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底将近，全国３１个省市区的异地高考方案出台进入倒计时。目前，黑龙江、安徽明确了异地高考的具体门槛；山东、福建、江苏三省已经明确实施时间表，目前正在制定具体实施细则。此外，海南、浙江、湖北等十几个省市均称会在年底前出台方案。作为异地高考改革最受关注的京沪粤则尚未表态，为此，教育部表示，将在明年两会前分赴这三地，督促指导落实。

　　呼吁多年的异地高考终于要迎来全面破冰。这是一场势在必行的改革。

　　目前我国有2.45亿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人数达2000多万。自2003年国家出台文件允许随迁子女在城市中小学就读到现在已近10年，当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的高考成了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他们的受教育权利理应得到尊重和满足。今年两会上，教育部部长首次表态今年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然而，异地高考方案的落地不会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乐观，它是涉及众多人群的利益调整，既要成为撬动教育公平的有力杠杆，又要避免力道过猛、口子放得太开、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只能循序渐进，拿捏好分寸，积极稳妥地推进。

　　门槛设多高？口子开多大？这是异地高考政策设计的一大难点。

　　各地人口流入情况和高考竞争程度不同，解决异地高考的难易程度也不同。从率先出台细则的黑龙江、安徽两省看，其政策都打破了户籍限制，仅设置了异地高考的基本门槛，前者规定“有合法职业和稳定住所（含租赁）”，随迁子女“连续就读３年”，后者只要求随迁子女在该省有完整３年学籍。这两省一个是外地生流入相对较少，一个是人口输出较多。此外，最先表示要放开异地高考的山东省则是高考高分省份。这几个省份的门槛设置显然不适用于京沪粤等优质教育资源相对集中的人口流入量大的地区。

　　可以预想，以京沪粤为代表的地区如果门槛设置过低，将会对当地的教育、经济、就业、人口管理等带来很大压力，城市的资源承载能力将面临极大挑战。若门槛太高、条件过于苛刻，如对学生学籍要求的年限过长，考虑父母的工作性质、纳税记录及社保等过于严格，就会使绝大多数随迁子女望而却步，甚至可能使异地高考变成少数人的福利，使旨在推进机会公平的政策沦为少数人的“拼爹游戏”。

　　就在前几天，北京、广东出台了2013年高考报名政策规定，明确拒绝非本地户籍学生报名。上海也透露，将对外来务工者实行积分制，持《居住证》A证人员的子女可以在本市参加中考、高考，这引起不少非沪籍家长的不满。异地高考政策的制定在这些地区似乎陷入两难困境，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超乎想象。

　　如何科学设置录取方式，在力争公平的同时，兼顾本地考生的利益？这是异地高考的另一大难点。

　　不同地区的教育基础与资源差距很大。实行异地高考，是占用户籍地的指标还是高考所在地的指标？这是政策设计者面临的现实难题。在高等教育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增加随迁人口子女的招生指标，必然意味着减少其他地区学生的升学机会。如果该考生在流入地参加高考，根据成绩折合成一定分数回到原籍录取，又可能因考卷不同、折合标准难以科学确定、不好排名而产生争议。

　　此外，异地高考要提防“高考移民”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如果异地高考普遍放开，为子女空挂学籍、伪造虚假工作证明，甚至举家搬迁至优质教育资源集中的地区，并不会是个别现象。我们不能低估一些家长望子成龙的迫切心情，以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不计成本的付出。陕西省官员在解释本省方案迟迟没有出台的主要原因时说，陕西一直以来是“高考移民”重点选择的省份之一，在目前高考招生计划还是分省下达的情况下，如果完全放开外省籍考生在陕参加高考的限制条件，必然使陕西籍考生的利益受到严重影响。可以想见，届时完善学籍管理、规范对考生报考资格的审查，将不是一个轻松的事。

　　客观说，异地高考的推进牵涉资源分配、地方经济、百姓利益、招录指标分配等诸多环节。推进教育资源均衡，加大扶持弱势地区各级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补齐投入“短板”，应是解决高等教育机会地域失衡的更为根本的出路。

　　对于异地高考政策的落地，我们要抱着平和的心态，需要考虑到现实语境。对于政府部门而言，拿捏好分寸，小心翼翼地推进改革，从而有效降低改革成本，有序推进教育公平。（于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