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 记者 赵瑜 摄
“数量不等于质量”
长篇小说的创作成绩有目共睹，而“数量不等于质量”也是与会专家的共识。大家认为，长篇小说的创作者对中国经验的表达仍然不够充分，有的是因为时代社会的局限，也有的是因为作家自身条件的局限，如在所要表达的人性内涵以及表达方式上的匮乏。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创作者需要更多的勇气、更多的观察，乃至更多的文化自觉。
“我们在进入一个现代性的社会，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充满悖论的、极其复杂的社会，这是现实，但我们的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远远落后于这个现实。”江苏文艺出版社图书编辑室主任黄孝阳谈到，当下“准确描绘出现代中国人性情”的长篇作品并不多。“今天的中国人，与30年前的中国人及300年前的中国人，简直就是地球人和火星人的区别”，而长篇小说作者所处理的题材对工业社会少有触及，更毋论当下这个异常复杂的社会结构。
为什么现在的很多作品会给人“不接地气”的感觉?评论家陈福民分析说，从前的经典文学作品形成了一个基本的道德评判标准，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游戏规则”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中可以说是“崩溃”了，要想再次整合起来是很困难的事。但是当下很多作品对历史的理解和对人性的体悟都很混沌，要改善这种状况，把握历史观和当下社会价值观，只能依赖于创作者更努力的观察和思考。
陈福民所提及的“历史观”也是会上不少专家强调的关键词。大家谈到，“历史观”对于长篇叙事文学非常重要，缺乏历史观的长篇小说就是一团乱麻。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庆祥遗憾地表示，当下他所观察到的长篇历史叙事作品，基本还停留在一种历史的经验陈述，如事实、材料、客观叙述甚至是个人记忆，但是缺乏由叙述者的道德臧否、价值取向和审美喜好所构成的历史观，一些知名的长篇作品，也是以其过于鲜明的风格化色彩，遮蔽了作者理应作出的历史判断。
在作家韩少功看来，长篇小说是一种“能做出高难度动作”的体裁，而当下不少长篇小说作者解释历史和人性的能力在萎缩。他认为，最好的长篇小说，离不开作者对道德标准的自我疑问。作家不能背对历史、背对人性，满足于写一些小悲小怨、小奸小坏的故事，要敢于进而善于面对写作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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