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燕和研究生们来到四环农贸市场调研，发现卖货的家长无暇照顾孩子，他们的孩子浑身上下脏兮兮的满市场疯跑玩耍。于是张燕创办了针对流动儿童学前教育的公益组织——“四环游戏小组”。9年来，已有500多个孩子从这里“毕业”。新华社发（李方宇摄）

　　没钱、没户口、没“七证”，跟随父母进城务工的流动儿童，遭遇着入正规园“难”，入民办园“贵”的境况。由此催生的没房、没许可、没师资的“黑园”遍地开花。安全隐患、小学化倾向、升学没保证，“乱”象丛生的“黑园”成农民工最现实的选择。

　　谁来管管这些孩子的教育？非正规的打工子弟幼儿园是否能一关了之？记者调查走访了北京海淀区、石景山区、昌平区的部分非正规幼儿园和农民工的家庭，并就此问解国内相关教育专家。

　　留守、流动还是流浪

　　回不去的老家，留不下的北京

　　“我要搬家到安徽了”，一个胖胖的、衣服脏脏的小女孩告诉记者。这个小小的孩子，已经随着四处打工的父母搬迁了好多次。

　　“被城市化”的流动儿童群体处于不稳定的成长阶段，是接受教育和发育身体的关键时期，然而，流动儿童特殊的生活环境，往往使他们错过最好的受教育阶段。

　　翁春燕没读过一天书，一个字不认识，现在北京也没有工作，家里收入全靠高强一人，但他们一家对孩子上学的事情一点也不含糊，3个小孩到了上学的年纪都没有辍学。“不上学，不识字，太难了！”翁春燕推着电动车上的两个孩子，带记者到家里串门。

　　在这间15平方米的小屋子，桌子收拾得整齐利落，床铺上浅色的床单干净平整，被子整齐地叠在床头。事实上，根本看不出来这是收破烂人家的住处。

　　3个孩子围在电视旁，欢乐地学着《大风车》里的舞蹈动作。只见3岁的小儿子，一只手吊在暖气管上，另一只手扒住墙，一个跟头翻到了窗户上，活像一只胖胖的小猴子。记者看到后，吓了一跳，赶紧提醒翁春燕看好孩子，她则一点不担心孩子摔下来，眼里露着幸福的微笑，让他们尽管去玩耍。“小胖猴”下来后，搂着妈妈的大腿撒娇，翁春燕毫不吝啬大大地亲了一口他。

　　翁春燕跟记者分享道，让全家最开心、最幸福的事是大女儿从同心幼儿园考上了北辛安小学，“当时从150个孩子中选10个，我闺女考上了！爷爷还给买了一个大蛋糕！”

　　很多人认为，和流动人口一样，流动儿童的主要特点是“流动”，他们在流入地短暂停留后，又会继续流动并最终回到老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记者采访幼儿园家长时，他们普遍觉得在北京生活太累，“但是俺们也不想回老家，在老家种地今天旱、明天涝，看天吃饭！在这打工，每月到时候就发工资。”问到他们担不担心由此影响到孩子的教育，家长说：“俺们村连幼儿园都没有，到县城上学孩子太小太远，怎么说在北京还有地儿上学，慢慢会更好吧。”

　　同心幼儿园创办者马小朵似乎更愿意从深层次来认识这个现象，“现在农村已经衰败了，一是回去没有就业渠道；二是农村的地越来越少，而且农民工的孩子出生在北京，已经习惯了现在的生活不会种地了。农民工的身份很尴尬，他们既不是农民，又不是工人；如果接受不到教育，相对于‘官二代’、‘富二代’，他们的孩子是否也注定要成‘民工二代’？”

　　解散、变白还是等待

　　孩子长大等不了、教育等不了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发布的数据，对比2000年第五次普查的结果，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这表明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这是一个可喜的数字。

　　然而城市是否做足了接纳更多人的准备，城镇化的人口是否享有到城镇化的生活？这背后是不得不面对的苦痛的现实。

　　十多年来，北京市对非正规学校的态度逐渐缩紧，2006年7月12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尽快清理整顿打工子弟学校，成为史上最严厉的一次撤园行动。

　　在这次关闭行动中，数千名流动儿童瞬间失去了学校，引起了媒体和社会的深切关注，给相关教育部门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最终北京市关于打工子弟学校“取缔”的措施发生了较大转向，市政府表示取缔暂缓。直到目前，没有再进行大规模的“取缔”行动。

　　显然，强硬的“斩草”并不一定除得了根，流动儿童入园难、入园贵的难题依然存在，非正规园的安全隐患仍然存在，流动儿童早期教育小学化倾向严重和不科学育儿现象“你见与不见，它就在那里”。

　　如今，“取缔”这个字眼，对于农民工群体仍然显得十分难以接受。一位孩子在四环小组托管的家长说：“不会被取消吧？为什么要取消？这只是个游戏小组。”在采访中，许多家长表示感激有这样的幼儿园接纳孩子，但是他们发自内心也希望能有政府办的幼儿园，“那样一定环境会更好，也许能更宽敞点。”

　　许多自办园负责人巴不得赶紧脱“黑”变“白”，但是却苦于够不到办园的标准。记者就此查询了相关办园准入条例。按照《北京市托幼园所分级验收标准》，办幼儿园需有完整的园舍，包括教室、活动室、户外活动场地、厨房、保健室等，幼儿园的园长和教师都须具有相应的资质。

　　仅就场地面积的要求，该标准要求环境面积幼儿人均占地面积10平方米以上、活动场地人均4平方米以上、房舍建筑面积8平方、幼儿生活实用面积人均2.5平方米，叠加起来每个幼儿人均24.5平方米。假如一个幼儿园有3个班级，每班20人，园所就需要近1500平方米。在北京这个寸土寸金的城市，仅这一项要求就让非正规园望而却步。

　　“政府需调整办园标准、支持部分基础较好的自办园达标，同时在后期加强管理、监督、指导和评价，帮助其提高教育质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社会政策处官员张亚丽说：“特别是办园标准上，不能以一刀切的方式全部取缔。政府需要改变思路，对于一部分有基础的自办幼儿园，通过对其软件和硬件的支持提高办园质量，达到标准的给予注册，帮助他们由‘黑’变‘白’。”

　　这一思路也符合《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对解决无证办园问题“分类处理、妥善解决”的原则，即“各地要对目前存在的无证办园进行全面排查，加强指导，督促整改……经整改达到相应标准的，颁发办园许可证。”

　　“如果教育主管部门考虑到实际情况，在幼儿园占地面积方面适当调低标准，或者给予一定支持，我们能尽快弥补缺陷让幼儿园达标”一位清河的园长说。“给我们一个房子，我们交租金都好！”马小朵期许着这个美好的愿景能成真。

　　“弱势群体需要的是切切实实的帮助和关怀，有完美的标准和长远的目标规划固然很好，但孩子们等不了，教育更等不了。”张亚丽说。

　　 引导、扶助或是取缔

　　政府需区分对待、分流引导

　　据《北京晨报》报道，北京市政协一份关于完善北京市学前教育体制的调研显示，1996年全市有3056所合法幼儿园，而目前合法幼儿园仅1250余所，还有1290余所未登记注册的自办园。据了解，合法幼儿园只能满足本市一半的入园要求。

　　一边是正规幼儿园学位供给严重不足，一边是自办园数量超过正规园、刚性需求强劲。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工作情况的报告指明：通过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全国将新建、改扩建幼儿园9万多所，新增在园规模500多万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将提高10个百分点。

　　业内人士分析，完全依靠建立正规的幼儿园显得不够现实。他们认为，解决迫在眉睫的入园需求，改扩建现有幼儿园、非正规园见效较快，能扩大入园需求，缓解一定的入园压力。

　　“需要明确政府责任，鼓励社会力量关爱教育事业，动员企事业单位、社区等社会力量，多种主体开办形式多样、方便就近的早期保育教育机构。或者由公办幼儿园发挥辐射作用，走进社区提供灵活的学前教育服务。同时政府教育和卫生部门一定要想办法进行人员的培训和巡回指导，保证儿童身心的安全健康发展，确保基本的教育质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教育与儿童发展处官员陈学锋说。她介绍，在北美等国家幼教机构分为Kindergarten（幼儿园）、Preschool（学前学校）和Day Care（日托）。Kindergarten和Preschool就类似国内的幼儿园模式，集保育、教育为一体；Day Care则是以保育为主，兼顾教育、服务周到、着力支持父母就业的机构。“这些不同层次的幼教机构组成了完整的学前教育和社会福利体系，保证了有着不同需求的家长都能得到满足。”

　　对于目前大面积的“黑园”，张亚丽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分流引导，建立分层次的学前教育体系。”她类比国内医院分级管理标准，“‘山寨园’在政府制定质量标准、完善监管指导的前提下，可以分成不同等级和规模，以满足社会对学前教育的不同需求，让孩子们都有幼儿园可上。”

　　北京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周静副主任认为，通过运用民间力量探索解决流动儿童受教育问题是一条有效的途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政府相关部门管理机制的创新和建设。

　　记者获悉，北京市教委此前就调整幼儿园准入门槛一事一直进行调研，有关意见经批准后将出台一个办园新标准，届时，符合标准的自办园可获得审批，未达标的将面临取缔。

　　截至发稿前，马小朵接到了石景山区教委的通知，“区教委协同街道居委会愿意和我们进行面对面地对话。”这对她来讲，无疑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

　　父母徘徊于农民与工人的身份之间，孩子徘徊于留守与流动之间。农民工背井离乡在城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只为了谋一个生存的饭碗，流动儿童进城只希望能和父母团聚，但却成为流动儿童。留在家乡，农民工的家就变成了两个家，孩子又成为“留守儿童”。“流动”与“留守”这两个身份都是幼儿早期教育覆盖匮乏的群体。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说：从一个国家对待儿童的方式就能看出它的灵魂所在。相较于优质幼儿园城堡般的游乐区、四教一保的富裕师资，流动儿童渴求的仅是一所不流动的幼儿园。■记者常晶 见习记者 王泱

　　  观点：转变思路让流动儿童有园上

　　■刘羽 肖孟国

　　针对流动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问题，北京市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研究中心自2004年起开展多项调研，发现大量流动儿童未能进入学前教育机构接受学前教育，经常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面临种种意外伤害的危险。如何帮助处境不利的流动儿童接受学前教育，需要社会各界转变一下思路。

　　从学前教育的特点出发，多种资源共同投入。学前教育具有保教合一性、福利性、公益性与社会服务性、补偿性等特点，属于综合性事业。学前教育的独特性还表现为它与家庭的密切联系，同时它还是社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在探索如何解决流动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问题时，首先要从学前教育自身的特点出发，看到学前教育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进而才能放开眼界，将政府、教育管理部门、公益组织、社会力量、社区、家庭等多方的资源集合起来，以不同的途径和方式投入到流动儿童学前教育事业中去。

　　学前教育的资源广泛地存在于社会之中，在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仍有较大缺口的现实条件下，市场和民间能够对学前教育的供需做出及时的反应，能够做政府暂时还做不了的事。民间具有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这些潜在的资源需要认识其价值并加以挖掘。

　　从多元视角出发，重视非正规学前教育机构。学前教育在我国属于非义务教育，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中也仅有个别国家将学前教育的一部分（如5-6岁儿童的幼儿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而且大多由社会兴办而非政府包办。

　　学前教育的功能及特点也决定了学前教育应走“社会化”之路，要重视非正规学前教育机构，以满足社会多元化、多样化的需求。非正规学前教育能够满足特定人群，尤其是处境不利的群体的受教育需求。具有灵活性，不因教育对象的年龄，教育场所等因素而限制其开展，同时它常常依托于当地社区，利用社会中的闲散资源，服务当地人群，和社区具有密切的融合性，正符合教育社会化的时代潮流。

　　从公众利益出发，允许多种评价标准的存在。当一些家长为子女能够进入“名园”而斥巨资抢购都市中的学区房时，当无数父母为孩子能够踏进“优质园”而彻夜排队时，当各类媒体纷纷报道多少家庭为孩子失去了接受一流学前教育的机会而愤懑时，我们是否应该想一想，什么是“优质教育”？对一个幼儿园满不满意由谁说了算？

　　事实上，对幼儿园的评价不应是由专家、学者一言堂，更不应是政府及其官员的自诩，而应当是当事人、是公众。他们是教育发展的主体，他们才有做出选择和判断的权利与能力，公众的根本利益与社会发展趋向是一致的。

　　所谓的“优质教育”不应只有一个标准，现实也不允许政府将所有的幼儿园都办成“优质园”、“贵族园”，人民满意的教育应当是平民化的教育、平民办的教育。打工子弟学校和当下的一些所谓的“山寨园”的存在就证明，这类被主流人群漠视甚至歧视的民间自救行为，能够为流动儿童提供起码的学前教育。这股民间力量的兴起至少预示了社会发展的希望。（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研究中心）

　　记者手记：他们也是未来的主人翁

　　流动儿童家庭平等地拥有着天然的幸福和快乐，这一点与金钱、等级毫不相关。甚至，我们会想问问自己，在金钱、地位和权力充斥着人们的欲望时，我们是否能如他们一样快乐。人们对生活、对幸福的标准是什么？

　　也许，所有的不平等，对于他们来讲是无意识的。毕竟，目前来讲这只是上幼儿园，在很多人的传统观念中，“幼儿园就是看孩子”，可上可不上。他们也不知道，在他们的世界之外，有“城堡般的贵族园”，有“四教一保的优质园”，有宽敞漂亮的游乐场地。人们对真正的幼儿园的标准、对教育的平等该怎样解读？

　　记者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从高强家出来，坐在他们拾破烂的三轮车上，凛冽的寒风中，高强送我们到几公里外的地铁站。翁春燕担心板车弄脏了我们的衣服，非要把床单铺在上面让我们坐，几次推脱最后没有扭过倔强的翁春燕。人和人相处，最需要珍重的是什么？和这个群体接触，也许你仍可以把脉到人情的温度。

　　在同心幼儿园，记者带去了一箱香蕉，50多个孩子每人分一根后还剩下许多。对于这些一个月难得吃一次水果的孩子们，他们分得一根香蕉后，很多小朋友选择放在口袋里，回家跟兄弟姐妹分享。他们只是三四岁的小宝宝，需要大人疼爱，但他们已经学会了去疼爱别人。

　　这些孩子也是未来的主人翁。一所高校一位教授，曾经鼓励马小朵说，“你应该为你的事业感到骄傲，因为你们培养的是国家未来真正的主人。”在采访过程中，总在想该如何理解“公平”，是否“不偏不倚”就是真正的公平？也许对弱势群体少许的倾斜，更是公平的应有之义。（常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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