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汉大学校史问题引发舆论强烈关注，武大是否具有120年的校史成为争论焦点。12月5日，武汉大学校庆办负责人首次公开回应争议，否认伪造校史。12月8日，湖北日报刊发《武大回应：120年校史依据充分》一文（以下简称《武大回应》），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萧致治教授代表校方表示，武汉大学120年的史实有充分依据，重申武汉大学源自1893年自强学堂。12月9日晚，一直质疑武大篡改校史的武汉大学教师吴骁针对《武大回应》向光明网发来回应文章，一一批驳此文中观点。
吴骁称《武大回应》一文存在“史料造假、史料硬伤及论证缺陷”。在通过对史料的再次梳理和考证，吴骁认为该文“错误百出，硬伤累累”，无法称得上是“依据充分”，从学术角度看难以论证“武大拥有120年校史”。现将吴骁驳斥《武大回应》文章刊发如下，关于武汉大学校史问题的争论，光明网教育频道将持续关注。
附全文：
《武大回应：120年校史依据充分》一文中的史料造假、史实硬伤及论证缺陷
2012年12月8日，《湖北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武大回应：120年校史依据充分》（以下简称为《武大回应》）的报道，以武汉大学校方的立场，力证“武汉大学120年的史实有充分依据”。全文读毕，发现其中错误百出，硬伤累累，实令人不忍卒读，而更严重的是，在其引证史料的过程中，居然公然篡改甚至凭空捏造原始史料，严重践踏了学术准则的底线——是可忍，孰不可忍！兹将该文中的史料造假、史实硬伤及论证失当的部分一一批驳如下。
对基本原始史料的篡改与凭空捏造
《武大回应》一文称：
1924年刊印的《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同学录》所载《大事记略》，开篇就说：“中华民国二年七月，教育部委任贺孝齐在武昌筹办国立高等师范事宜，旋即委充校长，拨武昌旧方言学堂迤西房屋一栋为筹备处。八月，奉湖北都督批饬，拨定武昌军官学校（按：辛亥革命后，黎元洪一度将方言学堂改为武昌军官学校）为本校校址。方言学堂图书和部分教师，一同转入武昌高师。” 上述记述清楚地表明：自强学堂、方言学堂、武昌高师，一脉相承，脉络十分清晰。
经笔者核查，1924年的《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同学录》的《大事记略》一文，其1913年度的全部内容如下：
大事记略中华民国二年七月，教育部委任贺孝齐在武昌筹办国立高等师范事宜，旋即委充校长，拨武昌旧方言学堂迤西房屋一栋为筹备处。八月，奉湖北都督批饬拨定武昌军官学校（即旧方言学堂）为本校校址。八月，第一次招收预科生一百二十四名。九月六日，奉教育部颁给教字第十号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印章一颗。十一月二日，开学。同月二十九日，军官学校校长咨请验收校址。本校即日迁入。同月，设游艺会。
请问，所谓“方言学堂图书和部分教师，一同转入武昌高师”，这句话究竟在哪里？？？
事实上，从1919年起，武昌高师及后来的武昌师大每年编印出版的同学录，均列有《本校大事记》一文，1924年改为《大事记略》，1925年又改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大事记》。从1919年到1925年，这些“大事记”所记载的本校在1913年建校的具体经过，均是大同小异，其中，1919－1923年间的几乎完全相同，1924、1925年的也只是对部分字句略有修改。但不论是哪一本同学录，里面都从来没有出现过——事实上也根本就不可能有“方言学堂图书和部分教师，一同转入武昌高师”这样的文字！
其实，就算不去查证原文，仅仅根据上下文的具体语境与基本文风的巨大差异，以及其它大量的相关历史资料，我们都不难判断出，这句话其实就是被今人凭空编造出来并生硬地插在原始史料之后，企图瞒天过海、蒙混过关的。因此，我们认为，《武大回应》中的这段表述，纯属公然捏造和篡改原始史料——这是性质极其恶劣的学术造假行为！
随处可见的基本史实错误
《武大回应》一文称，
自强学堂的“上述四门除了设立日本及英、法、俄、德五种语言教学外，其他三门未能及时开设，故到1898年后干脆改为方言学堂”。事实上，在1898年前，自强学堂根本就没有日语教学，自强学堂增加东文（即日文）门的时间正是在1898年，而自强学堂改名为方言学堂的时间则是1902年。当年6月2日，张之洞在《札学务处专设办公处所》一文中提到：“设立文普通中学堂一所，以自强学堂屋舍充用……设立方言学堂一所，以城内旧日农务局屋舍充用，即将自强学堂原有学生移入，仍另行定章，分别去留。”10月31日，他又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指出：“兹设立方言学堂一所，以原有农务学堂充用……目前以自强学堂旧班学生择其品端文优者留学。”此外，台湾学者苏云峰在1976年出版的《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一书中，也两次提及自强学堂改名为方言学堂的具体时间：“自强学堂设于光绪十九年十月，讲授西学，二十二年起偏重西语，迄廿八年，才正式改名为方言学堂……自强学堂从廿八年十月起正式改名为方言学堂，迁入农务学堂旧址，而将原址供文普通中学堂使用。”
在湖北、武汉近代教育史研究领域，自强学堂改名为方言学堂的具体年份，是一个基本常识。《武大回应》一文中还提到：
辛亥革命后，1912年初，南京中央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部总长，将全国分为六大学处，每学处建一高等师范，武昌学处（包括湖北、湖南、贵州等省）拟在武昌开设高等师范。1913年春，教育部派员到武昌考察，认为原方言学堂较具备办学条件。武昌学处以湖北方言学堂为基础，建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设立英语、博物（今生物学）、数学物理、历史地理等四门，为民国初年全国六大高等师范之一。武昌高师及后续之武昌师大，一直将办学渊源追溯至方言学堂。
历史事实是，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虽的确有设置大师范区、建立高等师范学校的构想，但直到1912年7月范源濂继任教育总长之职后，才将蔡元培的这一设想逐步付诸实施。正是在范源濂的主持和推动下，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划分全国为六大师范区，每大区设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一所，其中，湖北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高师设于武昌。武昌高师建校后，在历年编写的《本校大事记》中，均以“中华民国二年七月”开头，随即交代“奉湖北都督批饬拨定武昌军官学校（即旧方言学堂）为本校校址”，仅此而已，并无任何意为“一直将办学渊源追溯至方言学堂”的文字表述。
总之，在全国范围内创建六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的，是北洋政府，而不是所谓的“南京中央临时政府”；具体主持此事的时任教育总长是范源濂，而不是蔡元培；划分出的区域是“师范区”，而不是什么子虚乌有的“学处”；武昌高师所在师范区为“湖北区”，“湖北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三省，贵州省应属于“广东区”，而不是所谓的“武昌学处”；而根据教育部当时先后公布的《高等师范学校规程》、《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中的具体规定，高等师范学校“本科分国文部、英语部、历史地理部、数学物理部、物理化学部、博物部”（武昌高师于1914年实设英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博物四部），而不是清末各种学堂所常用的“门”。《武大回应》一文中的相应文字，如此简单的几句话，基本史实错误竟然有如此之多，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
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研究领域，民国初年全国六大师范区的划分及相应的六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的建立，是一个基本常识。
对部分史料的蓄意歪曲解读
《武大回应》一文称：
自从1928年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以后，学校连续编辑出版的八本《国立武汉大学一览》、《国立武汉大学概况》，和历届毕业生纪念册中的《沿革概要》或《校史概略》，均把方言学堂列入本校沿革之内。
事实上，《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一共出版过9本，其中，1929－1936年度各有1本，1939年又出版了1本1937－1938年度合刊，此后便再无下文；《国立武汉大学概况》则是不定期出版，数量更为稀少。两种书刊合计，其数量无论如何也远远不止“八本”。
在武汉大学校史研究领域，《国立武汉大学一览》、《国立武汉大学概况》等基本研究资料的具体数量，是一个基本常识。
至于《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沿革概要》的具体内容，仅以1929年度最早的一本为例，其《沿革概要》一文的开头是如此记述的：
清末，张之洞设方言学堂于武昌东厂口；辛亥首义后，改为武昌军官学校；至民国二年七月，教育部筹设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于武昌；八月，拨定武昌军官学校（即旧方言学堂）为校舍，十一月二日正式开学。（注：原文除括号外，并无任何标点，其他标点均为引者自行添加）
尽管这段文字的开头的确是从方言学堂说起的，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上下文的意思，我们不难得出，这里之所以要先后提到“方言学堂”与“武昌军官学校”这两所学校，不过是为了交代武昌高师校舍的由来，与武昌高师、武昌师大时期历届同学录中的有关表述并无实质区别，只是语序的先后有所不同而已。更何况1913年建校的武昌高师，对方言学堂旧有校舍的继承关系还是间接的，“八月，拨定武昌军官学校（即旧方言学堂）为校舍”一句，已经把这一层关系交代得非常清楚了。如果说间接继承了已经停办2年多、早已不复存在的方言学堂旧址就可以被视为“把方言学堂纳入本校沿革之内”，那么，当年直接与武昌高师办理了校产交接手续的武昌军官学校是否更应该被纳入呢？
个别举证的说服力不足
著名教育史专家、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曾经指出：“武昌高师在办了15年改名为武汉大学后，才开始逐渐有了将校史往上追溯的说法，而且越到后来武大人说得越多，这有点印证了顾颉刚先生的历史层累理论。”事实上，“在武昌高师筹备过程和批准文件中，以及武昌高师10年办学历程中没有人说和自强学堂有什么继承关系”。因此，考察一所高校的校史追溯问题，理应主要以该校建校早期的各种原始史料为基本依据，而不应以某些当事人数十年后的模糊记忆或后来者的刻意攀附为据。当事人的回忆固然可以拿来提供参考，但一定要与原始史料记载互相印证，吻合无误之后，方可充分采信。否则的话，就必须对其中的矛盾与差异之处进行充分合理的解释。
如《武大回应》一文中称：
国立武汉大学的首任校长（后来曾任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王世杰，1978年在台湾接受采访时还说：“武汉大学前身，你们想必都已知道，最早是由方言学堂，而武昌高师，而师范大学，而武昌大学，然后改为中山大学，校址在原来武昌城内阅马场（原文为“厂”字——笔者注）旁的东厂口。”
以上所引史料，是真实无误的。该材料源于国立武汉大学在台校友殷正慈在采访了王世杰老校长之后的一份访谈记录，最后整理成一篇名为《记王雪艇先生谈珞珈建校》的文章。这次采访发生在1978年，此时王世杰先生已87岁高龄，距他离任武汉大学校长已有45年的时间。王世杰在访谈开场的第一句话就说：“关于武汉大学建校的经过，时隔多年，记忆有些模糊。”而且访谈的主题主要在于“珞珈建校”，而不是追溯本校的历史前身。就王世杰上面这句话的具体内容分析，他强调的是“校址在原来武昌城内阅马厂旁的东厂口”，也就是说，他主要是以“校址”为依据将本校历史追溯到方言学堂的，而如果继续按照这条标准，就无法由方言学堂继续往前追溯到不在同一地点的自强学堂了。事实上，就目前所知，王世杰也从未说过武汉大学校史可以追溯到自强学堂这样的话。
从王世杰先生1929年开始担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直到他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我们至今仍未发现他在这段时间里曾经对武汉大学的校史溯源问题发表过任何看法。然而，正是在他担任校长期间，学校校务会议议决以每年10月31日为“本大学成立纪念日”（即校庆日），将建校年代定在了1928年，而没有将武昌高师等历史前身计入建校时间。另一方面，学校每年编辑出版的《国立武汉大学一览》，其《沿革概要》一文均会先后提及方言学堂、武昌军官学校与武昌高师，但提到前面的这两所学校无非只是为了交代武昌高师校舍的由来，并未明言方言学堂或武昌军官学校即为本校前身，对此，明眼人一望便知，毋须多言。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立武汉大学的师生校友越发意识到武昌高师与本校之间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1943年，在王世杰的继任者王星拱校长的任期内，国立武汉大学校友会于修改会章，“将本会会员资格扩充及于前国立武昌高等师范，武昌师范大学，武昌大学，及武昌中山大学之员生，以收声应气求之实效”。修改后的会章明确指出：“本校校史实肇基于民国二年七月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之创立……综计本校成立迄今卅载，虽更名凡五，而传统精神实系一脉相承，故本会名称仍用现名，藉示体系之齐一，免贻社会以畛域之观感，而启校友以亲疏之情绪也。”1944年，学校又编印出版了《国立武汉大学校友会校友录》，将1913年以来的原武昌高师、武昌师大、武昌大学及武昌中大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校友代表悉数收入校友名单，而这本校友录封面上的书名，正是由前任校长王世杰先生所亲笔题写。
此外，1946年底，国立武汉大学代理校长刘秉麟曾两次发表讲话，一次将本校校史追溯至武昌高师，一次则追溯至方言学堂，看上去似乎自相矛盾，但两次讲话的共同点，都是着眼于强调“武大历史很短”，“今天武大本身的历史，成立才只十八周年”，“迄今已有十八周年的校史”，丝毫看不出什么“源远流长”的意味。而国立武汉大学的最后一任校长周鲠生，对于本校校史的认知则与学校校友会会章保持了高度的一致。1948年10月31日，他在国立武汉大学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的报告中就开门见山地指出：“今天本校举行二十周年校庆，其实要从本校前身，武昌高师算起，到现在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
总之，国立武汉大学的历任校长及广大师生校友，对于本校校史的认知既有共同之处，而又略有差异。但综合而论，将本校校史追溯至武昌高师的说法要远多于方言学堂的说法，如果我们对这种堪称主流、而又与大量历史证据完全相符合的观点视而不见，却只孤立地抓住王世杰先生晚年在台湾的只言片语作为证据——更不用说即使这样还不能直接证明本校校史可从方言学堂继续追溯到自强学堂——这样的论证，又能有多大的说服力？
综上所述，《武大回应：120年校史依据充分》一文，完全是一出硬伤累累、错误百出、牵强附会甚至公然造假的“伪论证”，所谓“依据充分”，不过是继续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罢了！（吴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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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郑克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