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以“规模第一”雄踞世界东方，不过，若要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口碑与声望，它首先需要冲破两道枷锁：金钱与行政化。梳理2012年引发媒体关注的高校新闻，我们会发现，民众始终在操心一个话题：高校是更有兴趣办学还是更有兴趣做官、挣钱？

　　今年年初，名不见经传的昆明理工大学，因其校内一座拔地而起的酒店声名鹊起。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报道，这家按五星级标准建设的酒店是该校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必备的配套设施。但有意思的是，作为主体部分的学术交流中心尚在建设之中，酒店已提前竣工并开门迎客了。如以事情的缓急论主次，这可说明酒店比学术交流更重要、更迫切需要。果然如此！根据该校宣传部工作人员的说法，此酒店非同一般之处还在于，它除了供人吃喝拉撒睡之外，还承担着“为国争光”的使命。他是这样对记者解释的：酒店主要用于接待来校交流、访问的外国政府要员，知名专家、学者，以及一部分长期入住的外国留学生。“人家来访问，搞学术交流，自己搞得那么寒酸，难免丢中国人的脸。”这位老师无法否认的另一个事实是：该校许多学生还拥挤在八人一间的老式宿舍里，一层楼的同学只能共用一间水房、厕所。有同学在网上发问：“看看学生宿舍都破成什么样了，这你咋不觉得寒碜呢？”

　　面对昆明理工大学的豪华酒店，总有人想起，曾经在这座城市生长过的西南联合大学，于是感叹今不如昔。靠富丽堂皇的楼堂馆所往自己的脸上贴金，是暴发户似的想法。即便地位尊贵如北大，有时也不能免俗。它当年破土兴建豪华的北大博雅酒店，也挨了不少网友的骂。

　　大学到底要靠什么才能让国人觉得脸上有光，是靠有形的建筑还是无形的资产，是靠大楼还是大师？这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如今还真成了问题。

　　中山大学可能不需要像昆明的那所高校一样，以豪华酒店撑门面。它的高招是，打造超级富豪俱乐部，向社会传递自己很牛的信号。当它与“超级富豪”、“50亿身家”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时，这所岭南名校的身价在某些人看来，也随之暴涨。该校管理学院一位副院长曾对媒体表示：将于11月底开设“后EMBA”教育，要求报名者是50亿以上身家的企业掌门人。有人很好奇：中大能教给这些人什么呢——如何管理企业？如何挣钱？如何恪守企业家精神？

　　有人批评中山大学此举是典型的“媚富”行为，但也有人更愿意善意地揣测：该校此举也许是“杀富济贫”，是独辟蹊径筹集办学经费，是为了更好地把身家只有500元、5000元的学生培养成身价50亿元的企业家。据了解，目前国内有64家高校、机构开设EMBA课程，平均学费是56.6万元，中山大学后EMBA的学费“肯定更高”。如果真是“杀富济贫”，那人们自然期待着有更多的超级富豪以此等方式为高等教育贡献绵薄之力。

　　办教育挣点钱很正常，但为挣钱而办教育必然遭人诟病。这两年，有关教育产业化的争论少了，越来越多的人明白：教育可以有产业，但不能产业化。不过，关于高校行政化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平息。看来，去行政化比去产业化要更棘手。

　　2012年是北大的“多事之年”，这印证了一句话，天降大任于该校，也必然为它带来折磨与考验。这一年，它经历了有损其高大形象的“梦桃源事件”和“校长助理事件”。正在努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向来以领袖群伦的姿态自居，它设立的校长助理人数之多恐怕也能冠盖全国高校。今年7月，这所副部级大学被爆出拥有11位校长助理，有好事的网友专门查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门户网站，发现部委中拥有部长助理数量最多的是商务部和财政部，均只有4人，教育部的部长助理是两人。此外，网友还发现，一直与北大暗中较劲的清华大学虽然没有设置校长助理一职，但其校领导总数也有23人之多。

　　尽管北京大学随后发表声明称，北大校长助理的设置不同于其他国家行政机关的“部长助理”职位，并不占有专门的行政资源和岗位级别，也非所谓的“校级领导”。但这种回应显然无法抚慰民众对于高校过度行政化的担忧。显而易见的是，校长助理一职能给戴帽者或明或暗的优势与利益。教育学者熊丙奇对此发表评论说，高校的行政化和官僚化往往会造成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师资有限，人的精力和资源也有限，本来是搞教育的人都忙着去当官了，必然会对学校的教学产生极大的影响。他认为，高校的去行政化、去官僚化乃是当前高等教育制度改革中的重中之重。

　　在去行政化的路上，地位和影响远不如北京大学的临沂大学已经走在了那所名校的前面。今年7月，在该校开展的新一轮专业技术岗位全员竞聘中，8名具有正高职称的在职处级干部辞去“官职”，当起了教授。相比几年前某大学“40名教授争当一名处长”的新闻带来的悲凉，这则报道让人看到了希望。但星星之火能否从沂蒙革命老区燎原，并不乐观。

　　临沂大学是一个新校名，其前身只是一所普通的地方师范院校。众211高校、985高校的校长们，其见识应该不会逊色于这所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但目前，公众还很少有机会能从他们口中听到以下振聋发聩的声音（更可贵的是，观点变成了行动）：“彻底打破‘官本位’思想，重新回归‘学本位’，让专家、教授深入教学科研一线，学校才会大有希望”。“大学是最不需要官的地方，我们所有的干部都是为教授搬板凳的，行政是为教师、学生、教学科研服务的，而不是指挥教授搬板凳的。”

　　董奇算是为985高校的校长们争了一口气。今年7月，他履新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讲中，态度鲜明地承诺：在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招新的研究生、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个人不申报院士，要把百分之百的精力用于学校管理。董奇因此赢得了“四不校长的美誉”。约一个月后，董奇曾经的同事韩震在就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新校长时，也作出了类似的“三不”承诺。

　　鉴于中国高校普遍存在着“赢者通吃”、“有权者通吃”的毛病，这两位校长关于“如何做大学校长”的承诺确实令人眼前一亮。但在国外，这不是新鲜事。早在2004年召开的首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我们就从哈佛大学校长那里得知，“美国大学校长上任前就已基本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而做了校长，就必须放弃学术研究”。柏林工业大学校长库茨勒教授也介绍说，为了使校长能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工作上，柏林州的大学教育法禁止校长在任期内从事任何教学和科研。

　　如何做好大学校长，光有承诺肯定不够，还得具备耶鲁大学前校长莱温教授总结的“大学校长8条必备素质”，比如制定引领大学前进的愿景，并能准确地传达；制定远大而且能够实现的目标，以渐进的方式推进，但一旦有机会，就要立即抓住推动快速变革；还要善于冒险，而非因循守旧或畏手畏脚。我们的大学校长们可与之做番对比，看看差距和差别有多大。

　　在2012年，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4月24日，教育部批复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学校代码为14325。“教育部这次批准南科大，说明他们对改革还是支持的。”校长朱清时说，它使我们成为合法的高校的品牌，是一件好事儿。

　　但俞敏洪和许多网友可不这么看。前者在今年两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转正，我认为，那就是改革的失败。我觉得，应该不转，尽可能地坚持下去。这样的话，至少为中国高等教育增加一点色彩吧。”后者的态度从一家门户网站的调查可以看出：在回答“南科大转正，你怎么看？”的问题时，6977票中，有2709票认为是教改的失败，是被“招安”，另有1159票担心，“肯定会被同化，又是‘南科一梦’”。

　　教育部给了南方科技大学一张准生证，按理说，确实是好事，为何民间和官方的反应，差别这么大呢，个中意味，值得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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