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重新拾起创作理想？
长期以来，从中文系教授那里，我们听到的是：大学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只培养学者。
“过于理性的研究已经把文学创作的欲望完全压制了。这个固然迎合了我们今天高校从学术研究建立学术评价体系的需要，但是似乎离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初衷越来越远。”梁振华说。
“高校是培养研究型的或者教学型人才的地方，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的说法说高校不培养创作性的、实践性的人才。”北师大文学院院长过常宝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它本来是针对老师的——它也影响学科设置、教学效果和学生。所以很多学生到这个里面以后就被这个评价体系同化了。很多学生就慢慢放弃了文学创作梦想。现在看来我们要对这种现象做出反省。”
从2003年，首都师范大学就开始对“驻校诗人制度”进行探索。
“开创驻校诗人制度的初衷，就是把学校里的研究、教学与作家的创作实际连接起来，打破校园的封闭性，吸收外来的力量促进我们的教育，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加强与文学创作界的联系，形成开门办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思敬表示。
而从效果看，驻校诗人显然与老师不同。他们是生动的，是活泼的，是现身说法的，是学生能认识具体的诗人，具体的作家。“课上，学生和驻校诗人提问、交流；课下，他们谈心，有的还成为很好的朋友。”吴思敬说。
“驻校作家制度是很多国外著名高校通行的做法。作家驻校制度可以给校园文化带来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即文学创作的‘在场感’。它一方面可以使很多爱好文学、特别是爱好创作的学生可以近距离地接触到作家，同时也可以在教育内容与培养方向上增加‘文学性’的要素，以使‘知识’更加接近活体的‘经验。”张清华告诉记者。
“作家的存在让大学里的师生有一种自我意识——即文学就在我身边发生着，它提醒所有的人，文学并不是天外的飞来之物，而是就在周身。这激励和催促着师生在研究和讨论中更加注重到创作、写作这一角度；同时，作家的存在，使学生有更多机会得到近距离的学习，‘文学创作’因此变得不再‘神秘’而是与我们周身的经验同在的东西。因此，所有的交流都变得更真实和直观。”张清华表示。
大学校园，该有怎样的文化氛围？
恍惚间，校园成了作家闪亮的舞台。
其实，这种现象早已有之。五四以来，大学成为新文学孕育的温床。现代作家中的许多人，都曾长期任教于高等学校。
“这一时期的北京师范大学，也称得上气象不凡。不止钱玄同、黎锦熙等曾在这里任教，连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也曾长时间任教师大。稍后则有钟敬文、穆木天、焦菊隐、‘九叶诗派’重要成员郑敏、李长之等著名现代作家和诗人长期执教于此。在师大培养的学生中比较有名的作家诗人则有石评梅、‘七月派’代表诗人牛汉等。这些名字，在很长时间里共同矗立起了师大的精神界碑，成为百年师大的灵魂和象征。”过常宝教授讲述着历史。
而后来的上世纪80年代更成为今天不少人的追忆。梁振华还记得，“那个时候的大学生谁写出一首诗、一篇小说就会成为校园里万人追捧的对象。他们真的知道文学到底是什么，文学研究没有今天这样这么受到推崇，但文学创作是神性的，我觉得文学创作的意义就在于它很难被模仿，但是，今天的文学教育几乎全部被颠覆。我们老师的个人努力只能发现一点人才，但是从体制上鼓励同学进行创作这恐怕不是一个老师能做到的。这个体制还是需要一点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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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郑克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