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边的工科生一个个都不太‘看得上’自己的专业了。”毕业多年以后，每当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和工科出身的朋友们在一起交流时，他都会想起上世纪90年代自己读大学时的情形。

　　当时，正赶上国企改制，一批手里掌握着工艺制造绝活儿的老师傅纷纷下岗，而那些像白益民一样学习精细化工专业的学生，放弃研发制造，投身跨国企业。据他回忆，当时他们班至少有一半的学生干起了“代理工程师”——一份把国外先进机械设备引进国内，并通过“科普”打开国内销路的工作。“好像什么都是可以买回来的”，大量制造设备改由国外进口。

　　按照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加入WTO后，不管是学界还是实业界，一个共性的认识是——科技的对外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多于自力更生。随着多方呼吁，社会舆论开始意识到要大力支持自主创新，研制出关键“零部件”。

　　然而，钻研之路并不容易。

　　“年轻人来了，实验室准备好了吗？”是一个形象的发问。

　　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由于一批老师傅的离职，中国的工程人才已经出现某种程度上的“断代”，在工艺制造上十分讲究的“试错”传统未能很好地传承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有大量的年轻人投入进来，他们能否在近乎无经验的基础上，研制出那些撬动整个科技的“零部件”，成了一个未知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主持人、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查建中对此十分困惑。他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下缺的“不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师傅，也缺在阻碍自主创新环境下勇于改革的师傅，更缺在精神信仰上给年轻人鼓劲儿的师傅”。

　　工程教育的“偏执”：

　　产业“被缺席”

　　就在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一项针对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改革的举措刚刚出台之时，学界就掀起了该问题的热议。在2010年天津大学主办的工程教育改革研讨会上，与会的专家围绕“我们能给工科学生提供什么”的问题展开讨论。议题从工程人才的教育质量谈起：我国有工科类在校学生700万人，数量居世界首位，但工程人才质量的国际排名连续多年处于落后水平。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内工程教育多年存在的“学术化”倾向，使工科学生在读期间以理论课为主，缺少工程实践。“工科院校培养的是科学家，却不是工程设计人才。”上海交通大学教务处处长江志斌对这种“错位现象”表示惋惜。

　　这一点从高校的教师配置上也能看出来。北京工业大学主管教学的副校长蒋毅坚说，他们曾经做过的一份调研发现，近5年到学校任教的几百名青年教师中，80%左右缺乏工程实践背景，以至于学校在安排学生实习之前，不得不先选派一部分教师到企业“顶岗工作”。

　　蒋毅坚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就课程设置而言，不少设有工科专业的高校也“穿跑了裤腿”——课程体系的设立和教学大纲的制定应以工程职场对于工程人才所需的能力、素质、技能和知识为基础来确定，这本是一个世界工程学界的共识。然而现实中的工程课程，却是由一代代的教师群体单方决定的。

　　他曾出席一次500人参加的全国机械工程专业课程改革研讨会。到了现场，他才发现，主办方没有邀请任何一位来自企业的专家。当他在报告中指出这种产业“被缺席”的现象时，赢得与会人员的一阵掌声，会议的话题也就此转向了产学研如何更好地结合的讨论上。

　　这样制定出来的课程，“脱离生产，内容陈旧”，甚至一些被国外同行称为“不切实际的老古董”，还在国内沿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金国藩就深有感触。他曾表示，就目前学生特点而言，主要增强了外语能力、计算机模拟能力等训练，但与上世纪50年代学生比较，他们的实践能力、动手能力较弱。

　　这位老院士回忆，过去他所在的清华大学精仪系有很多这样的课程：认识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而现在的学生只有短短几周的社会实践，而且在实践中多以参观为主，直接接触仪器的机会较少。过去的学生还有零件设计、仪器零件设计和仪器设计等课程，学生的毕业设计也多来自工厂实际情况，而现在的设计多与教师的科研任务结合，成了实验室里“憋出来的”。

　　其结果是，高校“产出”的工程人才质量成为跨国企业诟病的一大问题。比如，查建中的调查发现，IBM大连公司2007年规划员工两万人，实际只有2100人，最高端的120人还是来自海外。此外，受美国和日本母公司的压力，公司要接订单，但按照目前公司已经承诺的工作量，尚缺编500人。

　　在查建中看来，工科师生之所以抢着搞理论研究，争着发SCI、EI论文，还是和国内的教育评价体系有关。

　　首先是针对学生的考试评价。他发现，当下一些学校的考试核心就是理论考试，考查学生对课堂教育和书本知识的掌握程度，或加上非常有限的应用项目的考评。在他看来，正如教学生游泳，只讲运动力学和游泳方法课，然后考试；教人骑自行车，只讲运动平衡，然后考试，这能达到效果吗？

　　他曾遇到一个极端的例子：某重点大学的教务管理人员在评价学生的优劣时，居然将学生的成绩精确到百分制的小数点后第三位。在这种评价指挥棒下，查建中也就明白了，为何那么多学生将纸面上的分数视为命根。

　　科研的“贪性”：

　　不少心思都花在争抢科研资源上

　　事实上，在科研单位，扭曲的评价问题同样存在。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兼任人事处处长的所长助理房自正说，尽管不少院所都对外抱怨年轻人不愿意学科学，以至于研究人员招不来，然而，还存在另一个方面问题，即研究人员“留不住”。

　　根据他的了解，近几年，不少研究生毕业或取得学位后，纷纷到外国企业任职或出国深造。由此出现了一种情形：一流学生走出国门，二流学生在国内做外国公司代理。愿意留所继续干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人。

　　“留不住”多是在于相对僵化的评价机制和与之相关的待遇，形象地说，就是那个“让人看到工资条就想分科研经费一杯羹”的薪酬制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佳洱就曾针对这一问题做如此描述：一是“一女多嫁跑项目”，指的是科研人员为“跑项目”疲于奔命；二是评审评估名目繁多，说的是科研人员为应付评审、填满腰包付出的心思；三是“官本位”趋向严重，说的是“学而优则仕”被诱发的苗头。

　　说到底，还是科研人员缺一个能够安下心来搞科研的“软环境”。

　　对于中观层面的科研单位，其心思也并未完全花在科研服务上，更多的时候，是掉进了争取“国家需求”、抢夺经费资源的“贪性”怪圈里。

　　南京大学教授高抒将其归结为管理体制不够顺畅。比如，在数据采集能力建设上，由于仪器设备和数据共享的问题长期不能解决，多个部门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一个单位购买了一件设备，其他单位一拥而上，你有的我也要有；一个单位在某个区域进行一项作业，别的单位也要往这儿扎。

　　究其原因，“大家并没有齐心协力地搞研发，而是单纯地为了争抢业绩。”高抒说。

　　其结果是大量资源浪费，仪器设备不能充分利用，数据、样品大量采集，发挥的作用却不大。高抒发现，在不少研究机构，数据、样品躺在那里“睡大觉”，分析、研究明显不足。

　　海洋科学调查船的“抢造”就是一个例子：你有一艘船，我也向国家打报告建一艘；你有一条出远洋的大船，我也要有一条。在各自为部门争取利益的同时，高抒担心的是，如果每家都要建自己的船队，国家要出多少人力、财力，每年又要花费多少运行费用？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海洋调查船使用的需求在许多研究者那里不能满足，另一方面则是船只的运行不足和闲置。

　　他举例：在业务上，台风预报、长周期天气预报、气候变化模拟等工作无法将大气科学与海洋科学分开。因此，对于这两大领域，美国的政府主管部门是“海洋大气局”（NOAA）。在欧洲，海洋机构与气象部门的紧密联系也是很明显的。

　　然而，在国内，却成了两个政府部门，“各干各的”，对于台风、海浪等业务化的工作各有一套。以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为例，台风由中国气象局负责，海浪由国家海洋局负责。

　　而这或许就是“能造出原子弹，却造不出一台丰田水准的汽车发动机”的原因所在——“对外竞争，对内也搞竞争”。高抒说，“集中有限的财力办大事，这本来是我国的优势，在‘两弹一星’等事业中充分发挥这种优势，但到了海洋领域，多个部门之间又缺乏协调机制。”

　　如果真正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高抒相信，中国同样可以造出“发动机”来。

　　企业的“惰性”：

　　乐得花巨资购买现成技术

　　日本曾经的产业发展经验也说明了这一点。

　　白益民在《三井帝国在行动》一书中，重点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

　　回顾日本的历史，可以发现，真正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壮大起来的都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即对内抱团，对外竞争。

　　福田康夫在北京大学讲演时也曾提到，“我国被称为比社会主义还要社会主义的平等社会”。白益民说，因为在日本，一个夸张的说法是：只有产业细化，没有贫富分化。

　　以三井为例，在三井财团，扮演父亲角色的是三井银行（现三井住友银行）及其他一些金融公司，扮演母亲角色的是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在两大机构下面，就是包括丰田、东芝、王子制纸和石川岛播磨在内的多个世界一流企业。

　　如今，三井有26家核心企业集团，其中多数都已进入世界500强的榜单。白益民指出，在这26家造出大量“零部件”的核心企业中，几乎“没有一次因为利益而争吵过”。

　　从经济规模和所有制形式来看，白益民说，日本这些企业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中国的一些国企。

　　然而，国内这些似乎最有可能成为“关键零部件”即自主创新的主体，却也在产学研中至关重要的“产”环节中“走了样”。

　　以汽车行业为例，成立于1944年的韩国起亚，只比中国某大型汽车国企的起步时间早了12年。可如今，起亚自主研发了多款新车型。而这家国企和大众合作多年，每年还要交不菲的技术转让费，“利润的大头都让德国人拿走了”。

　　这家国企里一位不愿具名的高级工程师告诉记者，这么多年来，他所在的企业作为中国成长最快的车企，其主推产品的系列用的竟还是外国企业的发动机。

　　在他看来，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车企拿不到外企的核心科技，却又不愿脚踏实地做技术，合资后如果赚了钱，本该自己研发的也不再费脑筋了。他说，“对整个企业的领导层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挖掘市场，能挣多少钱，年终报表的数字好看不好看，而不是别的。”

　　当然，企业的“惰性”还在于，“不敢冒风险，升级压力太大”。

　　在今年召开的第五届中国科学院青年创业大赛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国彪就将其形象地称为“中国的企业犯了‘仿制病’”。他解释说，“就是自己不敢创新，老是去仿制”，比如，“我们国家重大的装备，包括电气工业装备虽然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比较多的部分还是处于加工和仿制阶段”。

　　他也从企业的角度去考虑这一问题，比如，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的确存在一定风险。

　　“有些企业觉得，自己承担行业技术更新换代的风险，压力太大，毕竟企业更多的是选择有短期经济效益的项目。”顾国彪说。

　　而对于一批机制创新、运行灵活的民营企业，尽管他们正在逐步成为新的亮点，但这中间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规模小，且多半尚未能掌握先进核心技术，创新成果少，还不能与外国大公司抗衡。

　　此外，对这些极富创新潜力的小公司来说，在薪酬上拼不过国企和外企，在待遇上又比不上传统的科研院所，这也成了他们创新力后劲不足的重要原因。国务院参事、中国产学研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石定寰主编的《国家创新系统:现状与未来》书中的一份数据显示，21世纪前后，我国的科技人员主要集中在科研机关，分布在企业的仅占27%，而日本占64.8%，美国占75.4%。

　　社会的“断代”：

　　为了下一代，先找回这一代

　　在高抒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有没有人或是该有多少人的问题，而是如何让已经有的人不再将心思放在 “是挣100万还是1000万”上。

　　与学生打过多年的交道，高抒给出的判断是，从整个社会层面来说，需要的是一种切实可抓的信仰建设，即让年轻人有一个充满干劲、为着自己的兴趣以及国家需求去释放拼搏的环境。

　　在这一点上，不止一位学者认为，日本就十分值得学习——从危机感身上找到信仰，比如《日本沉没》等影片带来的生存感冲击。

　　这样的危机感还来源于国内大众传媒上的言论。以那本曾掀起轩然大波的《中国能否赶超日本》为例：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发展势头逐渐减弱，各种社会问题逐渐暴露。该书作者唐津一表示，面对近邻中国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日本国内从民众到学者普遍有一种不安全感，甚至是一种被中国超过的危机感，“要写本书鼓起国内年轻人的自信，同时给出危机的信号！”

　　而这恰恰是国内所缺失的，用白益民的话说，即一种爱国教育的缺失，而这种教育并非简单的言传，更在于身教，这也正是他本人提出要用“师傅”来带徒弟，才能搞活中国工程科技的原因所在。

　　换句话说，“为了下一代，先找回这一代”。在白益民看来，老一辈以身作则的行为可以慢慢影响到年轻人的想法，以至形成一种信仰——一种发自内心的动力。

　　而当信仰形成之时，浮躁、急功近利都将成为“浮云”。

　　今年10月，当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之时，研究生命科学的北京大学教授饶毅也开始反思，“我们要向日本——一个在自然科学领域已经有1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国度学习什么”。

　　饶毅告诉记者，原因不在于日本人有多聪明，而是其认真和执著，一个人、一个民族能够持续认真、执著地做一件事，除了内在兴趣的动力之外，一种较为完善的教育、科研、产业环境以及干实事的信仰环境是更为重要的。

　　以日本人骄傲的制造业来说，日本人自己也将其归结为民族特性中的谦虚和好奇心。1543年，漂流到种子岛上的葡萄牙船只带来了火药绳枪，这项技术立即就传遍了整个日本列岛，并完全改变了当时的战争形态。火药绳枪被人们彻底地分解开，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进行了复制品的试射。

　　戴旭说，面对有着先进文明的西方殖民主义者，日本人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兴奋地睁大双眼去推理其构造，并学习制作出了无数仿制品。从不满足的欲望使他们不安于“差不多”，而是要“做得更好”，这一点正是中国人应当借鉴的。

　　就当下还未降温的钓鱼岛事件，包括戴旭在内的学者称之为“一个变革的机会”——外部危机常常让国内齐心协力，形成一个共同的“信仰点”。

　　一个投身工科，行动爱国的机会来了，年轻人被应召前来，他们的师傅们，以及社会环境是否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