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廖承志在香港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经常约友人到邓文钊家聚会，酝酿组建一个机构，向抗日根据地延安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资和医疗援助。此时的邓文钊已从剑桥大学毕业，担任华比银行经理。他以一腔爱国热情，积极帮助廖承志在香港开展工作。廖承志就将邓文钊作为可靠的同志推荐给宋庆龄，并在宋庆龄领导下一起创办保卫中国同盟(即今天的中国福利会)。宋庆龄任中央委员会主席，邓文钊任中央委员兼司库，从此成为宋庆龄至亲的朋友。为了支持宋庆龄的事业，他倾其所有，还提供自家客厅与游泳棚作为宋庆龄接待重要宾客的场所。为保盟解决车辆和交通运输等问题，还腾出自家2个大仓库给保盟使用，专门堆放准备向抗日根据地转运的救援物资。海外大宗捐款和救援物资全部由他亲自接收并转往抗日后方和延安。他利用富商的身份，出面为中国共产党主办了《华商报》。新中国成立后，邓文钊担任了广东省财政厅副厅长、副省长，全国人大第一、二届代表。“文革”中遭受迫害，于1971年1月去世。
邓家与宋庆龄的友谊还表现在生活方面。新中国建立后直至改革开放前的很长时间里，物资供应始终匮乏，特别是生活用品和药品。邓家父子通过香港渠道，源源不断地向宋庆龄提供她所需要的物品。宋庆龄曾多次表示无法报答感激之情，称邓家父子依然担当着“司库”的职责。
宋庆龄生前将邓广殷视为干儿子，从1971年起给邓广殷写信，自1971年至1980年的十年时间，共给邓广殷写了189封信，在信中亲切地称他为“BB”。
邓广殷将宋庆龄遗嘱密存瑞士银行
1975年2月，邓广殷收到宋庆龄于1975年2月18日从北京寄来的一封短信。全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亲爱的广殷：
我匆匆写这几行字是要告诉你，我们接到通知，现在到这个月底有一次6级左右的地震，中心在北京。你可以想像(象)的(得)出，每个人都很紧张。一些上海的朋友催我回上海的家，但是那样会给这里的人民中间引起更大的恐慌，所以我还是留在这里，不管会发生什么。
我已经写好了遗嘱，但是我想单独写一张由你保管。
我从勤勤(邓广殷的女儿邓勤——作者按)那里听说她已经通过了考试，现在很开心，打算期中考试期间去游览苏黎世。
祝你和家人身体健康，希望你的哮喘已经治愈。
问候你及你的家人。
诚挚的伯婆
从信中可知，宋庆龄面临地震来袭，为了不引起人民的更大恐慌，决定留在北京，并做了最坏的打算，妥善安排后事。宋庆龄说已经写好了遗嘱，但是想单独写一张由邓广殷保管。信中附了一份专门为邓广殷而写的遗嘱，用的是英文。但其中两处特别使用了括弧，里面注上中文。这两处是：(遗嘱)和(邓广殷同志)。遗嘱内容如下：
“我的遗嘱 1975－2－18。万一我遭遇不测，我决定将我北京和上海淮海路1843号家中的所有藏书移交给恩斯特·邓作纪念，以回报他对我的所有善意。宋庆龄北京。”
邓广殷收到宋庆龄寄给他的遗嘱后，认为事关重大，决定秘不示人，妥善保管。那时，他的女儿邓勤在瑞士洛桑旅游管理学院学习，他正准备前往探望。于是他立即携带遗嘱来到瑞士，将其存入银行的保险箱中。
邓广殷把宋庆龄全部藏书捐赠国家
据当年中共中央在宋庆龄逝世后批准成立的“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八人临时小组唯一健在的成员李家炽先生回忆，1981年6月由邓颖超起草的《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办法(草案)》第五条写明：邓广殷已有声明，所赠书籍不接收，交公处理。
（编辑：王艺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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