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儿童保护机制需要整体推进，但这并不表示改革可以因此止步不前。整体也是由局部构成的。强调整体推进，并不妨碍在单个制度上的深入讨论，而只是要提醒单个制度的改革也需注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反应。尤其要避免只管立法不顾执法的“舆情应对式”制度反馈。这种短视行为很可能会伤害到作为整体的制度改良。

　　在儿童保护这个系统之中，立法、司法、政府、社会、市场、学校、家庭以及媒体都各有各的责任。每个主体在看到制度病灶的同时，都应同时观照内心以自省。如在温岭虐童案中，就有少数媒体和知名人士，一边大声疾呼“救救孩子”，一边又恣意转发未作任何技术处理的虐童图片。这让围观者也很难相信，一个根本不尊重儿童权益的媒体或名人，会真心想推动儿童权益保障制度。

　　制度改革总有个过程。对于儿童保护而言，却需要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立法不健全或制度不完善，并不是我们可以忽略儿童权益的借口。在这一点上，我更欣赏陆士桢的另一个建议，“在机制没有建立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环节的工作人员，能从儿童权利的角度多走一步，多负责一点，这些惨剧就能减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