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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原因十分复杂,在教育内部,有教育资源配置不均、教师水平不高、教材编写不当、教学理念落后、教育评价与选拔标准不科学、教育督导不力等因素;在教育外部,有传统的教育观、不合理的人才观,不断蔓延的社会攀比和功利心态等多重因素。教育内部和教育外部的多重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学生课业负担越减越重。
多年来,一次又一次“减负规定”,一个又一个红头文件,非但没有让学生的书包真正轻下来,反而越减越重……这到底是为什么?根子究竟在哪里?
减负就像看电影,第一排的人站起来,后排也得站起来
焦虑交叉蔓延,“加压增负”成趋势
在就业“压力山大”的今天,好工作成为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好工作需要好大学,好大学需要好高中……层层传递,连幼儿园都要上最好的。
从纵向看,近年来,“唯学历论”逐渐被“唯名校论”取代,一些单位招工开口“211”、闭口“985”,如果本科“出身”不好,即便你读了名校的研究生,也可能免谈。就业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让纵向的焦虑层层传递,孩子们从幼儿园到高中,负担层层叠加。
从横向看,盲目攀比之风“罪不可赦”。有专家说,就像看电影,第一排的人站起来了,后面的人便不得不站起来,结果,所有人都累得要命,但谁也没有得到额外好处。在减负问题上,学生之间、家庭之间、学校之间、地区之间的盲目攀比,让大家都“站着看电影”,都很累。
对家长而言,无论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还是为了孩子就业的“里子”,都在给孩子“增负”。学生在校时间短了,课外辅导班的时间就长;老师布置的作业少了,家长“加码”的分量就重。让孩子减负,亲爹亲妈都不干!
学校的“欲减还休”其实也很无奈。老师们说,如果不能保证所有学校都减负,那岂不是谁减负谁吃亏?其实,在学校内部,也存在班级之间、科目之间、老师之间、学生之间的竞争,谁都不愿先减。
纵横交错的教育焦虑交叉蔓延,“加压增负”就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势力。
学生“拼性命”,家长“拼财力”,老师“拼时间”
考试制度不改变,负担减不下来
在一个家长QQ群里,不少人对学校“减负”反映强烈——考试制度没变,光“减负”有什么用?
目前的考试选拔机制,一次考试定终身,一分之差决胜负,为了能最大限度地榨出点滴分数,学生“拼性命”,家长“拼财力”,老师“拼时间”,谁还敢想“减负”的美事?
教育资源不均衡,也是减负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优质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个别有钱、有权、有关系的人可以择校、择班、择老师,而没有能力拼钱、拼权、拼关系的家长,就只剩下“拼命”了。“拼”字当头,“减负”就必然成为幻想。
有人把加重中小学生负担的板子打到学校身上。因为很多学校违反“减负令”,以考试成绩对学校、教师、学生排名。但一些校长反映,没有排名怎能奖勤罚懒?吃“大锅饭”如何调动积极性?“因为减负把学校的牌子砸了,我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直接给学生布置作业的老师是不是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呢?一位特级教师认为,学生成绩与教师绩效工资密切相关,老师的负担减不下来,学生的负担又怎能减下来?
监管无力,地方教育主管部门难辞其咎,但他们也有一肚子苦水。对地方政府而言,升学率、重点率也是投资环境,事关招商引资和GDP增长,实在是马虎不得,减负必须三思而后行。
政府一减负,培训跟风涨,教辅不甘寂寞
强大利益驱动,“围剿”减负政策
今年初,北京严令“减负”,“京八条”出台当天,多家上市教育培训机构的股票大幅上涨。一位炒股的家长道出其中奥秘,“孩子们在校时间少了,上辅导班的时间就多了,对教育板块绝对是利好。”
“政府一减负,培训跟风涨”。多年来,在“减负”政策执行过程中,一些相关利益主体的跟风造势和“劣性互动”,成为减负屡减不降、频频反弹的重要原因。
强大利益驱动对减负形成“围剿之势”。有数据显示,未来5到10年,我国中小学教育培训市场潜在规模超过3000亿元。我国每年参加各类培训的青少年儿童超过1亿人次。在大中城市,90%以上的小学生在课后接受各种各样的辅导培训。
虽经多番规范治理,但辅导培训市场依然火得“一塌糊涂”。以北京市小升初的“占坑班”为例,成千上万的家庭为孩子“占坑”花费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所谓“占坑班”就是培训机构为名校“选优”,小学生只有进班,才有可能被“点招”进入相关名校。调查显示,多数“占坑”学生都会选择2—3个“坑”,投入巨大,耗时费力。尽管如此,“占坑班”被认为是普通家庭子女进入名校的“公平途径”,被称为“无权力者的权利”。
“占坑班”只是形形色色培训班的九牛之一毛;与培训班并驾齐驱的还有庞大的教辅书产业链,年产值已过百亿元。
不论是培训班还是教辅书,最终还不都集中到中小学生身上?孩子们的负担又怎能减得下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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