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山遗址为什么进入考古队视野

　　初步调查显示，海南省尤其是陵水县有着丰富而重要的史前考古资源。“但由于建省较晚，考古力量相对薄弱。且由于高温多雨、酸性土质的特点使得史前文物的发掘和研究存在一定的困难，而这也直接导致了我省考古学文化面貌和框架体系的不清晰。”经综合评估后，海南省博物馆馆长丘刚及其团队决定牵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与其组成联合考古队共同发掘陵水境内的一个史前沙丘遗址，桥山遗址最终走入了考古队的视野。

　　率先发掘桥山遗址，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陵水石贡遗址早已进行过发掘，对于其遗物的分布和品类人们较为了解，可是为何作为领队的傅宪国却选择了难度较大、发掘前景未知的桥山来“冒险”呢？

　　在上世纪60年代，考古工作者就在陵水发现了大港村遗址，并确认其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对海南省内史前遗址的联合调查中，联合调查队曾探访该遗址，但无所获。由于大港村遗址附近依山傍海、且有淡水河流过，是理想的人类栖息地。调查队随即决定扩大调查范围，对该遗址周围的地段进行调查。途经桥山时，大量裸露在地表的陶片吸引了联合调查队的注意，通过采用螺旋式钻杆进行勘探，让调查队队员们吃了一惊，桥山下面竟然是一个保存较为完好的史前人类活动遗址，文化遗物分布较为密集，遗址面积达4万余平方米。

　　“如果对桥山遗址进行系统发掘和研究，有可能解决海南地区史前文化谱系的构建问题。对桥山遗址开展包括古地貌、古环境、古动物、古植物以及体质人类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则可以在海南史前人类行为模式、生计模式、海岸线变迁、‘南岛语族’等热点学术问题的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傅宪国开始着手准备对桥山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经过一个月细致地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陶片、石器等默默地向世人诉说着一个神秘的史前世界。

　　已发现的陶器大部分为红褐色的夹砂粗陶，主要为泥片贴筑法制成，烧制火候较低。器形多为陶罐、碗等；器形主要为敞口、直口或者盘口状；以圜底器为主，并有少数圈足器；器表以素面为主，少数有绳纹或细线黑彩的条纹。生产工具较少，主要为少量的石锛和纺轮等。

　　“目前所知，敞口、直口或者盘口的陶器组合是海南独有的，与两广以及东南亚地区有很大的不同；但出土的双肩石器却是两广和东南亚地区常见的。”傅宪国说，就目前桥山遗址的发掘情况来看，其为探讨海南地区与广西、广东及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

　　桥山遗址迄今为止只有大量陶片和少量的兽骨出土，与石贡、移辇等遗址还出现贝类堆积、三角灶等情况不同。大量陶器集中放置且在原地破碎，这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可能是墓葬，但目前的考古发掘中又未发现墓坑、人骨等支撑依据。史前人类有意识地将这么多的陶器集中放置，这说明了怎样的文化现象？这在迄今为止的海南的考古发掘中是未见过的。桥山遗址可能是类似祭祀等人类活动的场所。”王巍希望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考古研究和发掘揭开其中的缘由。

　　“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二者并非截然对立”

　　随着对桥山遗址发掘的深入，考古人员发现，“其出土陶片的密集程度甚至在中原地区的考古中都极为罕见”。为丰富以桥山遗址为代表的陵水史前遗址独特的文化面貌，王巍建议考古队可考虑多发掘几个陵水史前遗址以丰富考古的区域和时间跨度。

　　凭海临风的王巍目视远方，望着城市建设快速发展的陵水县城，他戚戚然。作为现今考古界唯一的一名全国人大代表，王巍曾提交建议“城镇化建设中加强文化遗址的保护”。

　　王巍的担忧绝非空穴来风。桥山遗址所处区域现遍栽芒果树。在种植芒果树时，承包商曾用大型的挖机挖坑以便树种的种植。随着挖机的一个个深挖，埋藏于此的文物深受其害。“你看看这些陶片，从其碎裂的纹样来看，明显是二次破坏造成的。”付永旭说。

　　在经济开发的浪潮中，文物保护成为众多城市共同面临的困惑。如何权衡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王巍指出，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二者并非截然对立。文物保护不仅不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还有助于城市旅游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升城市的品味。在城镇化建设中，科学规划对于平衡二者的关系极为重要。规划部门要充分掌握当地的文物分布情况，将文物保护放在前置的位置，对于已知的重要遗址，规划时就要有意识地避开或进行妥善保护。

　　桥山遗址中散落的遗物仿佛搭设了一条神秘的时空隧道，带领着现代世界中的人们穿越回3000-4000年前，寻找人类童年的生产生活的讯息。在这个春天，因为一群严谨的考古人的努力，我们有望揭示海南史前人类的些许秘密。微风拂过，遗址旁生长的树叶发出沙沙声响，好似对这群考古人勤恳耕耘的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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