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开书桌的抽屉，薛琳取出一个盒子，记者看到里面花花绿绿：一天一夜去甘肃的绿皮车、4个多小时到南京的高铁、3个钟头跑青岛的汽车、1个小时赴淄博的动车……这些都是她近几年来四处赶考的车票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闫格

　　“又是一年国考时。”

　　11月25日上午9点，就在全国37个国家公务员考试考点铃声同时响起的时候，刚刚将自己的表弟顾伟送入考场的薛琳掏出手机，登上QQ，写下了这一条心情。

　　如今的她，在今年9月刚刚成为山东省某县国土局的正式在编科员。她告诉记者，其实自从2007年大学毕业至今，她一直奔波在各种公务员考试的路上。而被称为“国考”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在此之前，她已经参加了5年。

　　之前在街道办事处当了3年村官的她，如今终于成为了“体制内”的人。对自己不断奋战的经历她已经讲述过很多次，不只是讲给身边的朋友、同事，还有不少认识她，而将自己身边的“考碗族”送来“学习经验”的亲朋好友。

　　因为，在这个考“碗”的圈子里，薛琳是楷模。

　　正因为有了“铁饭碗”，在谈及现在的生活时，薛琳表示很顺心。

　　体制内的理想生活

　　早上7点40分，跳下班车的薛琳迈着大步，到了自己在二楼的办公室。放下包，摘下围脖，她顾不得搓搓自己冻得通红的双手，一路小跑打来了开水后，抓起扫帚开始扫地。

　　赶在8点钟上班前，薛琳已经把办公室的卫生打扫好了。随后，她启动电脑，打开自己目前负责的电子系统。

　　今年3月底，薛琳参加了山东省公务员考试，4月份成绩下来时，她发现自己进入了面试。而直到6月份面试、体检具已结束，尘埃落定时，薛琳才敢相信她终于“体制内”了。

　　薛琳此前参加过5次国考，除此之外，每年还有不下三四次的省级公务员考试、事业编考试等。对此，薛琳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我就是一现代版‘范进’，我周围也实在不缺这样的‘范进’。”

　　当记者问起薛琳进入“体制内”的工作时，她很淡定，“不怎么清闲，也没啥福利”。

　　“早就不是一杯水、一张报、一上午的年代了，公务员根本不像网上传的那样。”薛琳说。比薛琳早一年考入该县农业局执法大队的同学董琪，还要经常下乡出差检查。据她了解，不仅像董琪这样二三十岁的新人要出差下乡镇，而且她们单位中四五十岁快要退休的老干部也照出差不误。

　　“局里还装了指纹打卡机，早晨一过8点就打不上卡了，快到8点时经常能看到，好多人一溜儿小跑地往办公室来呢。”

　　上午快到12点的时候，薛琳终于等来了自己一天中最好的“福利”——“不用花钱的午餐”。

　　收入很稳定、福利有保障、社会地位高早已成为公务员最亮眼的标签。问起收入，薛琳告诉记者，虽然工资现在还没发到手，不过听说能接近2000元。尽管不如她当村官时收入高，但比县上企业的工人拿得多。

　　“而且听说今年的工资还能涨个一两百元。”提到收入，薛琳显然很兴奋，公务员收入现在每年都会有涨幅。

　　当询问福利时，薛琳连连摆手称，没有以前传说的那么好的福利，分房更是“不可能的事儿”。薛琳说，现在政府正在盖的家属楼，价格也跟外面商品房差不多。

　　“可能海关、税务这些‘香饽饽’能好一点。”薛琳想了想又跟记者说，因为她一个海关的朋友公积金的标准比她高了一倍多，已经买了房子。

　　“最重要的是终于有了编制。”薛琳与她的父母都很满足，“家里不指望女孩子赚钱，只要有个稳定的工作就行了。”

　　“当时我这个岗位最后面试的6人，其中有5个是女生。”薛琳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称，现在女生已成为考公务员队伍的主流军。

　　拥有“铁饭碗”就能拥有稳定的生活。其实，不仅薛琳这样想，这也是不少与薛琳一样，正在进入或已经进入“体制内”的人的想法。

　　但体制内不是那么好进，“铁饭碗”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端上的。薛琳是幸运的，然而，还有无数人前赴后继，正奔赴在这比高考还要激烈的独木桥上，对于他们而言，只有考上，才是出路。

　　进入“体制内”实属不易

　　大学时的薛琳学行政管理，还当了4年学生干部。大三时，原本打算沉下心来考研的薛琳被父母劝阻了。

　　“并不是说学历没用，但毕竟考研还是为了找工作。”几年后，薛琳的父母依旧这样认为。“至于读研，可以上班后读在职研究生，机关单位也承认在职读研的学历。”

　　薛琳的父母都是县上的公务员，做了20多年公务员，且只有一个女儿的他们觉得，只要能挣个“铁饭碗”，不管考几年，家里都能供得起。

　　薛琳说，父母同事的孩子们大多经历过多次公务员考试，考几年的更是不乏其人。这个圈子里的人以考入公务员队伍为豪。

　　从大四刚刚开始的那个九月份，薛琳就踏上了第一次“国考”的道路。薛琳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自己买的每一本关于公务员考试的书，虽然现在她的书和复习资料多得早已堆满了家里一张一米多长的书桌。

　　“进考场时信心百倍。”回忆起第一次“国考”时的状态，薛琳回答得毫不犹豫。之所以信心百倍，除了认为自己用心复习之外，其实那时候的她早有了两次实战经验。

　　同年3月，薛琳使用伪造的毕业信息，“裸考”参加了一次山东省公务员考试，笔试的成绩只差不到一分就能进入面试。

　　也是这一年的9月，薛琳再次伪造应届毕业生信息，坐了20余个小时的火车奔赴甘肃，参加了甘肃省那年的公务员考试。虽然这一次的她进入了面试，然而由于本身并非应届毕业生，并不符合报名条件，薛琳放弃了。

　　那时的薛琳认为，不仅实战过，而且曾经进入面试的她，肯定比“菜鸟级”应届生的优势要大得多。因此，次年1月，当查到“国考”成绩后，薛琳把脑袋埋在被窝里，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薛琳的表弟顾伟可以说是将薛琳的经验学得青出于蓝。明年才踏出大学校门的应届大学生顾伟这次报考了杭州海关，顾伟告诉记者，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参加“国考”了。

　　“笔试报名资料审核很不严格。”顾伟笑道，“所以报名很容易。”起初他只是觉得应该早做准备，之后他发现，不仅表姐有提前实战的经验，自己班里准备考公务员的同学也早就谙熟这一招了。“80元钱买个经验试试手，一点都不亏。”

　　“后来在学校举办的经验交流会上，已经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学长学姐们也大方地教给了我们这一个方法。”

　　在11月25日刚刚过去的这次考试，是顾伟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国考”。杭州海关拥挤的报名人数让他很忐忑。不过他也安慰自己，还有年后的省考、选调生考试与事业编考试，再不济可以跟表姐一样，先考个村官过渡一下。

　　小村官终于熬出头

　　然而，薛琳却认为，当村官的5年，是她最苦闷的时光。毕业那年的6月，在各地不断奔走、考试的过程中，薛琳终于考上了家乡的村官，即便村官并没有编制。

　　当村官的5年里，她几乎没有任何邀约安排，没有参加过一次同学聚会，对偶尔的加班她也会郁闷地抱怨，下班后就是她复习《申论》与《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时间。其实每一页她都很熟悉了，这两本加起来不到800页的公务员考试复习资料，她周而复始地精读了5年。

　　上网只限于看《新闻1+1》和人民时评，杂志只买《半月谈》，家里的电视仅仅在晚7点新闻时才会打开。每天登录QQ的唯一原因，是要从十几个公考QQ群上下载题目练习。记者了解到，为了方便薛琳做题，薛琳的父母还专门为她购买了一台打印机。

　　记者看到，薛琳的书桌上不仅有各公考培训机构编写的辅导书，更多的是她自己打印的各省份行测真题和中央会议文件。每一套试卷都有用红色与黑色的笔迹做过的痕迹，试卷第一页上薛琳工工整整标注着这套试卷的错误率和估计得分。

　　之所以当了5年的“范进”，除了运气欠佳，可以解释薛琳连续5年“国考”失利的原因，只能是竞争激烈程度的逐年攀升。

　　据法治周末记者了解，2013年“国考”报名者再次刷新纪录：人数达150万，也是继2009年以来第五次超过百万；出现的年龄最大的考生，35岁，这也是报考年龄的上限；考录比平均约为53：1，竞争最激烈的职位，比例则达到空前的9567：1，单个职位竞争达到“万里挑一”。

　　当村官的5年里，薛琳总会像陀螺一样参加“国考”、山东省省考、事业编考试以及各个省份的公务员考试。

　　拉开书桌的抽屉，薛琳取出一个盒子，记者看到里面花花绿绿：一天一夜去甘肃的绿皮车、4个多小时到南京的高铁、3个钟头跑青岛的汽车、1个小时赴淄博的动车……这些都是她近几年来四处赶考的车票。

　　在这次省考之前，她主动向街道领导请了一个多月的假，希望能在家里专心复习公务员考试。这也是薛琳父母建议的。

　　进入面试后，她第一时间报了公务员培训机构的面试培训班，培训一周，花费1万元。为了更权威，薛琳还专程到省城济南参加培训，因为她认为，济南的师资是全省最好的。

　　“济南培训班要结束时，全班留下了联络方式，联络地址都是肯定会考上的单位。”培训回来后，薛琳的父母不放心，又给她报了家乡的培训班，授课的是一位已经退休的党校老师。薛琳的父母认为，党校老师更能理解面试考官的心理。

　　那段时间，白天听课，晚上就在桌子后面对着父母和一台摄像机做模拟考试：第一点是什么，第二点是什么，第三点是什么，联系自己和实际又是什么，像是时事评论员似的。

　　准备面试的时间里，薛琳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在那20多天里，强大的思想压力让她瘦了近10斤。

　　面试过程中，薛琳获悉，几乎每个考生都参加过面试培训班。费用少则几千元，多则两万元。

　　我为“国考”狂的背后

　　“一定要像范进一样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功夫下到了，一次考不中就多参加几次。”薛琳告诉记者多次参加考试的原因。

　　据某网站的调查显示，刚刚结束的这次“国考”中，第一次参加的人数占总人数的56%，三次及三次以上参加的比例则达到了30%左右，而六次以上报考者在此次考试中也占到了9%。

　　同样，除了工作稳定、福利好之外，不断被刷新的公务员报考人数之高与录取比例之低也似乎都在共同佐证公务员群体是幸福的。一份在今年上半年，由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出具的《机关文化建设与职工心理健康调研报告》，也从侧面解释了这类“范进”式赶考的内生动力，这份报告指出，据统计，74.1%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觉得自己过得很幸福。

　　今年2月，“全国‘两会’民生系列调查”也显示，59.3%的居民认为国家公务员获得幸福感更高。同时，在2011年的“两会”调查中，曾有40.4%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对伴侣的职业有要求，希望他是公务员”。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家乡小城，已到27岁大龄的薛琳在过去的5年里一直没有谈过男朋友。

　　“那时我是村官，没有编制，感情也讲究门当户对。”薛琳这样解释。眼下，已经“体制内”的薛琳一点都不着急。在她心里，正如父母所说的那样，只要捧上了“铁饭碗”，什么都好说。

　　薛琳希望自己伴侣的职业也是公务员。

　　诚然，在很多人眼里，公务员的工作稳定、体面、福利好甚至清闲，被称为“金饭碗”。但在今年“国考”的职位表上，有不少职位在备注里清晰地写着“需要加班”、“长期出差”和“条件艰苦”等说明。被称为“史上最苦的金饭碗”。

　　然而，这些在薛琳眼里都不是事儿，旱涝保收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薛琳的同学聚会都会拉着她一起参加，跟以前的朋友、同学在一起时，她有一种“抬起头来的感觉”。如今的“体制内”，终于能够一扫她几年来四处赶考的低迷。薛琳认为，这就是公务员社会地位高的体现。

　　由于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公务员局发布的《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3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中明确指出，“试用期内的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不能报考2013年度公务员考试”。因此，薛琳才没有报名今年的“国考”。

　　在记者与薛琳交谈的过程中，薛琳的QQ音乐一直放着一首歌，叫做《在路上》。薛琳告诉记者，哪怕现在已经捧上了“金饭碗”，她依旧觉得自己还在路上。

　　薛琳说：“在35岁之前，我仍然会去参加各类公务员考试，希望能考到像海关那样‘香饽饽’里去。”

　　(应要求，文中被采访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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