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给导师凑过发票？研究生白念了。”在北京一所重点高校的科技活动研讨会上，研二学生杨宁(化名)的一句话引起了全场的骚动。

　　会议随之从念发言稿跳到自由发言环节：为了评上教授级职称、学科带头人、人才工程的成员，自己的导师如何拿课题经费，削减脑袋，跑关系；为了申报科研项目，导师又是如何走门路，请客送礼，多方打点……他们还抱怨，在这些“看不上眼”的“工作”中，导师又安排自己干了什么。

　　“坏”导师为何反而变得抢手

　　一场本是对学生科研项目的研讨，最后演变成对自己导师的“讨伐”，言辞之激烈让在座的多家媒体记者触目惊心，以至于现场负责活动的工作人员不得不中途打断，直接进入总结发言。

　　杨宁告诉记者，一些导师给学生派的活儿，一看就知道不是基础研究，而是一些外包公司，甚至是导师本人公司的项目。因为涉及商业、专利等问题，学生很难发文章，但是，“为了讨好导师还是要干”。至于为何要“讨好”导师则不言而喻，论文生杀大权在其手里。

　　学生也有被“逼急”的时候，早些年轰动一时的上海某高校9博士生炒掉博导就是如此——导师长期让学生为自己的公司做项目，而疏于对学生本身学业的指导。

　　然而，这只是一个极端的情况，当时就有人不无“遗憾”地评论道，这位博士生导师太不会做人，如果他能在学生给自己干私活儿的基础上，分配一些可以做出文章的题目来，也不至于到此地步。

　　当然，渐渐地，杨宁也意识到，有些“技能”，于他本人走向社会，不无“好处”，比如会凑发票，比如会找路子。“我也知道不太好，但这是一种技能，必须要掌握，”他笑了笑继续说，“我只能说，学会了不一定用。”

　　事实上，经过大学本科4年的锻炼，学生“利己”的苗头已经显现。

　　研一新生开学抢导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少接受采访的研究生表示，一般情况下，“坏”导师反而变得十分抢手，因为，在学生们看来，他们能从这类导师那里学到社会上必备的技能，拿到足够的经费，发表足够分量的文章。

　　抢导师时，送礼请吃饭是常用的招数。研三学生李蒙告诉记者，他“搞掂”导师就花了一番心思：先找一位了解导师的师兄，在饭桌上就把导师的基本资料、喜好、忌讳搞得一清二楚，然后再去找导师，又让“未来师兄”在导师面前“敲敲边鼓”，最后终于如愿以偿。

　　相比之下，那些默默无闻、专攻学术的导师则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一位已经毕业的研究生告诉记者，他的导师在院系内“口碑极差”，“一天到晚只知道报告和数据，还没做出什么名堂来”，其他教师基本不愿同他打交道。其结果是，3年来，这位导师只招了他一名研究生。

　　更为重要的是，当这位学生想回母校读个在职博士时，他发现，报上硕士生导师的名字，负责报名的工作人员都会摇着头说，“你这博士估计没人愿收”。

　　为学分为保研为户口学生科研项目做假动机各异

　　浙江大学校长杨卫院士就曾公开表示，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恶性互动的地步，并给出导师“十戒”的说法，其中前两条就是戒“光当老板”和“尽做监工”。

　　以“光当老板”来说，导师申请来的一个项目动辄几十万元，甚至上千万元，但一些导师并不按规定给学生下发“劳务费”，只是象征性给每月300元到上千元不等就把学生打发了，而科研项目上未尽的费用则多数进了导师个人腰包。如此，学生一方面抱怨自己的“劳务费”过少，另一方面在看明白导师这一行为的同时，会埋下自己将来也要“使坏”的种子。

　　当然，一些大学的“锻造”作用并不止于此。近些年被媒体诟病盛行“官场之风”的一些高校的学生会、学生社团，也为学生提供了练就这种功夫的最好场所。

　　然而，即便是在学生科研这一探索未知的活动中，其动力也多源自于那些已知的功利导向上——拿学分、保研、户口加分等等。

　　最新颁布的《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明确提出，该项目注重“研究过程”而非“研究成果”。

　　然而，学生自身参与的动机却有些不尽人意。浙江大学一份有关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SRTP)的调查显示，当被问及参加该科技项目的主要目的时，选择最多的是获得第二课堂学分，占46.3%；其次是锻炼科研能力，占40%。该项目组分析，近一半的学生把获得第二课堂学分作为参与科技项目的主要目的，体现的是学分对活动的激励，但更是科技项目自身过多依赖外部激励而非内生兴趣的表现。

　　北京一所高校大四学生王青(化名)告诉记者，每年到选课时，身边的同学都会“拼了命”地选修带有科研项目的课程，有的甚至让学长提前帮着“占坑”，原因就是为了“拿学分”，而这样的学分也相对“好拿”。

　　记者在一些高校院系中查阅本科生选课表时发现，带有学分的学生科研项目，通常是3学分，高的就达到4学分。对于这样的课程，导师给的成绩也不低。

　　但是，要想让导师给高分，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些学生所抱怨的“自己申请的课题往往是导师一个大项目的子课题”。而所花费的经费，则还是学校专门拨款给学生科研项目的。这又同时再次让一些学生受到了老师“坏”的教育。

　　针对一些全国性的科技赛事，不少在京的高校还有类似这样的规定：如果参加省级及以上的科技竞赛，所修读的课程可以进行加分，加分后的成绩不超过以下标准：考试成绩低于50分的，上限为70分；考试成绩在50~60分的上限为80分；考试成绩在61分以上的，上限为95分。

　　更为吸引人的还有，即便是上海落户的评分标准，也包括科技加分的硬性规定，《非上海生源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评分办法》称，“经认定的国际性比赛或上述全国性比赛奖项一等奖可加10分，二等奖8分，三等奖6分，全国性地方奖项则依次是5分、3分和1分。”此外，有关专利证书等方面的加分也有涉及。

　　从“世风日下”到“学风沦落” 科教界呼唤科学道德诚信体系

　　以前说，一些大学生参加社团活动愈加功利化，如今，连做科研项目也是如此。为什么会这样？

　　“中国的大学病了。”不少教育学者这般呐喊，并将大学之病归结于整个社会的浮躁：以前是世风日下，如今高校象牙塔也不免被侵蚀，学风自然沦落。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胡海岩分析，现在大学决策层重视建章立制，规范教育，查处各种失范问题，院系层面也重视学术导向。但这样一些举措的效果目前还差强人意——教师对规则都是熟悉的，但急功近利的态势并没有根本扭转；学生经过教育后知晓规则，但每年还是会发现有作弊现象，高技术作弊手段也越来越多。

　　换句话说，在知晓规则和利害关系的情况下，如果有更大的利益在引导着老师和学生，他们一定还会想办法钻尽现有规则的空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一味地探讨如何提高学生或教师的道德水平，或许显得有些治标不治本。

　　问题的关键还是落到了“利益引导”上，而这里的引导并不仅仅是科教界论文或职称评价导向，更是指整个社会大风气。胡海岩说，在当前急功近利的社会，各种坑蒙拐骗，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对师生产生重要的影响；各种没有任何规范的“增刊”、“文集”、“编著”，也在诱惑学者。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当下高校课程设置奉行的就是社会上流行的实用主义原则，“一切为了就业”已成了不二法则——凡是与就业关系不大的专业、课程，不是被砍，就是无人问津；反之则无比吃香。

　　于是，有人将此戏称为高校产业化、工业化——以前高校是走在社会前面，现在是跟在后面跑。

　　钱理群曾以其亲身遭遇说明此种现象的严重性。2007年暑假，他在一个大学师资培训班上讲完课，一位大学老师向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要其举例说明：他的鲁迅课对学生今后就业有什么促进作用。他听了大吃一惊，一时语塞，甚至有点手足无措，感觉心在隐隐作痛。他感慨道，今天的大学，真的成了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养成资格之所”，“贩卖知识之所”，成了“职业培训班”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也在感慨，当下一些高校的科研和教学环境，是单位追求排名、荣誉；个人追求评价、利益、金钱、权力；其结果必然导致钻营、急功近利、关系学充斥；时间精力花在运作、包装、应付评估，甚至造假、剽窃等，不择手段；恶性竞争，互相排斥，无诚信可言，却仍自我安慰“社会都是这样”。

　　对此，这位老院士很无奈，“当下并无十分有效的建议”，但是一个明确的方向是，“学术环境、学术生态”的再造是紧迫而具战略性的。他告诉记者，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客观上对人才和创新成果有很强的需求，与此同时，处在社会转型阶段，信仰缺失、诚信缺失、体制性弊端的大环境问题，在教育界、科技界有深刻而普遍的反映。那么，整个科教界都需要下大力气构建以自律为核心、教育、制度、文化、法制、监督相结合的科学道德诚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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