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能坐享寒、暑两个假期，这是很多人羡慕大学教师这份职业的重要原因。

　　但大学老师尤其是那些被称为“青椒”的年轻教师的假期生活是怎样的？记者听到很多老师们的“吐槽”：寒假从不是悠哉悠哉的假期，而是压力重重的“攻关期”。

　　不仅如此，科研、职称、教学乃至结婚生子、养家糊口……本来“钉是钉，铆是铆”的事情，在目前的高教体制下却发生了复杂的因果联系。

　　一种和实际年龄不相符的担心：健康

　　“提到寒暑假，做学生时还能玩玩；现在当了老师，日程全部排满。”今年是林晓东在大学任教的第三个寒假。早在放假前，他就制定了一个周密的“度假计划”：一个月内写完一篇综述、两篇新论文，还要完成一本书的校对工作。

　　在大学当老师，一直是林晓东最心仪的工作。为此，他一度认为自己很幸运。林晓东老家在湖南，2004年保研到上海；读研后，同批毕业的40位博士生中，他是唯一一位留校任教的。

　　“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这是黄庭坚《清明》诗中的一句话，林晓东用来形容他对人生的理解，“人生就是一个过程，只要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何必计较那么多。”

　　但有一种压力，却是林晓东在任职前没有想到的——“健康”。他毫不犹豫地吐出这两个字，这份担忧和他的实际年龄不相符合。

　　上个学期，林晓东身边的同事接二连三地病倒，还有人因患恶性肿瘤去世。这些消息让他害怕。除了体质原因，他私下认为，长期熬夜，常年在高压下超负荷地工作，这些都是导致同行们免疫力差、容易患病的原因。

　　现在，林晓东向朋友学习了一门“撞墙功”，在电脑前坐累了，就用腰撞撞墙，缓解腰部和背部的肌肉酸痛。不过，他心里还有一个“疙瘩”，那就是自己的办公室。

　　“可能有些甲醛超标”。林晓东的办公室是由一间大会议室的改造而成的。大办公室隔成六小间后，他被安排在中间的一间。记者注意到，办公室内摆了两个除甲醛的化学品。“为什么不放些绿色植物呢？”林晓东无奈地告诉记者：“这里没有窗，不通风啊。”

　　体面工作的另一面：养家很艰难

　　和林晓东一样，李旦也是讲师，但他却格外“留恋”办公室。

　　李旦任教于沪上一所大学的电子工程系。寒假里，学生都已放假回家，可他几乎天天上班，“朝九晚五”，跑学校比平时勤快得多。

　　“家里有小孩，办公室安静些。”1982年出生的他，头上已长出不少白发。写论文和准备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占据了他寒假的大部分时间。

　　学校是个清静之地，有时，李旦躲在办公室里，也像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逃避。“学校里，大家的收入差别不是太大，可走出去看看，和我一样年龄的，那差别就大了！”

　　李丹初略算了一本账：因为要养孩子，一家人每月开销少说5000元，一年就是6万；养车去掉2万，其他杂七杂八加一起，年支出大约10万元。

　　今年是李旦参加工作的第六年，根据目前的收入，养家糊口勉勉强强，手头若再要有一些积蓄，实在艰难。为孩子积攒来日的教育费用，乃父亲职责所在，但眼下也成了一桩隐隐心事。同事中，有人已为了高薪而跳槽，投奔企业去了。

　　林晓东来沪9年，如今拿到手的薪水4000元左右。他也有一本账：每顿饭在学校食堂解决，花费10多元；平时很少添置新衣服，除掉交通费、通讯费、买日常用品的钱，每个月的结余大概2500元，一年下来能存下3万元。“学校提供的房子能居住11年。11年之内买不起房，那么唯此一途，离开这里。”

　　2012年，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曾带领自己的团队在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5个城市，对5138名40岁以下的高校青年教师进行了一次抽样问卷调查，结合深度访谈、小组讨论等调查方法，完成了《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今天的高校青年教师，经过20来年的苦读‘修成正果’拿到学位，又在与同龄人竞争中获胜，争取到一个大学教职时，很多人却发现自己面临比原来更大的压力：外部的、内部的、同龄人的、隔代人的、学生的、老教师的。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科研经费、职称晋升、学术成果、教学评估、结婚生子，这些本身并没有关系的词语，在目前的高等教育制度下发生了复杂的因果联系。”《报告》中，廉思团队这样描述青年教师的境况。

　　林晓东的本科同学，不少人“房子有了，车子有了，孩子有了，发展好的已做到了企业中层。”曾经很以儿子自豪的父母，如今说话也有些变味了。有时，邻居无意间的一句话就可能伤害到他们。“你儿子是名牌大学老师，家里应该很有钱吧？”父母听到这样的话，难免会在林晓东面前发牢骚。每当这时，林晓东也会想，如果当初硕士毕业听父亲的话去考公务员，现在的生活会不会好一些？但他马上又推翻了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别人还给你钱，心理应该平衡了。”

　　教学科研两头忙，拿捏平衡不易

　　《报告》显示，有72.3%的青年教师认为工作“压力大”，且最大的压力来自于科研。由于绝大多数高校把职称和职务晋升与发表论文数、出版专著数、申请课题数等量化指标直接挂钩，78.1%的受访者觉得自己从事科研的时间“不够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介绍，在沪上多数院校，青年教师的日常工作主要包含几部分：一是完成所在课题组负责人分配的工作，包括与课题相关的科研任务，指导学生修改论文、选课、答疑。二是完成学校安排的工作，包括承担一定课时的教学任务以及学校的各项评估考核等。三是自我提升，包括参加学术活动、自主研究。一些青年教师知道，最后一项其实最重要，既关系到职业长期发展，也影响教学质量，但这部分工作短期内不能产生效益。受现有的评价机制所限，没有经验缺乏资历的青年教师很难独立申请课题，只能通过给“老板”（所在课题组负责人）干活或承担教学任务来获取经费，用于自我提升，开展独立科研。

　　在一些大学，“非升即转”或“非升即走”的政策，也是压在青年教师身上的重担。所谓“非升即走”，是指学校对教研系列的中、初级职务实行有限期的合同聘任制，在聘任年限后仍不能晋升高一级职务的教师，不再续聘教研系列岗位。要么转岗，要么向外流动。

　　李旦说，他所在的大学对教师评职称设有一些“最低门槛”，比如有几篇代表作，承担过国家或省部级项目的负责人，拿过自然科学基金。已经工作6年的他曾两度向“老板”提交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但均未获批准。“写申请书很费时间，短则2个月，长则半年。因为我要介绍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既要与以前的研究关联，也要找出创新点，很费脑筋。”

　　“大家都报基金项目，专家评的时候，一个上午要看一百多份材料，速度非常快。所以能不能评上关键看题目好不好，开头几段论证得漂不漂亮。”林晓东在中文系任教，他认为，文科的基金评审往往是看研究者“想”得如何，而非“做”得怎样。他说，基于评基金需要“碰运气”的现状，他目前不敢也不能在科研上“押宝”，更多的精力还是用于教学。

　　曹东勃的想法与林晓东不谋而合。今年是曹东勃在华东理工大学工作的第三年，除了承担公选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外，他还为研究生讲授专业选修课《经济哲学》。“青年教师多半是想把课上好的。没有哪个青年教师一进校就说，‘我根本不在乎学生的评价，只搞研究就行了。’因为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站住讲台，把课上好，一个教师的大后方就稳固了。”

　　曹东勃还记得工作第一年的情景：80%时间用于教学，20%时间做科研。他2010年7月毕业，9月就要上讲台，同时讲授本科生和研究生两门课。除去到山东农村调查的15天，两个月的暑假只剩一个半月可以备课。“第一次备课时间不够用，当时只搞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课件、教案，勉强做完一半。最紧张的时候，这一周的课刚上完，就要马上制作下一周的内容。”

　　过去这一年，曹东勃在农村驻村调查了60天。他坦陈，以前教学压力大的时候，根本抽不出这么多时间，现在投入教学的时间逐渐减少，但学生评教的分数却在逐年提高。曹东勃授课的四个班，前两年每年只有一个班的评价在90分以上，今年，四个班的评教分数都超过95分。

　　“催人奋进的压力”，遭遇功利的评价体系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瞿骏已在高校工作六年。他觉得，青椒压力不小是事实，但压力也有类型之分。比如，青年教师在生活中上有老，下有小；但在工作岗位上，除了教学和科研重担，上有学问渊博的教授，下有渴望知识的学生，这些也应该算是“催人奋进的压力”。

　　瞿骏曾赴国外访学。他说，欧美学术界实施的是精英化教育，拿博士学很苦，尤其在美国，用五六年甚至七八年的时间拿一个学位是家常便饭，同时，大学教职的竞争也非常激烈。可一旦获得教职，特别是终身职位后，教师基本可以心无旁骛地做学术研究了。在我国，青年教师相对而言基数庞大，入职后的竞争特别激烈。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10年底，我国高校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人数已超过86万，占全国高校专职教师总数的63.3%。

　　几乎每一位接受采访的青年教师都认为，现有的考评体系和方式过于功利。本想安于治学，做些“良心活儿”，但这些若以量化指标来衡量，都显得是在做无用功。

　　林晓东最近半年埋头点校，整理古籍，为其添加标点、校正文字。很多人一听，觉得他傻。一方面，做这类基础的工作无法获得学术地位；另一方面，很多人认为点校是“雕虫小技”，点对了，应该的，稍微错一点，就是水平能力有问题。眼下，一本古籍刚点校完，林晓东没拿到一分钱，换来的只是自己心头一乐。

　　“不考核肯定不行，缺少外部约束机制，高校会堕落；但是，不能让考核把人考得烟熏火燎，把大学考成一个速生鸡的养鸡场。”做一名大学教师，应该是“发现兴趣、呵护理想”的过程。可青椒们也感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教书做学问不仅要耐得住清贫，还要有一些“投机取巧”应对考评的能力，让自己“活”下去——对很多人来说，这真是太难了。（注：文中林晓东、李旦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